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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 王小波与文学史

学术月刊 <更多内容 2018-02-26 09:31:43

原标题:黄平 | 王小波与文学史

【摘要】王小波逝世二十年来,其作品的写作时间、期刊发表、版本变化等文学史要素一直缺乏足够的考据。本文以王小波小说为分析对象,结合已有史料大致确定了王小波早期作品以及时代三部曲的写作时间。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王小波小说的发表与出版,比较了各个版本的异同。论文最后讨论王小波研究的两种流行框架,指出两种研究框架都是以“反讽”为中心,一种倾向于建构性的“自由”,另一种倾向于解构性的“虚无”。论文认为两种研究框架缺乏历史性的维度,王小波的小说意味着社会转型过程中边缘群体的美学表征。没必要纠缠王小波是否进入文学史,而是应该有一种思路,通过王小波理解当代文学史,乃至于通过当代文学史理解当代中国。

【关键词】王小波;文学史;期刊发表;版本变化;阐释框架

【作者】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上海 200241)。

一、“自由撰稿人”之前的小说写作

难以确定王小波开始写作的准确时间,他的早期作品绝大多数都没有发表,王小波生前也很少提起。结合目前所见王小波作品各个版本,这批作品包括《绿毛水怪》《战福》《这是真的》《哥仙》《这辈子》《变形记》《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猫》《不成功的爱情》《地久天长》《马但丁》。王小波去世后,这批作品经艾晓明整理编辑,由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题名《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竟稿集》。在该书后记中,艾晓明谈到了这批作品大致的写作时间:

《绿毛水怪》和其他一些短篇,都是王小波写于70年代的手稿,《绿毛水怪》《战福》《哥仙》《这辈子》大约写于插队回到北京之后。《绿毛水怪》写在一个B5大小的练习簿上,后面几篇则写在一个有《人民画报》那么大的练习簿上。《变形记》的字迹和第一篇《战福》的字迹比较很有变化,估计是在70年代后期写的。《猫》是写在稿纸上,里面提到“一个新世界”,与王小波后来谈到在大学期间读到《1984》《美丽新世界》有些联系,应该是这些手稿中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

艾晓明据手稿推断的结论比较可信,也是迄今为止的权威结论。笔者无缘得见手稿,但就小说内容而言,《绿毛水怪》《战福》《变形记》《这是真的》等作品涉及到王小波1973年春到1974年底在山东牟平水道镇青虎山村的插队经历,故而这批作品写于1974年之后的可能性较大,在此意义上笔者同意艾晓明所分析的“大约写于插队回到北京之后”。至于艾晓明没有提到的其他作品,《不成功的爱情》讽刺了“萨特热”,据此推断应该是写于80年代初。《马但丁》发表于《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该期是《北京文学》“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之际推出的“知青文学”专刊,责任编辑署名静矣(时任《北京文学》编辑李静化名),《马但丁》结尾有编者注“作者系北京赴云南插队知青”。不过这篇小说写的是王小波山东而不是云南的插队经历,小说主人公马但丁和王小波本人很相似。小说中提到“去年冬天”的时候“但丁到马家时间还不长”,故而该篇小说写于1974年的可能性较大。房伟认为,“这篇小说是现在我们所知的,王小波的最早习作。该小说创作于1974年左右,比《绿毛水怪》还要早”,笔者同意这一看法。换句话说,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王小波是在山东牟平知青生活末期或结束后开始写作,时间在1974年。在当代文学史的脉络里,王小波是在“文革”后期开始写作,他的早期作品属于广义的“知青文学”,也是“文革”期间“地下写作”的一部分。

《地久天长》是王小波这批作品中唯一正式发表的,刊于《丑小鸭》1982年第7期。这份杂志在当年并不简单,创办人系胡乔木之子胡石英。1981年5月胡石英创办人才杂志社,挂靠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丑小鸭》杂志创办于1982年1月,月刊,胡石英任总编,刊物出版单位为中国人才研究会、人才杂志社。《丑小鸭》定位为青年文学刊物,一度和《青春》《萌芽》《青年文学》并列,取名“丑小鸭”,寓意“丑小鸭是天鹅的童年,《丑小鸭》是文学家的摇篮”(刊物封面题词)。该刊一个特色栏目是“处女地”,这个栏目每期在卷首位置刊发几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并为每篇作品配发评论。王小波的《地久天长》作为头条发表于1982年第7期“处女地”栏目,配发陈静评论《心灵向美敞开》,这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王小波小说与第一篇关于王小波的评论。封三配发王小波照片一张与一段作者简况。1986年初轰动一时的胡石英案件之后,《丑小鸭》杂志于1987年1月停刊。

自1974年《马但丁》到1982年《地久天长》,王小波的写作到此完成了第一阶段。客观地说,这一阶段的作品文学质量并不高,《马但丁》《变形记》之类作品大多是自怨自艾的泄愤之作,王小波自己并不满意,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谈到,“这些二十岁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今天依然值得研究的是《绿毛水怪》《地久天长》与《哥仙》,《哥仙》这篇小说过于尖损,但应该是“反写神话”的解构性写作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中出现。

从1984年赴美留学到1991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奖,是王小波写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王小波仍然几乎没有在期刊上发表作品,出版有小说集《唐人密传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由于这一时期王小波主要在美留学,相关研究资料极度匮乏,是目前王小波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除了王小波部分杂文谈到在美生活外(没有涉及写作情况),只有李银河、许倬云、丁学良(当时王小波留学同学)的零散回忆。相关研究的进展,还有赖李银河的回忆、许倬云等匹兹堡大学教师的回忆、王小波在美亲友的回忆陆续发表。

这个阶段尽管研究不多,但实则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酝酿着王小波写作在90年代的爆发。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而言,王小波在这一时期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写作:第一个方面是回溯“知青”生活经验的创作,代表作品就是《黄金时代》。由于《黄金时代》不断被重写,其成文时间难有定论。王小波在《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一文中提到过,“其中《黄金时代》一篇,从20岁时就开始写,到将近40岁时才完篇,其间很多次的重写”。1991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奖的《黄金时代》版本为最终定稿,但其初稿在匹兹堡大学期间应该完成,李银河回忆,“小波刚写完《黄金时代》初稿时,是给许倬云看过的”。由于初稿没有公开,目前无法判断这个初稿和定稿之间变化有多大。

《三十而立》与《似水流年》具体写于何时目前难以敲定,结束时间应不早于李银河在北大做博士后期间。李银河在自传《人间采蜜记》中提到一个细节,在北大时费孝通请她将一篇博士论文中的某细节翻译给来访的美国朋友,这个细节是“大跃进”期间某地农户用锅将粪便煮熟。李银河回忆说:“回家把这个情节告诉小波,他也大笑不止,后来这个细节被他写进了小说《似水流年》”。这篇博士论文是沈关宝《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1993年更名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出版),沈关宝1988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导师费孝通教授。王小波在《似水流年》小说结尾提到了沈关宝的博士论文和这个煮粪细节,由此推断,《似水流年》完成于王小波从匹兹堡回北京之后。由于情节有一定的连续性,《三十而立》完成在《似水流年》之前,时间不详。

在王小波最初的设想中,《黄金时代》与《三十而立》《似水流年》不是今天各类版本所编排的三篇小说,而是一篇小说的三章。这最早见于1994年出版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在总标题“黄金时代”下,列有第一辑《黄金时代》、第二辑《三十而立》、第三辑《似水流年》。1997年出版的花城版《黄金时代》,依然维持1994年版本的编排方式。这种编排方式比较尊重王小波的本意,在《似水流年》篇首,王小波拟了一个从1950年到1990年的“王二年表”,把三篇小说的情节都组织进去了,三篇小说中的“王二”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人。这一点应该引起研究界重视,孤立地谈其中某个王二,未必是王小波的本意。

和《黄金时代》这三篇贴近现实经验的作品相比,王小波在匹兹堡时期第二个方面的创作同样重要。他开始表现出对于唐传奇的兴趣,写了五篇拟唐传奇的“故事新编”式小说,分别是《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舅舅情人》。许倬云在《忆王小波》一文中回忆说:“他对于传统文学中的传奇,相当熟悉,我只是帮他理清从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佛教故事,到宋明街坊民间说唱脚本及三言二拍——这一系列的长期演变,现在回想,小波是文学的创作者,不是历史学家,这些过去的资料其实都是触发灵感的素材。”《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后来被王小波再次改写为长篇小说《万寿寺》与《红拂夜奔》,收入《青铜时代》。在小说集序言《我的师承》一文的附录中,王小波自己介绍《红线盗盒》改编自杨巨源《红线传》,《红拂夜奔》改编自杜光庭《虬髯客》,这两篇作品都见于《太平广记》。

另外三篇同样见于《太平广记》,笔者可以识别出《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改写自《昆仑奴》,《夜行记》改写自《僧侠》,《舅舅情人》改写自《潘将军》。《昆仑奴》《红线传》《虬髯客》《僧侠》《潘将军》五篇具体见于《太平广记》一九三卷到一九六卷“豪侠”部分,王小波对于唐传奇的改写主要集中于此。改写后的《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等五篇小说,写于王小波美国留学时期,并在1989年9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王小波第一个得以出版的小说集。房伟在《王小波传》中详细考证了该书出版经过,笔者在此不再赘叙。

获得1991年台湾《联合报》第十三届小说奖中篇小说奖,是王小波文学生涯中的重要转折,也是王小波作为专业作家的文学起点。据《联合报》副刊主编瘂弦介绍,《联合报》小说奖创办于1976年,该奖的缘起是为了纪念《联合报》创刊二十五周年,“这个奖可说首开台湾报界以巨额奖金鼓励小说创作的先河”。1991年是《联合报》创办四十周年,当年评奖的“征文办法”在1月10日刊出,截稿时间定在5月15日,设立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报导文学奖、新诗奖等。就王小波参加的中篇小说组而言,该奖在当年共收到五十篇中篇小说投稿,经过初审评委苏伟贞、东年、林耀德、袁琼琼的评审,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与岛内作家的《时间作坊》《萍》《说影的人》《废五金少年的伟大梦想》四篇一同进入7月28日的终审。

《黄金时代》跨越海峡参加《联合报》文学奖,来自许倬云的推荐。王小波在获奖词中致谢许倬云教授的推荐,许倬云在《许倬云谈话录》等回忆文章中也简略提到此事。不过,许倬云的推荐或许可以让《黄金时代》入围,但获得一等奖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基于终审评委带有“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误读。笔者在台湾访学时查阅到1991年的评审实录,终审评委为齐邦媛(台大荣誉教授)、马各(美国世界日报驻台办事处顾问)、郑清文(小说家)、李有成(“中研院”欧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大春(小说家)五位。除了齐邦媛之外,另外四位评委都投票给了《黄金时代》。四位评委的投票理由,依然是海外解读“伤痕文学”的老路数,充斥着诸如“暴露出社会的畸形与人性的扭曲”“无处不在的权控与监视”之类看法,基本上以一种“反映论”的方式将《黄金时代》理解为社会材料。评委李有成直接借用马克思、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的经典论断,将《黄金时代》视为某一种形式的伤痕文学,而他的看法成了“决审意见”。

在这种评审框架中,“性爱”本身被原始化,被视为对于“政治”的颠覆,评委们提到《黄金时代》中的“性爱”频频使用“桃花源”之类比喻。这场评审意见,可以被看作最早对王小波作品的自由主义化解读,这无疑窄化了《黄金时代》丰富的艺术内涵,但这往往是大陆文学作品在跨语际传播中的常见遭遇。《黄金时代》由此获奖,与《废五金少年的伟大梦想》平分了五十万台币的奖金。《联合报》在1991年9月16日社庆当天揭晓评审结果,刊登得奖作家简历与感言,并且从1991年10月14日开始连载《黄金时代》,一直连载到11月10日完结,共连载28天,这是《黄金时代》第一个公开发表的版本。

王小波获奖的消息经由《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10月15日的报道传到国内,“文坛外高手”这种说法就出自该报道。不过该奖对于王小波的文学地位帮助不大,获奖消息昙花一现。《联合报》文学奖对于王小波的写作信心,固然是一次激励,但在当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笔高额的奖金缓解了王小波的经济压力,为他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提供了物质保障。

获奖时王小波还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下设的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该中心成立于1988年4月,第一任主任为费孝通教授。1988年1月李银河回国跟随费孝通教授做博士后,应该是经由这层关系,王小波到该中心工作。王小波没有正式编制,主要依靠出色的计算机能力处理社会学相关数据,调试维修机房里的四台电脑。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就读时,一街之隔就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该校计算机系是全美顶级水平,经由亲戚的介绍,王小波在这一时期接触到计算机并展现了出色的天赋。不过80年代末的计算机工作并不重要,王小波在北大比较边缘,据同事回忆王小波收入菲薄,“基本工资每个月97块,坐班费18块,加上副食补贴什么的有130多块吧”。25万台币的奖金对于当时的王小波帮助很大,在1991年9月2日写给刘晓阳的信中,王小波谈到:“不过现在我对微机已无兴趣,因为发现写小说也可赚到钱。这次一个中篇,中了联合文学的奖,奖金比我数年工资还多些。”最终王小波用这笔奖金在北京郊区顺义买了一套公寓。1991年底王小波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工作,1992年9月辞职,从此专心写作。

二、期刊发表与版本演进

除了《黄金时代》之外,王小波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比如《黄金时代》中的《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与《白银时代》所有作品、《青铜时代》所有作品、《黑铁时代》的残稿都完成于1992—1997年这个阶段,这是王小波写作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有收获的一个阶段。

从90年代开始,王小波的作品陆续在文学期刊上出现并结集出版。王小波在《联合报》文学奖获奖词中提到“在大陆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应该指的是1982年的《地久天长》和1991年发表的《夜行记》这两篇。对于王小波小说的期刊发表情况,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整理见于房伟的《王小波传》:

1.《地久天长》,《丑小鸭》1982年第7期

2.《夜行记》,《四川文学》1991年第5期

3.《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收获》1993年第3期

4.《革命时期的爱情》,《花城》1994年第3期

5.《我的阴阳两界》,《青年作家》,1994年第3期

6.《未来世界》,《花城》1995年第3期

7.《南瓜豆腐》,《人民文学》,1995年第3期

8.《寻找无双》,《黄河》1995年第5期

9.《黄金时代》,《人之初》1995年第1、2、3、4、5、6、10、11期

10.《2015》,《花城》1996年第1期

11.《夜里两点钟》,《北京文学》1997年第1期

12.《万寿寺》,《北京文学》1997年第7期

13.《红拂夜奔》,《小说界》1997年第2期

14.《白银时代》,《花城》1997年第2期

15.《茫茫黑夜漫游》,《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3期

16.《未来世界里的日记》,《花城》1997年第5期

17.《绿毛水怪》,《花城》1998年第1期

18.《舅舅情人》,《广州文艺》1998年第1期

19.《马但丁》,《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

如果把港台地区的发表情况也统计进来,除了《联合报》在1991年10月-11月连载《黄金时代》之外,《王小波研究资料》的编者韩袁红提到《万寿寺》第一章曾经发表于《香港笔荟》1996年第2期。笔者就此查阅发表,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发表于《香港笔荟》第2期,1996年6月出版,这一期同时发表了王小波著名的散文《我的师承》。

在1992年9月辞职专事习作时,王小波已经完成的小说是《黄金时代》(含《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与五篇唐人故事。王小波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写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革命时期的爱情》,据《花城》编辑文能(《革命时期的爱情》责编)回忆,这篇小说是《四川文学》的编辑杨泥在1992年底转给他的,“其实这个稿子在《花城》发表也不是很顺利,因为这篇稿是1992 年底到我手,1994 年才发出去,发出来的过程不那么顺利”。尽管《革命时期的爱情》发表比较曲折,但这是王小波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代表性作品。《革命时期的爱情》之后,1995—1997年期间,《花城》发表了后来被收入《白银时代》小说集的四篇小说。在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中,《白银时代》的发表因《花城》的支持而比较顺利。

相比较而言,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与《青铜时代》不那么顺利。在1994年结集出版之前,《三十而立》《似水流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发表,《黄金时代》最终只能在一本“性启蒙”杂志《人之初》上连载了前九节。房伟考证过这是经由李银河的关系,作为性学家李银河与《人之初》的编辑比较熟悉。在《人之初》连载之前,据丁东回忆,他先后托各种关系向《黄河》《十月》《收获》推荐《黄金时代》,均没有下文。

《青铜时代》(包括《寻找无双》《红拂夜奔》《万寿寺》)的发表情况也不理想,在丁东推荐下,谢泳出任《黄河》编辑部主任后发表了《寻找无双》,这是王小波第一个长篇,限于篇幅做了一定压缩。而《红拂夜奔》压缩版尽管有李静、文能等编辑的帮助,还是被《北京文学》《花城》先后退稿,最终在1997年初由《小说界》发表,李银河回忆说,“《小说界》也是,虽然最后出了,可也费了老大的劲”。堪为王小波小说艺术集大成之作的《万寿寺》严格来说也不算发表过,《北京文学》1997年的版本连故事梗概也谈不上,完全舍弃了薛嵩的故事这条关键性的线索,仅仅保留一部分“我”和“白衣女人”的故事,篇幅只有九页,而收录在《青铜时代》中的《万寿寺》篇幅有二百四十多页。

由于发表的艰难,很难以发表时间来推断这批小说的写作时间。90年代这批作品中,王小波只为《寻找无双》写了一篇自序并在自序结尾署了具体时间:1993年7月14日。其他作品的写作时间,目前资料基本上来自艾晓明的回忆。1993年时艾晓明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同事陈琼芝兼职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编审,审读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并推荐艾晓明一读。从此艾晓明成为王小波的好友,也是在1997年之前唯一持续关注并评论王小波的文学评论家。在《世纪之交的文学心灵》一文中,艾晓明有大量涉及王小波小说写作时间的回忆,笔者摘引如下:“1993年,处于自由状态的王小波是高产的一年,他写了他的第一个长篇《寻找无双》”;“1993年秋末,我读完了他的小说稿《寻找无双》”;“这一年,他终于把《红拂夜奔》也扩写成了长篇”;“1994年春初,他写完了《未来世界里的日记》……但也许他不满意这个作品中奥威尔的影子。他写完了就把这个作品放下了,而写了另一个《未来世界》……由这个作品开始,他在1995年完成了《2015》,在1996年写了《白银时代》”;“他在1996年夏天把以前写过的《红线盗盒》重写,叙事繁复,处处是挑衅禁忌的笔致,却不失优美的韵味。这就是《万寿寺》”;“秋天,他写完《白银时代》,把他的时代三部曲编定,冬天——他与‘花城’签了约”。

在《关于〈黑铁时代〉及其他小说遗稿》中,艾晓明对于《白银时代》中的作品有更为详尽的回忆:

《2010》是《2015》的前身,作者开笔写于1993年秋,大约10月份。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思由数盲的故事开始,后来从其中分别发展出了《白银时代》中的两个作品,一个是《未来世界》,《未来世界》1994年4月完成;另一个是《2015》,这个小说在1995年7月前改定。数盲的故事——《2010》就这么放着了。其中犯了错误到碱场去砸碱的场景《2015》里面用到过。数盲的故事王小波也写了好几遍,93年秋至94年我还在北京工作,与小波家相距不远,有机会看到他前后增删改写的过程。刊于《花城》杂志1997年第5期的《未来世界的日记》是数盲故事的一个稿本,现在收在这个集子里的《2010》则是对《未来世界的日记》做了修改的一个完成稿。

以艾晓明以上说法为基础,笔者大致整理出王小波90年代作品的写作时间:

1992年,《革命时期的爱情》

1992年或1993年,《我的阴阳两界》

1993年,《寻找无双》(王小波第一个长篇,7月完稿)

1993年,《红拂夜奔》

1993年,《2010》(初稿为《未来世界的日记》,写作时间为1993年秋到1994年春)

1994年,《未来世界》(4月完稿)

1995年,《2015》(7月前完稿)

1996年夏,《万寿寺》

1996年秋,《白银时代》

1996年冬天,完成《时代三部曲》并签约花城出版社

不过,艾晓明的说法只是“孤证”,未来还有待李银河或其他人的回忆发表后予以对照。比如时任花城出版社中国文学室副主任钟洁玲回忆,她是在1996年8月王小波家中拿到了《时代三部曲》的稿子,这就和艾晓明回忆的时间点有所出入。当然,钟洁玲在当时未必拿到了全部书稿,很可能是《时代三部曲》的一部分。

王小波和同年龄段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绕过了文学期刊背后的文学界,其成名与传播依赖于实体书出版而非期刊发表,直接面向普通读者而非文学评论家。在“50后”的作家中,与之相似的是王朔。上文提到,王小波的“唐人故事”系列在1989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在当时没有任何影响。之后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在1992年8月出版的《黄金年代》(原书如此,系印刷错误),这是联经方面的常规出版,即出版上年度的《联合报》文学奖获奖作品,这个版本只包括《黄金时代》这一篇小说。有意味的是香港繁荣出版社在1992年3月出版了《王二风流史》,包括《黄金时代》《似水流年》《三十而立》三篇,出版时间还早于联经版的《黄金年代》几个月。目前还无材料透露王小波和香港繁荣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倒是在1991年9月16日《联合报》刊登的获奖者简介中(这个作者简介应是王小波提供)提到这样一句话:“著有中篇小说《地久天长》,短篇小说集《唐人密传》《似水流年》等”。这里提到的短篇小说集《似水流年》,应该就是香港版的《王二风流史》,估计香港方面在出版时改动了书名。王小波生前还曾想将《寻找无双》《革命时期的爱情》《红拂夜奔》编为一部小说集《怀疑三部曲》,在1995年时成都出版社已经印出样书,但最终无疾而终。

王小波有影响力的版本,始于1994年华夏出版社的《黄金时代》,收录《黄金时代》(含《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三篇)、《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附录(《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王小波获奖的报道)、王小波写的后记,责编赵洁平女士,时任华夏出版社社科编辑部主任。据赵洁平回忆,她当时编辑了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但该书较为敏感,最终只能在山西大学出版社以内部书籍的形式出版。赵洁平为了推广该书发行,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丈夫在单位推销,“但是他们提出一个要求交换,说让我帮他们出一本书,就是这个《黄金时代》”。尽管有强行推销的嫌疑,但赵洁平随即被王小波书稿所吸引,她后来回忆说:“那是一种读世界大师作品的感觉:书稿中充满了对人性的追问、对生存状态的关注……”由于王小波小说“性描写”等问题,赵洁平专门联系了出版署,并请社科院的专家出具了一份鉴定书,最终《黄金时代》在1997年7月出版。

在无数人的回忆与叙述中,这一版的《黄金时代》无法做广告宣传,难以参加图书订销会,销量十分惨淡,赵洁平和王小波两个人只好骑着自行车去书摊上推销。也许《黄金时代》在当时的正规发行渠道不畅,但销量似乎并不差。笔者专门在旧书市场搜集这一版本,发现在1994年9月,即该书出版两个月后,该书已经二次印刷,印数6001—40000册,这显示着《黄金时代》在当时已经非常畅销。同时,戴锦华在写于1997年初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黄金时代》一书在1994—1995年间不可思议地畅销。如果畅销属实,那可以反驳一个十分流行的结论,即王小波生前作品销量惨淡,后来的畅销与所谓“早逝者”情结有关。

王小波作品中最经典的版本,自然是花城出版社1997年的《时代三部曲》。据钟洁玲回忆,1997年12月中旬《时代三部曲》在花城出版社的选题会上通过,月底钟洁玲在北京出差时见到王小波,请他签出版合同。这证明《时代三部曲》在王小波生前就得以出版,王小波之死只是加速了该书的出版。1997年4月之后,“王小波热”开始出现。1998年2月,时代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地久天长——王小波小说剧本集》《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竟稿集》,两书系李银河、艾晓明编辑,收王小波《时代三部曲》之外的小说作品。到此为止,王小波的小说已经基本出齐,后来的版本在钩沉佚篇上没有突破。

199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四卷本《王小波文集》,是第一次将包括小说、杂文等王小波作品系统地编辑出版,卷一收《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卷二收《青铜时代》,卷三系时代文艺出版社《地久天长——王小波小说剧本集》《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竟稿集》合编,卷四收王小波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这个第四卷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所推出的王小波杂文集单行本,收录王小波两本杂文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同时补充了《盛装舞步》《电脑特技与异化》这两篇集外文。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个版本是后来各类王小波全集的基础,在最早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王小波全集版的“出版说明”中就提到,“为编辑《王小波全集》我们参考了过去出版的王小波作品的各种版本,特别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版本”。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个版本有比较用心的校勘,收录时对于每篇杂文注明了出处,并对王小波作品发表时被删改的地方一律恢复本来面目。比如《红拂夜奔》无论是在《小说界》发表时,还是收在花城版的《青铜时代》时,编辑都将行文中的“领导”改成“头头”;而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开始,恢复了原文中的“领导”。不过,中国青年出版社文集版第一卷在目录编排上值得商榷,这一版将《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完全并列处理,一篇小说的三辑变成了三篇小说。这种编排方式对后来的版本影响很大,不加辨别的读者会误认为《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是独立的三篇小说。

1999年之后,尽管王小波各类作品版本不断出现,但除了装帧形式、开本大小、纸张插图之类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聊可一提的是时代文艺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了王小波计划中的《怀疑三部曲》。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小波全集》开始,王小波作品主要以全集版的方式出现,这一版《王小波全集》共十卷,前五卷在2006年出版,后五卷在2007年出版。笔者通过个人藏书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检索系统发现,全集版至少还有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该版被李银河控告为盗版侵权)、重庆出版社(2009)、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译林出版社(2012)、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各类文集、作品集更数不胜数。迄今为止的王小波作品出版,充斥着大量短期版权合约,各家版本追求一次性利益,质量上没有提高。比如最早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王小波全集》,一经发行就被读者指出错字连篇,两千两百字的序言有十七处错误之多,云南人民出版社表示该版由北京某发行公司负责,该社仅仅提供书号。不仅是错字错句,这一版顶着“全集”的名头,但完全不知《马但丁》这样明显散佚的小说。收录的书信虽然对于理解王小波帮助很大,但缺乏基本校勘,比如第九卷书信卷中的王小波致刘晓阳信二十二,不说此信明显的错字错句,稍加校勘就会发现此信落款时间错了——信中提到“去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奖,这封信应写于1992年,而不是目前标注的1993年。

迄今为止,尽管王小波作品版本极为丰富,但就质量而言并没有超出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集版。近二十年的王小波作品出版,被书商思维把控。缺乏一个权威的版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小波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化。

三、对于王小波的阐释框架

上文梳理了王小波小说的写作时间、期刊发表、版本变化,文章最后,笔者尝试讨论目前对于这批作品的阐释框架。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圈子化”的当代文学界漠视了王小波。这恐怕并非实情,有学者统计了1997年1月以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有近一百五十种之多,去掉一些地区性的文学史比如青海文学史、内蒙古文学史等,也有一百多种。笔者查考了这百余种文学史,发现王小波并非消失,相反占据的篇幅越来越重要。

笔者以这百余种文学史中代表性的著作为例,1999年,复旦大学陈思和、北京大学洪子诚、苏州大学朱栋霖(与南京大学丁帆、南京师范大学朱晓进联合主编)各自出版了文学史。在复旦版中,第二十章第一节“无名状态下的个人写作立场”提到了王小波且评价不低:“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都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而且,王小波“文坛局外人”的写作身份,并没有影响当代文学史的重视。在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一书中,在第三十四章“90年代小说述评”第三节“新生代小说”中直接谈到:“在9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如果说有谁是作为‘局外人’而参与写作的话,那么他就是王小波了。”而尽管1999年的北大版没有提到王小波,但在2007年的修订版中,在第二十七章“90年代的小说”第二节“小说创作与文化事件”,洪子诚将王朔与王小波并列,概括为“文化事件”。同时洪子诚转引戴锦华《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一文中的分析来理解王小波。

2009年,由于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来临,又迎来一个文学史出版高潮。和世纪末相比,在这一波文学史编撰中,王小波占据的篇幅与地位更为凸显。北京大学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在第十九章“多元分化与‘后文学’时代的到来”第二节“自在写作的边缘空间”,专门讨论王小波与王朔两位作家,称其为“自在写作”(作者对此解释说“自在写作”也即“自由写作”)。同年出版的张自忠《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专列王小波小说,以《黄金时代》为例讨论王小波小说的“有趣、智慧和想象力的飞扬”。还是同一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著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将《黄金时代》列为1994年的代表作品,将《我的精神家园》列为1997年的代表作品。

上述可见,说王小波没有进入当代文学史是很不公平的。不过,这种指责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在于,王小波的作品在今天没有得到历史性的评价。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各个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中对于王小波的处理,基本上是1997年前后批评结论的沉淀,围绕自由、个人、边缘、狂欢、“智、性、趣”等概念,印象式地展开描述,缺乏历史性地分析。

如果不考虑1982年《丑小鸭》杂志配发的文学评论,对于王小波的文学批评,开始于1994年。有意味的是,在笔者看来两种既缠绕又有所区别的阐释框架,在这一时期同时出现。两种阐释框架都从王小波以“反讽”为代表的文体特征出发,第一种从“反讽”走向“自由”,以建构性的逻辑为主;第二种从“反讽”走向“虚无”,以否定性的逻辑为主。

第一种阐释框架是今天的主流,最早见于艾晓明《重说生命、死亡与自由——读王小波的现代传奇〈红拂夜奔〉》(《香港文学》第111期,1994年3月出版),在该文中艾晓明认为王小波的“喜剧化画面和反讽想象”是一种对于荒谬生活的消解,小说的核心主题是绝对权力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自由。崔卫平在《狂欢 诅咒 再生——关于〈黄金时代〉的文体》中,指出王小波推崇的奥维德、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拉封丹、笛福、马克·吐温等作家作品都诞生于新旧交替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崔卫平借助“狂欢”理论讨论王小波的文体,她借巴赫金的话讲到,“颠倒的行为,诅咒和废黜一个旧世界及其中的旧权威和旧的真理的代表者,正是为了促使和预备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艾晓明、崔卫平的阐释中隐含的指向,在许纪霖、秦晖、朱学勤等一批人文学者的论述中变得显豁,他们将王小波作品中的“自由”直接转化为“自由主义”,构建了“陈寅恪-顾准-王小波”这样一条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的脉络。而且,和这种学理化的塑造相比,大众媒体进一步提供了王小波的自由主义通俗化版本。这种阐释框架也招致一批秉持不同思想立场的人文学者的反驳,“反王小波神话”的解读开始出现,但这种批判性阐释并没有提供新的阐释框架。

在第一种阐释框架中,王小波的反讽意味着“有”,反讽是一种捍卫“自由”的文学手段。而在第二种阐释框架看来,反讽意味着“无”,反讽是一种否定性的逻辑。持续发表王小波小说的《花城》有一个惯例,约请某位文学批评家评论上一年的作品。笔者查阅过刊发现,王鸿生、曲春景在《祈祷、反讽与默想——1994年〈花城〉小说的叙事问题》一文中谈到王小波,这可能是90年代中国大陆发表的最早关于王小波的文学评论。在该文中作者十分准确地谈到“一些聪明透顶的虚无主义者”以“反讽”的方式“向种种荒唐和无聊,也向人间的生或死、善或恶、幸或不幸都投去超然的一瞥”,在这个意义上该文批评王小波“反讽诉诸我们无法不喜欢的智能,但也仅此而已”。在笔者的视野中,这应该是最早将王小波小说中的“反讽”与“虚无”勾连在一起的。戴锦华在《拼图游戏——〈花城〉1996小说概览》中指出王小波的“反讽”是一种“元写作”,不仅指涉某个历史时段,同时指涉“历史”自身。这篇文章涉及到王小波的片段即著名的《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一文的前身,在《智者戏谑》中戴锦华进一步以福柯式的解读指出,王小波不仅颠覆极权专制,也颠覆技术专制,“他所拒绝或颠覆的并非某种具体的权力、意识形态或话语系统,而是权力机器与‘历史’自身”。在这种阐释框架中走得最远的是赵毅衡,他在《叙述在否定中展开——四句破,符号方阵,〈黄金时代〉》一文中认为王小波的叙述逻辑是彻底的不间断的否定,赵毅衡借助佛教中观派哲学大师龙树“四句破”的逻辑方式与格雷马斯方阵,指出《黄金时代》“没有任何肯定,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不断在否定中展开的叙述逻辑”。

这两种阐释框架各有其合理性,就学理上讲第二种阐释框架更为深刻。不过二者有一个共通的问题,都比较匮乏历史性的维度。对于王小波的阐释,在今天有必要摆脱文学评论的状态,而是将王小波作品回置到历史语境之中予以理解。本文之所以试图将王小波的写作历史化,正是希望为历史性的王小波研究提供必要的史料基础。

基于此,笔者对于以上两种阐释框架的批评在于,第一种阐释框架对于自身的历史起源缺乏自觉。“自由主义”阐释框架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止于概念表面,反历史地将自身视为“常识”,“自由”已经成为王小波研究的隐形枷锁。还是王小波自己一语中的,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谈到:“我现在想了想,发现理性这种东西,是小市民的专利。”与其将王小波归于罗素或胡适,不如更进一步,在90年代市民社会建构的历史过程中理解王小波的“自由”写作。第二种阐释框架对于王小波作品否定性的逻辑之分析极为深刻,但如果不历史性地联系虚无主义在70年代以来的起源与变化,不分析这种虚无的自由是否扮演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新教伦理的角色,依然难以洞穿王小波作品的魔力所在。

历史性地进行王小波研究,意味着形式结构与情感结构的互动,通过理解小说形式结构的奥秘来理解一个时代情感结构的奥秘。比如王小波小说形式核心要素的“反讽”,反讽不仅意味着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更是意味着社会转型过程中边缘群体的美学表征。王小波的文学对应着一代“新人”的出现,如何摆脱虚无、犬儒、个体化、中产阶级等等标签,更为深刻地理解王小波背后“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王小波研究未来的方向,其价值将溢出学科化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没必要纠缠于王小波是否进入文学史、占据多大的篇幅,这些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不是通过当代文学史理解王小波,而是换一种思路,通过王小波理解当代文学史,乃至于通过当代文学史理解当代中国。

今天上百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之所以绝大多数不令人满意,核心问题在于自囚于一种狭隘的“文学性”,无法处理文学与当代中国的关系。笔者注意到,恰恰是在王小波1993年、1994年发表作品的同时,文学史时间开始变得空洞化,《青年文学》杂志发起“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60后”这种观念框架开始出现,经由世纪末的“70后”,一路发展到我们所熟悉的“80后”“90后”。这种架空性的命名,契合于文学体制的科层化,回避了文学的文化政治内涵。文学史由此堆砌着批评性的结论,变成了一种线性的自然延展。

王小波的作品因其突出的形式强度,以及深入地契合时代精神与青年一代的情感结构,对我们当下的文学秩序提出了重要的挑战。目前的王小波研究,仅仅就文学性研究而言也远远不够,更不必说从思想史、社会史的层面历史性地把握王小波的文学。或许只有在“当代性”和“文学性”重新结合的那一刻,我们才会在文学史深处理解王小波。一个症候性的线索是,1997年王小波《时代三部曲》走红的同时,周星驰《大话西游》开始风靡,这两部作品已经成为一代人的文化标志,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今日的文学秩序所命名的经典。1997年,在英年早逝的王小波背后,隐藏着一个时代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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