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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程亚文:东亚的内部化学反应

盘古智库 <更多内容 2018-07-19 18:27:44

原标题:【关注】程亚文:东亚的内部化学反应

本文大概2400字,读完约8分钟

新加坡以特别的方式“介入”朝鲜核问题,代表了东南亚国家日益增强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空间意识,那就是不再仅仅把视线投向与自身相邻国家及相关事务,而是把整个东亚区域内的国家及有关事务,都纳入关注范畴,且认为与自身相关。因此,发生在东北亚的朝鲜核问题,并非与东南亚无关,而是高度关乎东南亚的未来。

本文刊发于7月16日《环球时报》,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

在新加坡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供会场,并成功实现美朝领导人直接会晤后,坊间普遍的评价是,这再次彰显新加坡的国际影响力,也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还为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及东北亚的长久和平,带来了晨光和希望。以此来看待新加坡特金会的意义,并非不可以,但并不充分,遗漏了也许更为关键的看点和要素。

据报道,为这次特金会,新加坡不仅提供了场地,还承担了约1600万新元的会议费用。这样慷慨大方出钱出力,当然有新加坡为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和保障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然而,反向想一下,如果新加坡不展现出这种积极性,事态又将如何发展演变?不外是朝鲜半岛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温,甚至会在东北亚爆发战争;而中美关系也会因此恶化。当东北亚格局和中美关系陷入极端对立状态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能够置身其外吗?显然不可能。东亚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所表现的良好经济社会发展势头,也将戛然而止。这不仅仅是一两个国家之殇,而会是整个东亚区域的横祸,域内所有国家都将成为受害者。

新加坡以特别的方式“介入”朝鲜核问题,代表了东南亚国家日益增强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空间意识,那就是不再仅仅把视线投向与自身相邻国家及相关事务,而是把整个东亚区域内的国家及有关事务,都纳入关注范畴,且认为与自身相关。因此,发生在东北亚的朝鲜核问题,并非与东南亚无关,而是高度关乎东南亚的未来。正是这种空间上的连带感,使得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也积极参与东北亚的秩序建构,为化解东亚内部问题做出自己的努力。

东南亚与东北亚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化学反应,又反映了东亚国家在面对域内争端时,近年来在处理方式上的一种普遍转变,那就是力求将区域内部发生的问题,以内部化的方式化解,尽量减少外力对区域内部问题的操纵。

这种将域内问题内部化的处理方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纠纷当事国的自我克制。2016年菲律宾更换总统,在南中国海争端上转变了态度,是鲜明案例。而在近期,在大选时对中国有“不友好言论”的马来西亚新任首相马哈迪,近日却公开表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继续持中立态度,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仍然欢迎。马哈迪的表态,反映了东亚国家间的关系尽管不时会有这样那样的摩擦,却不太容易因领导人的更换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各国政治家都有足够的理性去维护东亚国家间的稳定关系,而这在过去几十年来的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上也有更多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面对区域内部其他国家的纠纷与冲突时,作为非直接当事国的其他东亚国家,还在形成一种劝诱机制,即通过主动提供内部解决方案,为区域内部纠纷和冲突的化解创造条件。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年4月出人意料在板门店与金正恩会晤,将处于悬崖边缘的朝鲜半岛局势拉了回来,正是通过将美朝关系韩国化,成功实现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再缓解。新加坡除此次特金会外,还曾在2015年为习近平与马英九、1993年为汪道涵与辜振甫的会晤提供了场所,都显示了通过介入和参与,推动东亚内部问题在内部解决的意愿。

国家目标相近有利东亚国家推进合作

在《东亚需要强化自处机制》(《联合早报》2018年5月2日)一文中,笔者认为今天东亚世界的一个特点,是东亚国家间关系已逐渐驾驭起东亚国际关系,也就是东亚区域的事务和进程,已开始主要由内生动能所主导,而非服从于外部安排。

这种内部能量已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1990年,时任马亚西亚首相马哈迪曾建议由日本牵头成立“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简称EAEG),后来由于美国反对而夭折,而以美国提议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取而代之。尽管有着外部干扰,自20世纪后期以来,东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还是在东亚国家自身的努力下,取得长足进展。

与世界其他区域相比,东亚区域为何展现出相对良好的自处状态?长远因素可能在于,最近几十年来东亚国家普遍的经济增长,增强了彼此之间拓展相互合作的意愿和能力。而近因可能是,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不断加剧的衰败迹象,不仅使域外国家干预东亚事务的能力减弱,而且使东亚国家更加清楚认识到,不能把自身的发展和安全系于域外,要赢得未来,更可靠的乃是域内的和解与合作。

这种协商和劝诱机制屡屡展现出效率,很大程度上又与东亚区域的各国所选择的国家目标大体一致有关,即均主要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世俗追求为导向。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为上,都相对比较务实理性,不太容易走极端。同时,克制、协商和劝诱的结果,往往有利于各个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增进所看重的利益,这也很大地激励了域内国家继续采取合作的策略。

东亚国家近期的走向是积极乐观的。7月初,中国、日本、印度和亚细安等16国在东京举行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长级会议,会后的联合声明提出,“在当前全球贸易面临单边主义挑战的背景下,尽快结束RCEP谈判至关重要”;日本经济产业部长世耕弘成也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力争年底达成基本协议”。日本以往在RCEP谈判中态度相对谨慎,今年以来态度明显转向积极,把它与不久前日本以超规格待遇欢迎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连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日本已把自己的未来命运,越来越多地押在与本区域国家的合作上。

东亚还有不少待解难题和纠纷,但东亚世界找回自我的速度,业已超过纷争升级为冲突的速度。一个有着自处能力,且将这种能力转化为一定的自处制度安排的东亚,可以为自身,也为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6日《环球时报》

责任编辑:罗震

主编邮箱:wangyue@pango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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