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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周刊》专访李嘉诚:着眼未来

街市 <更多内容 2018-03-28 22:48:11

标志性的黑色胶框眼镜,眼睛弯成新月的招牌式微笑,2018年3月12日上午,90岁的李嘉诚在香港长江中心70层的主席办公室迎接我们。

长江中心是香港金融重地——中环的地标性建筑,也是游客必访之地,不过鲜有人探究它的来历。它的原址是希尔顿酒店,1977年,李嘉诚在一周之内以闪电速度收购香港希尔顿酒店母公司永高公司控股权。如今的集团总部,就是在酒店旧址之上建成。

这是李嘉诚从商生涯中多次提及的一宗满意之作。彼时的香港风云变幻,地产狂潮造就雄踞至今的“四大家族”。李嘉诚白手发家于塑胶产业,后将事业逐步扩张至地产、港口、能源、公共事业、电信等至少14个行业,如今商业版图横跨全球50多个国家及地区,李氏本人早已是亚洲最长青的企业家和投资家,将一生事业命名为长江集团:不择细流,浩荡万里。

再见李嘉诚之时,退休这件事,李嘉诚商业生涯的最后杰作,正在画上句号。

90岁的李嘉诚在香港长江中心70层办公室里。图/财新记者 郭现中

他于3月16日正式宣布退休。如此大事引来如潮感慨,但并未对市场造成任何负面冲击——一切都在算中。自2012年以来精心布局,巨鲸短短数年即完成转身,又未掀起波涛,交到下一代手上的,是一个现金充沛、业务稳健、全球布局的商业帝国。

“超人”谢幕,自当如此。

收官

上一次专访李嘉诚,是2013年底,所谓李嘉诚从内地撤资的舆论仍在,彼时是雾里看花。四年间,“李氏王国”继续处理中国内地、香港等资产的同时,投资重心转向海外,跨区域并购接踵而来,创造固定收入的稳健资产占比急速过半。“长和系”的业务条线和股权架构更加清晰,公司注册地也迁往开曼。看三步着一子,李嘉诚的棋路日渐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在公司层面,以长江和记实业(00001.HK)、长江实业集团(01113.HK)为代表的长江集团实现:从区域分布上,涉足中国香港、中国内地、英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50多国及地区;从行业分布上,覆盖房地产、航空、港口、零售、基建、能源、电信、物流等至少14个行业。

在家族内部,不像亚洲一些大家族因为开创者退休或分家而兄弟阋墙,“李氏王国”的交接自然平顺。早在2012年,李嘉诚已经部署接班和财产分配事宜,长子李泽钜接手李氏一手打造的长江集团,次子李泽楷则获得父亲多于其个人资产数倍的现金支持发展事业。

李嘉诚向来推崇《周易》中的“不疾而速”。回首看来,这堪称一场精心筹划、有坚固决心而操作耐心的收官之役。

“在这人生阶段,退休安排做得好,就无憾了。”李嘉诚说。

接班人

与父亲李嘉诚相比,53岁的接任者李泽钜低调寡言,外界或归之于早年曾被绑架的特殊经历,或归之于父亲榜样压力之大。他加入长江集团30多年,外界了解他也只是通过每次集团业绩记者会,李泽钜总是目光深邃,若有所思,偶尔爆出一些冷幽默。李泽钜并不是一个讨记者喜欢的上市公司高管,但也许是受股东欢迎的管理者。

李泽钜在接任长江集团主席之前,担任集团旗下长江基建(01038.HK)董事局主席——他曾于1996年主导分拆长江基建上市,也是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兼副主席、长实董事总经理兼副主席,此外,还在同属“长和系”的电能实业(00006.HK)担任非执行董事。

李嘉诚此前极少公开评价李泽钜,更加剧李泽钜给外界的神秘感。他的评论也总是那句“做父亲不会给孩子100分,但李泽钜都有90分”。在今年退休前长江集团春茗的讲话时,李嘉诚则是以“我的儿子Victor也在集团服务了33年”一句带过。

在采访中,李嘉诚首度畅谈两个儿子。他称大儿子李泽钜是实干家,做事规矩,亦是负责任的好丈夫和好父亲。然后,谈到小儿子李泽楷,李氏话锋一转,“其实他勤奋聪颖,和外界了解大不一样,他也同样走向成功。”

在“后李嘉诚时代”,李泽钜将会选择何种方向?

3月16日,香港,李嘉诚(右)正式宣布退休,接任者是 53 岁的长子李泽钜(左)。“在这人生阶段,退休安排做得好,就无憾了。”李嘉诚说。

与李嘉诚家族私交甚好的兰桂坊集团主席盛智文指出,第二代未必与父辈的行事风格一致,但时代在变化,他们有很好的基础,能力亦不容小觑。“父辈给他们创造了一条路,而他们才是行走在这条路上并不断开辟旁路的人。”

象征

凭借政商头脑与远见,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巨贾一代,助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也获利良多。从长实主导投资的东方广场项目在北京长安街拔地而起开始,李氏家族与中国经济腾飞共舞,积累下巨额财富。根据《福布斯》2018年1月最新统计,在香港富豪排行榜上,李嘉诚以360亿美元净资产,连续20年蝉联榜首。

不过,时势在变。今时今日,在内地,香港巨贾们不再拥有曾经事实上拥有的“超国民待遇”;在本地,民粹主义抬头正重塑香港的政经生态;如果在商言商,则是高科技企业崛起令传统大亨的地位备受挑战,新兴巨人们的管理文化、生意模式、估值逻辑都在颠覆传统。

如果按市值计算,截至2018年3月21日,在港股主板上市的股本证券中,市值最高的公司为内地互联网巨头——腾讯(00700.HK),总市值一骑绝尘,近4.39万亿港元。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总市值3709亿港元,位列第11位,已是排名最靠前的港商上市公司。

未来的香港也许再也不会出现李嘉诚式的商业领袖。这一点李氏看得清楚。身边的人说,他包容豁达,非常乐见年轻人的崛起。他也多次公开强调,新一代企业家将与老一辈完全不同,更多依赖新经济和知识经济。

创造李嘉诚的那个时代正在消逝,但李嘉诚坦然面对,应时而动,商业智慧益发增色。他对时代性机遇的判断公认是又准又狠,知行合一。“愚人见石,智者见泉。”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相较内地富豪的沧海沉浮,李氏在近80年的从商生涯中,多次精准把控机遇,及时转型,所以基业长青至今。

如果从12岁计算,李嘉诚已工作78年,他更笑言如果以工时计,工作已经超过100年。“我的成长阶段没有玩具,常常玩的游戏就是观察别人,并会思考如换了他人角色,会怎样做。”李嘉诚说。

1940年,由于战乱,12岁的李嘉诚辍学,跟随父母逃难至香港。他是钟表行的学徒,是五金厂和塑料厂的推销员,也是亚洲的塑胶花大王。此后李氏观察到香港地少人多,住房需求殷切,毅然决然结束有盈利的塑料业务,全心投入房地产业务并上市,此后再通过收购和记黄埔,将集团业务迈向国际化。

“打工、经营制造业、上市到国际化;由塑料、楼房、基建港口到能源。”李嘉诚如此洗练归纳自己的人生里程。

盛智文说,李氏的退休带给香港的影响更多来自精神层面,“他是香港的楷模,将多元产业带入香港,每个香港人都在仰望他,他已经成为了香港的一个符号象征。”

香港正在经历巨变,符号是用来记录历史。经济学家陶冬说,“香港这百年来的发展,不是由政府发展起来的,而是靠香港人、靠李嘉诚等企业家们、靠狮子山精神做出来的,然而过去这十年最大问题是,大家都想躺在政府的身上。”

香港经济未来出路何在?李嘉诚在采访中并没有直接指出明路。但可想而知,无论出路是什么,一少不了靠每个港人自己努力,二少不了投资于教育。一谈起读书与教育,李嘉诚便滔滔不绝:“我年轻时,每天清晨起来,胸口放着一本打开未读完的书;我当时自学英语,看塑胶行业期刊⋯⋯”

即使到了退休之年,李嘉诚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有兴趣,对于新科技更是全心拥抱。李嘉诚基金会大量投资于全球新兴科技,而当下的兴趣焦点又在最前沿的合成生物。有多少巅峰人士到了90岁还在学习新东西?反正李嘉诚还在学习。

李嘉诚曾对儿子们戏言,哪怕是70岁的时候,只有1000万资金,拿到内地去经营几年,依然能做到亿万富翁。其实对他而言,30岁时即已挣足一生需要的钱,再不用为生计而工作。钱早已只是数字,要点是任何时候都要寻找机会,着眼未来。

退休之际,李嘉诚告诉财新记者,将会全力投入其名下基金会的慈善工作。“我会披上新战衣。”

巨贾转身,猛志常在。

李泽钜是实干家

财新记者:你为何选择这个时间点退休?退休后关于集团事务有哪些安排?个人有何打算?

李嘉诚:2012年起我已公开退休的准备,确定性大一些,不会出现接班问题,让股东及同事们均有信心,对两个儿子也是好事,让他们俩知道自己的权责是什么,并可自己计划人生导向发展。这个接班安排不是为公司未来一两年的发展而做,是为更长远、更好的发展而做好规划安排。在公司前线退下之后,我会披上新战衣,全心投入推动基金会工作,特别是医疗和教育方面,支持对社会重要的改革。

财新记者:你曾说过,做父亲不会给孩子100分。交班之际,你如何给李泽钜打分?他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提升?

李嘉诚:我对自己也不会给满分,莫说是给孩子打满分。不想打开这个话题,Victor(李泽钜)也已过半百,对他指指点点实不公平。作为父亲,给孩子留空间是珍贵礼物,让他们有更多选择,发展意向领域,做自己的投资决定。

广东俗语很到位:“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我这个人,也有缺点,其中一个是情感包袱太大。相信Victor坐上主席位置后,会更体会社会对他的期许。

Victor在公司由基层做到董事总经理兼副主席,不仅对长实、对和黄,以至其他上市公司,例如长江基建和其他附属公司,都有很深入的参与,所以我没有任何担心。我曾经说过,即使下一秒钟我出门旅行,公司的营运都没有问题。

两个儿子的业务领域都不相同,现在的安排对两人来说,大部分没有抵触。以他们两人在社会及事业上的多年经验,我有信心他们会做得很好。

Victor实在肯干,非常用功,我相信现有股东应该喜欢他。他一手打造长江基建,是一家成功的国际化基建公司。有人可能善于应酬,但我就不喜欢,李泽钜也是这样。他做人规矩,是最好的丈夫和父亲。

Richard(李泽楷)做事非常勤力,每天都在不停地工作,他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但同样走向成功。

财新记者:长江集团未来有何规划?

李嘉诚:可能因为经历过动荡,我特别重视打造良性循环的条件,开始经营塑料工厂生意时,塑料科技促使生产业出现空前高增长,当年利润每月增100%;之后看到另一领域——房地产的高增长期之雏形,于是积极部署,结束增长稳定的工厂,全情驰骋新行业;后来通过和记发展国际业务。

眼见全球经济冒起,锁定要经营集装箱,当时那是崭新高效的运输方法,全球90%的货物到今天依然靠海上运输,我们从第一个集装箱码头做到今天在57个国家有业务经营。

近年来,我很着力发展经常性固定收入之项目;至于未来,要把资源放在什么领域、比例如何,应该由Victor决定。

举长江基建为例,这是Victor一手创立和经营的,集团内其他不同业务,他都参与其中,由他接手并无困难;公司的风格和宗旨,必定从股东的最大利益出发,Victor现在已做得很好,而Richard(李泽楷)自己的保险事业,也发展得很好。

财新记者:2015年,你将长实与和黄重组,改为长和与长地,后来又将长地的名称改回长实。这次改名,和40年前公司的改名相比,在公司的发展战略、投资环境等层面,体现哪些想法?

李嘉诚:改组时已有保留长江实业这名字的打算,只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做,特别是地产价格飙升,与我们秉持“发展不忘稳健,稳健不忘发展”的宗旨有抵触,所以除了地产业务,我们也转向其他方面发展,增加固定收入业务,固定收入增加超过50%。

为什么我对“长江”有情意结?长江不择细流,年轻时,我以此警惕自己不要因为成就而自满气扬,要以宽大眼光看人看事,才可装载成就。

财新记者:你近年着力发展经常性固定收入项目,出于什么考虑?

李嘉诚:在模糊和微妙的政经局面下,选择增加指定行业的固定性收入比重,是合适的。

财新记者:你从2012年开始围绕退休所作的这一系列安排,时间长,想得深,动作大,又确实是不疾而速。你给自己这个收官之作什么评价?

李嘉诚:从不给自己打分数,在这人生阶段,退休安排做得好,就无憾了。

“第三个儿子”

财新记者:你常说李嘉诚基金会是“第三个儿子”,对其未来发展又有怎样的愿景?

李嘉诚:我经常思考问题,从个人经验所得,医疗、教育是社会的重中之重;最近发现,在今天多变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心灵的追求,因而要推动慈山寺的工作。(记者注:慈山寺是香港一座大型寺院,李嘉诚基金会斥资15亿港元兴建,并投入逾11亿港元作营运及发展,寺院于2014年竣工,2015年4月免费对公众开放)

是的,我把基金会看作第三个儿子。

基金会经常尝试创新的实验项目,例如“香港仁爱香港”,由民众决定把资源分配给什么机构;我们2016年直接资助偏远地区的DSE考生(香港“高考”学生),其实是一项精准UBI(全民基本收入)的试验;最近我决定直接支持社会企业。

进行项目探讨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变得太快,以往教育工作的框框,是旧有模式,需要变革。为了让基金会探讨新方法,我们早做好准备,进行架构重组,在深圳设办公室,更方便香港与内地同事工作。怎料又引起基金会撤退的轩然大波,实在莫名其妙,或许是这个世界太敏感。

慈山寺的观音低头看众生。在采访中,李嘉诚称,“在今天多变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心灵的追求。”李嘉诚基金会斥资15亿港元兴建慈山寺,于2015年4月免费开放。

我的人生一大领悟,是以出世的心,做好入世的任务。1980年设立基金会,2006年将30%财产注入基金会,当天起,已不算入自己的财富,独立运作。

你知道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吗?

2006年决定要把约130亿美元注入基金会独立运作,两儿子没有一丁点儿的反对。基金会有足够的资源,除非出现战争等不可预见的情况,否则将会永久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

财新记者:你曾说自己平时八九成时间不是花在现有业务上,而是花在下一步作出什么投资部署。从塑料产业,到房地产业,再到电信以及科技产业,每一次产业投资都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对下一波的产业布局和投资,你有什么前瞻性想法?

李嘉诚:我习惯在筹划方面花功夫、花时间研究,然后可以在短时间内拍板;但若你给我1000亿,我5分钟内的决定不是那些“拍脑袋”式作决定,而是预先想透彻了的方向和范围。有准备的人,机会抓得更快。我的投资方略,不离公司原则:好谋而成、不疾而速、稳健中求进步。

在竞争越趋剧烈的社会,科技会扩大知识、能力的差距,到底有否合适框架、合适宽度,以支持世界的高速发展?难有答案。

在巨大的科技涡流中,各个国家,特别是中国,都要考虑设立“未来办”,探讨未来需要什么,重新厘定政府政策,设计未来。

近年,我私人投资了不少“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项目。我很高兴,这是项极具颠覆性的技术,可应用的产品已在眼前,各国各行业也受影响。20世纪合成化学孵化出无数价值链,石油是基本材料;21世纪,合成生物DNA是材料,也将会产生无数新价值链,解决天然生产难题,稳定价格满足未来所需。合成生物经济的大颠覆将覆盖各行各业,无国界。

每次看到新科技,也想参与投资,窥视未来;这对我个人而言,既惊喜,也担心带来的影响;对国家来说,就要做好如何参与未来的准备。

集团的未来投资,Victor主要是扩大有利的投资领域;集团方向基本是加大经常性固定收入,过去一年增幅最大,超过50%。对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拥抱科技,除了“合成生物学”,也关注Optimal Aging(优质老龄)的项目,自己作为高龄人士,很明白快乐及尊严的重要性。

“我有自己的原则”

财新记者:房地产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许多国家的房地产市场都经历过由盛转衰,甚至泡沫破裂的情况。你早年转型做房地产时,也是在市场低迷时大举进入。你认为香港与内地的房地产市场,现在分别处于什么阶段?未来会怎样发展?

李嘉诚:房产业都被负面化,但其实这是“衣食住行”之基本需求,有恒产者有恒心。在香港,政府是最大地主,我一直支持加建公共房屋,因为这才可满足政府利用房产业作主收入同时,也可满足老百姓要有安乐窝的需求。

能力可负担的,可选择自己的房屋;不能负担的,政府也要提供舒适居所,不要以为公共房屋会影响房地产市场。

财新记者:现在有观点认为香港错过了自身转型与产业升级的黄金时期,并最终可能被逐渐开放的内地城市取代。其实20年来各界一直呼吁香港应该发展科技企业,但一直不温不火,你认为个中原因是什么?政府应该如何做?

李嘉诚:香港是个特殊地方,政府是最大地主,从政府收入比重就看到政府自身对地产和金融的依赖性,因而选择光谱幅度不大,若要投资未来,令收入比重会出现改变,对政府来说或有风险;一旦决心不够,就抓不住着力点,不责实效。

面对未来,我一直建议一定要决心找到“双元”(Ambidexterity)战略,在传统产业迅速无缝植入创新科技,新旧合璧,兼具利与变,如左右两手同时运行自如。

财新记者:26年前,你开始在内地投资,近年则陆续出售在内地的资产,尤其是一些房地产项目。你曾说这些都是出于商业原因。可否具体解释一下是怎样的商业原因?当年内地的投资环境与回报和现在相比有多大差异?

李嘉诚:我们在内地的投资业务,不是单一做房地产,还有能源和基建投资。加上政府为稳定社会和市场,政策层出不穷,我们因而较谨慎;但事实上,内地仍有很多需求和机会。把房地产正常卖买,扭曲大发无根之言,总说我撤资,背后原因是什么,我也没有兴趣细究。

“誉之所至,谤亦随之”,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自长江在1972年上市至今,我一直重视股东利益一致的重要;回想当年,香港人较喜欢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但我觉得华资公司也可以独当一面,于是我自己建立公司,决心做一个模范。

大家常常笑我是傻瓜,上市时两家保荐行均建议,上市定价在13港元,我不同意,他们改到8港元,但最后我坚持以3港元上市。朋友都笑我傻,无论是13港元还是3港元,都一样会超额认购的,实在太浪费。当时的招股书预期我们首年利润约1100万港元,结果出来,赚了约4000万港元。到今天46年,我每年工资5000港元,从不打主意利用公司资源图享受、图私利。和公司其他董事不同的待遇仅是我有保安队伍。

网上假消息充斥,焦虑年代负面指数特别高,这些时候琢磨《金刚经》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个中智慧,特有意思。

财新记者:你经商一生,经常面临不测风险、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时候用什么来管理自己的焦虑和担忧?

李嘉诚:不知是天性,还是后天环境所至,我的忧患意识一直也很高,如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很快便知道要有什么抗御能力,不用特别管理焦虑。

保持现金流最为重要

财新记者:如果从12岁做学徒计算,你已工作78年。检视过去,你如何看待和划分你的工作里程,以及每个里程所取得的成就?

李嘉诚:我的“工龄”是78年,但若以工时计,我工作了超过100年。由12岁开始,虽然搬运比我身体重1倍的货物很吃力,但我很积极努力去做,怕别人因我年幼而觉得我无用。

成长阶段没有玩具,我常常玩的游戏就是观察别人,并会思考如换了他人角色,会怎样做;17岁时,当公司要我做掌柜,我就主动要求做较辛苦的销售,往外跑,我才知道世界需要什么。之后开设自己的工厂,也是“一脚踢”(粤语俗语,指一个人包揽所有工作),睡在厂房阁楼上,听着机械隆隆声,知道生意在运作,酣睡如泥。及后在1956年时扩大搬新厂房,我租住的家在12楼,依然是每天工作16小时,每晚回家特别困倦。我要闭着眼,拉着扶手,心内数着梯级,一步一步走上家。从事制造业,让我知道发挥创意、寻求解决方案、保持现金流的重要。

早期,我买地是为了方便自己兴建厂房,但香港地少人多,很快看到住房需求殷切,决心结束有盈利的塑料业务,全心投入房地产业务;之后上市,再透过收购和黄走向国际化。

我的里程就是由打工、经营制造业、上市到国际化;由塑料、楼房、基建港口到能源。

财新记者:过去78年间,哪些是最令你可敬的商业对手?

李嘉诚:在商业法治制度健存的社会,人人都是对手,竞争是竞技,不应是恶性的,因此我从来尽量避免敌意收购。多年来,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汇丰是我们很好的伙伴,讲信誉;很多竞争对手是朋友,例如包玉刚、唐骥千、郑裕彤等,每每念到故友,心内也黯然难过,我和他们的家人也是好朋友。遇到一些项目,想起谁合适的,就会鼓励别人参与。

财新记者:你留下了许多商业史上的经典案例。你最得意的一个商业成功案例是什么?为什么?

李嘉诚:90年代初,通讯行业开始冒起,我们购入英国一家业务亏损的电讯公司,经营单向流动电话服务,命名为Rabbit,但投资了两年,仍是亏损,加上前景黯淡,我决定结束业务;后来有买家提出合理价收购,双方进行探讨合作的会议,未有定案前,协议好不对外披露任何消息;但是,会议结束后5分钟,对方的经理打电话给我们在英国的负责人,以战胜国对待战败国的口吻说:“你要听话合作,不然将来的职份就保不了,我们要买下你的公司。”

当同事向我报告这事后,我感到不是味儿,听不入耳,立马按着桌上的红灯,拒绝接听所有电话。我反复思考,如果继续Rabbit业务,我们有没有能力扭亏为盈,手上是否有足够现金流应付Rabbit的业务发展,我用了10分钟时间,计好了数,便决定不出售Rabbit。结果,Rabbit发展成后来的Orange,之后的故事如何,大家都知道了,出售Orange成为我们公司最成功的重大交易之一。(记者注:1999年10月,李嘉诚将所持44.8%的Orange股权售予德国电信公司Mannesmann,获利约1180亿港元)

财新记者:市面上经常有一些鱼目混珠的书籍涉及你的商业智慧,我们很想探究,回顾近80年的生意场拼搏,你有哪些商业智慧特别想和我们分享?

李嘉诚:大家关心我,爱护我,令我更谦恭。由始至终,我一直认为保持足够现金流最为重要,这关乎生存力和竞争力,企业家要有忧患意识。

中国人有很多智慧,不只是君君臣臣,说到启示,我会借用老子的“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财新记者:你讲自己的管理哲学时,说结合了西方的管理模式与东方的哲学思想。检视过去数十年长江集团的管理经验,这两者如何结合得起来?

李嘉诚:要建立同心协力的团队,聆听沉默的声音,要开明公允,宽宏大量,承认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创造力,让团队得到发挥的机会,有原则和坐标,但不做费时失事、矫枉过正的执着者。我多次说过,我的管理模式,创立一个结合“仁”和“制度”的方法。

财新记者:如果“仁”和“制度”冲突怎么办?鱼与熊掌,你选哪个?

李嘉诚:一定是制度先行。“仁”这个字,其实是由两个人组成,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看自己是否愿意付出。关于公司的规矩,我和儿子都是紧守的,例如请别人吃饭,我们是有限制的,在规定金额以外,都是由我自己支付的;我从不拿公司利益做利己之事。

财新记者:许多内地的企业现在都想做“百年老店”。长江集团从1950年创立至今已经有近68年历史,你认为怎样才能让一家企业长盛不衰?

李嘉诚:没想过是否要做百年老店,不求虚名。最大的品牌,就是努力和成功为股东创造价值。我们依循过往成功的途径,争取更上一层楼。

继续愚公移山

财新记者:你一直非常重视教育,为汕头大学更是心力憔悴。你退休后对汕大有什么期许?

李嘉诚:教育办不好,是对未来的一种罪行。中国情况特别,关键是国家是否有决心,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对于汕头大学,我花了很多心思和唇舌,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坚持推行教学和制度框框的改革,最终得到一些领导的共鸣;办教育真的不易。

财新记者:“歇斯底里”四个字真形象。你这么拼,是因为当下的教育跟你想象中的好教育相比,差距还是太大?

李嘉诚:不想太过展开这个话题;但大家要反思,国家大力推动创科创新,而现时教育系统、制度是否与教育的目的并行改进?我创办汕头大学,大家起初都笑是我孤独的激情,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受尽白眼。很多人质疑我,为何不把钱捐给名校。或许推动教育改革,是“愚公移山”,但这些石头,我准备一直搬下去!汕头大学是我超越生命的承诺。

2017年6月27日,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出席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并与毕业生交流。

财新记者:你曾经谈到,未来的成功企业家将和你完全不同,更多依赖科技和知识经济,你如何培养你的第三代的商业领导力和视野?

李嘉诚:对于孙儿们,年龄由大至小,我也会为他们设计内容,让他们知道视野、广度的重要性和中国文化重要的格言。如何在各方面进行策略的设计和寻求实行的方法,这就是我给他们的私人课程。

财新记者:你给孙辈开私人课程时讲述什么内容?

李嘉诚:我常以中国格言勉励他们。其中最好的是汕头大学校训“有志、有识、有恒、有为”,曾国藩说,“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我加上“有为”,就是要有执行落实的能力。其次,是儒家的精髓。此外,是部分外国格言和值得参考的制度。

我希望儿孙们成为受人尊重的人,走正确的路。

有些佣人在我家做工几十年了,他们试过不小心烫坏了我的西装,我也没有骂他们。孙儿问我,爷爷为什么不骂他们,我就告诉他们,爷爷衣食住行很简单,但人家没有钱,千里迢迢来到香港打工,烫坏了西装,即使多名贵,那也只是自己的损失,但是,如果有人在我以前的工厂或现在集团做错了事,我就会很紧张,明确指出他们怎样做才对,因为一人的错会影响到其他人和公司的制度,这对上市公司来说尤其严重。这些都是我教导他们的例子。

我也特别教导他们“不欺暗室”的道理,做人不能因为没有人看见就立心不正,所做的事早晚也会让人知道的。

财新记者:相比西方,财富传承对于中国企业家算是较为新兴的概念,也因此“富二代”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你如何看待和实践财富传承的?

李嘉诚:“富不过三代”这话已不合时宜。这世代因为有资产管理和创富专业的出现,财富承传有很多选择,加上代代受教育,财富可传递至很多代。现时社会要当好“富者”对社会有贡献。如涉及商业,当然会有风险问题,成功与否,视乎个人如何处理。

财新记者:想象一下,当后人提起“李嘉诚”这三个字时,你希望他们想起你的哪一点?

李嘉诚:从小到大,在成长的历程中,别人都叫我做“阿诚”,后来听到别人亲切地叫我“诚哥”,很温暖。我很喜欢“诚”这个字,在万变的社会中,“真诚”,才是金科玉律。

来源:《财新周刊》记者 王端 王烁

财新特派香港记者尉奕阳、刘雁菲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自大风号,仅代表大风号自媒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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