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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的“花样”老鼠仓

股市圣经 <更多内容 2018-06-10 11:36:38

近期,老鼠仓再次成为财经圈内关注的焦点:被业内称为“暗语老鼠仓”的某大型基金债券交易员王鹏案在“零口供”的基础上,被依法宣判,一家三口同时获刑。

与此同时,近半年内,中国裁判文书网接连公布3份人保资产“老鼠仓”的判决书,3人涉案资金超5亿元,获利775万元,这也是国内首家保险系资管公司“老鼠仓”案。

综合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公开资料粗略统计,自2007年原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老鼠仓”行为被查实以来,截至2018年6月7日,在审或已处理的金融机构“老鼠仓”案件中,涉及至少39家金融机构、62名金融从业人员,上述案件合计获利金额高达3.65亿元。

2007年至今

共落定33宗公募基金“老鼠仓”案件

近年来,一方面,一些龙头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在迅速飙升;另一方面,“老鼠仓”案和内幕交易案也隔三差五曝光。究竟是什么机制在纵容风险的发生?公募基金在急行军的同时,也暴露了风控合规等漏洞。未来,公募基金如何避开雷区,向更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成了全行业反思的一大问题。

纵观二十年,不仅仅是内幕交易,随着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增多,“老鼠仓”案件也经常在公募行业上演,主要涉事人为基金经理。目前基金投资者对“老鼠仓”并不陌生,而这也是悬在基金经理头上的一把利剑。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至今,一共落定33宗公募基金“老鼠仓”案件,涉案公司共有20多家,涉及非法获利金额高达3.7亿元,其中非法获利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就有12件。

这20多家涉事公募基金公司分别是上投摩根、南方、长城、景顺长城、融通、东吴、交银施罗德、国海富兰克林、招商、光大保德信、嘉实、博时、汇丰晋信、海富通、易方达、建信、中邮、农银汇理、申万菱信、东方证券、信达澳银、工银瑞信基金等。可以看出的是,不光涉及金额较大,就连知名大型机构也未能幸免。

最大老鼠仓案

33岁的博时明星基金经理马乐从“逆袭”掌舵百亿规模基金到贪财堕落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

2011年3月9日至2013 年 5 月 30 日,马乐在担任基金经理期间,投入本金 300 多万元,操作“金某”、“严某进”、“严某雯”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电话卡下单,先于、同期或稍晚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账户买入相同股票近80 只,累计成交金额逾 10.5 亿元,从中非法获利 1883 万元。2013 年 7 月 11 日和 12 日,证监会冻结涉案 3个股票账户,冻结资金共计 3700 万元。7 月 17 日,马乐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

深圳市中级法院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对马乐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处罚近2000万元,同时对其违法所得1883万余元予以追缴。因涉案金额巨大,该案被称为国内“最大老鼠仓”案。

现实版首例零口供“老鼠仓”案

自2007年公募“老鼠仓”第一人唐建开始,截至目前,至少24家公募基金、41位公募基金从业人员因“老鼠仓”行为被立案调查,公募仍是金融机构中“老鼠仓”行为的集中营。其中不乏总监级基金高管、明星基金经理的身影,如原交银施罗德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等。此外,违法人员还逐步向基金交易员等人群“蔓延”。

近日,曾经轰动一时的某大型基金前债券交易员王鹏“老鼠仓”案一审判决结果出炉,王鹏及其父母同获3年-6年不等的实刑,被罚没总金额达3573万元,此案也是我国证券史上首例零口供“老鼠仓”案。

2014年,受此前多位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影响,监管部门对该基金公司执行了内控检查,身为债券交易员的王鹏就是在这一轮被“挖”出来的。稽查部门通过大数据发现,王某某和宋某的账户交易与公司旗下多只基金交易趋同,平均达到90%以上,而王某某和宋某正是王鹏的父母。

判决书显示,王鹏父母的股票账户,在王鹏任职期间,通过其掌握的未公开信息,动用不到200万元的资金,通过关联账户交易股票,交易金额8.78亿余元,非法获利1773万余元,股票账户资金翻了近9倍。

但面对稽查人员的质疑,王鹏仅承认涉案账户确为其父母所有,拒不承认与账户交易的关联关系,也拒绝承认利用该账户交易股票。但稽查人员随后从公司其他同事口中了解到,该公司在2011年8月8日之前有一个所有交易员通用的公共账户,后因公司内控升级而关闭。王鹏作为交易员,正是利用此漏洞进入公司公共账户,查看其他基金经理的交易决策,然后再告知其父母。稽查人员提前数据发现,王鹏登录公共账户事件与涉案账户交易的前后关系高度吻合。

据报道,王鹏和父母通过“暗语”沟通,王鹏经常会电话问候“父母血压高不高”、“早上吃啥啊?”等看似家长里短的问候,但通过与交易数据对此,电话问候时间点与其父母股票交易密切相关,“血压高”即为抛出信号,“吃什么”即为买入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知名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在被证监会稽查人员调查之后的时间里,王鹏查询了大量国内对于“老鼠仓”的判例,与其父母一起构筑了强大的心理防线,对案件过程三缄其口,上演现实版的“囚徒困境”。在“零口供”的背景下,“大数据监测系统”的威力开始显现,调查数据显示,在王某入职该公司前,王鹏父母的账户交易具有典型的散户特征,但在王鹏入职后,其父母账户资金量明显增大,投资风格也彻底改变,几十万上百万的资金集中买入一两只股票,且手法彪悍,经常T+1操作,当天买入,第二天就卖掉。但当公司关闭交易员公共账户后,涉案账户将股票清空,并将部分账户销户,仍在交易的个别账户又恢复了散户特征。最终,在证据面前,王鹏和其父母获刑。

“马甲”账户、不记名电话卡

基金“老鼠仓”隐蔽性不断增强

除了上述案件,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在今年4月20日还披露了原广发基金新经济、小盘成长基金经理李险峰“老鼠仓”案件的起诉书,起诉书显示,李险峰2013年7月24日至2016年9月19日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明示、暗示其朋友张某某进行相关股票交易,趋同交易金额累计1122.3095万元。李险峰已于2017年6月被逮捕,目前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

记者梳理发现,随着监管趋严,基金内部“老鼠仓”的玩法也“与时俱进”、不断升级。“老鼠仓”相关账户已从最初的父母和亲戚账户,逐步向朋友账户,乃至朋友的朋友账户等方向蔓延,力图增加隐蔽性。

比较典型的是早前中邮核心优选明星基金经理厉建超的“老鼠仓”案。公开资料显示,上任基金经理不久,厉建超就发动大学同学“管某某”、小学同学“孔某”、研究生同学“刘某某”等帮他搜罗账户,判决书显示,厉建超“老鼠仓”牵扯股票账户多达10个,上述10个股票账户交易均与中邮核心优选投资相同的股票,累计趋同交易金额9.15亿元,累计趋同交易获利1682.80万元。

例如,中邮核心优选从2011年12月21日开始买入“拓维信息”,同日,其控制的“管某某”和“高某某”证券账户也同步买入了该只股票。中邮核心优选2011年4季度报告显示,拓维信息为基金第九大持仓股票,期末持有995.53万股,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2.50%。类似的操纵下,相关账户还与中邮核心优选基金几乎同步买入浙江震元、小天鹅A、燃控科技。最终,厉建超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处罚1700万元,并被终身市场禁入。

此外,博时基金经理马乐“老鼠仓”案也较为典型,马乐在操作中从不留下真实身份,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电话卡下单。公开资料显示,马乐案最初的线索来自亚宝药业,据稽查人员介绍,亚宝药业当初的走势并不特别。某天有两个账户以6.6元/股买了100多万股,随后几天,博时基金以6.8~6.9元/股的价格连续买入1000多万股,此后,两个账户先行卖出。百密必有一疏,马乐虽然换了多张不记名电话卡,做足防范措施,但因发生过交通事故,马乐用其中一张卡拨打110电话,所报车牌号的车主即为马乐本人,因此马乐案逐步浮出水面。数据显示,马乐任职期间买入与其管理的基金账户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金额10.5亿元,非法获利1883万元。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追缴违法所得,并处罚金1884万元。

此外,公募“老鼠仓”中不乏高管的身影,如李旭利“老鼠仓”案发前任交银施罗德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投资总监牟永宁,案发前为海富通基金策略分析师、研究总监,其中,牟永宁所涉为“窝案”,共牵扯5名(包括牟永宁)海富通基金原任或时任基金经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市场通常将“老鼠仓”和“暴利”挂钩,但现实生活中就是这么“戏剧性,据统计,至少3位基金经理在“老鼠仓”上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还出现了亏损。如汇丰晋信原基金经理钟小婧亏8.45万元,钟小婧原本是某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后通过看同事“底牌”,玩起了“老鼠仓”,前后交易12只股票,累计买入成交金额324.8511万元,但最终亏损了8.45万元。此外,国海富兰克林原基金经理黄林“老鼠仓”亏损5.4万元,同时也是A股“老鼠仓”亏钱第一人。最终,钟小婧被取消了基金从业资格,并处以20万元罚款;黄林被判市场禁入、取消从业资格,并处以30万元罚款。

对于基金“老鼠仓”屡禁不止,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远忠分析:“基金经理们手里掌握大量资金,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部分从业人员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让自己小账户坐轿子,大账户抬轿子。另外,从监管角度而言,‘老鼠仓’监管相对比较薄弱,调查手段比较有限,一定程度上也为‘老鼠仓’创造了生长空间。”

“老鼠仓”量刑过轻引质疑

建议提高执法权完善民事赔偿制度

其实市场关于老鼠仓“量刑是否过轻”质疑由来已久,如多数“老鼠仓”的处罚方式为“没一罚一”,也就是说没收非法获利金额,同时处以同等数量的罚金。但对于“高薪”阶段的金融从业人员来说,几十万甚至一两百万的罚金也并非是天文数字。

有期刑罚方面,当前有期徒刑最高的为7年刑罚,还未出现顶格十年刑期的判决。此外,在“老鼠仓”案件中,投案自首、退缴违法所得和有认罪悔罪等也能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从轻处罚的结果,例如刘雄军根据其“老鼠仓”交易金额,预计判刑在5年以上,但因其有主动回国自首表现,最终法院作出“判三缓三”的决定。

近年来,“‘老鼠仓’案例在券商、保险和私募等领域开始增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领域业务放开,营业范围覆盖股票投资等领域;另一方面是因为监管层将监管范围拓宽,开始对上述领域的‘老鼠仓’行为进行监督和核查。此外,因保监会当前对‘老鼠仓’监管力度远不如证监会,这也是保险领域‘老鼠仓’ 案例频发的原因之一。”张远忠分析。

对于未来“老鼠仓”的监管方向,他表示,当前我国对“老鼠仓”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相较于国外轻了许多,张远忠建议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完善民事赔偿制度,为权益受损的投资者挽回损失,当前尚无因“老鼠仓”而成功索赔的先例;二是加强监管,尤其是提高监管部门的执法权和调查权,例如未来具有出具调查令、传唤证等权利。

(本文综合来源证券市场红周刊等)

本文来自大风号,仅代表大风号自媒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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