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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 党争与想象的保守派

马勇 <更多内容 2018-02-23 09:54:10

原标题:马勇 | 党争与想象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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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的经济体制调整、政治架构调整,尽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有许多争论,但总体而言,改革都在稳步推进,光绪帝渐渐表现出领袖范,他内心深处希望模仿的,应该是引领日本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国家的明治天皇。假如不发生政治意外,二十八岁的光绪帝应该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遗憾的是,戊戌年出了一个康有为,他的天才,他的想象,让政治局面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康有为

偶然事件导致历史进程转向,在历史上的例子举不胜举。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无果后,原本按计划返回广东,继续他与朋友合作的移民巴西生意。不料他在向翁同龢辞行时,翁却告诉他:“毋行,吾今晨力荐君于上矣,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上将大用君矣,不可行。”

对于翁同龢的诚恳挽留,康有为感激至深。他在后来的一首诗中比较真切留存了这次晤面对其后来的深刻影响。诗中写道:

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与翁同龢谈话的信息。他把自己与翁同龢的关系比喻为汉朝的韩信与萧何,说翁同龢深夜挽留,就是汉朝萧何月夜追韩信,是大清王朝礼聘能够辅佐江山的能臣贤相。他在这首诗的“题记”中说得更明白:“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12月12日)晓,束装决归。是日朝,常熟力荐于上,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1]不过这次见面及翁同龢的话,均不见翁的日记。

翁同龢,甚至还有张荫桓等朝中大臣欣赏康有为,推荐康有为,并非虚言。戊戌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3日),总理衙门总办根据清廷政治高层的决定,书面通知康有为第二天到总理衙门接受王大臣的面询。翌日下午三时,康有为如约前往总理衙门所在西花厅,在那里接受了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人的问话[2],康乘此机会将先前并没有送达的《上清帝第五书》直接呈递给政府最高当局。

△ 翁同龢

西花厅问话至今没有发现详实的档案记录,当时参与问话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3]从内容上看,康有为将自己多年来的见解尽情发挥,各位大臣也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与康有为进行了探讨。但从气氛上看,康有为似乎并没有在各位重臣面前赢得多少好感,即便对他不薄的翁同龢都觉得他“狂甚”,那么其他几位对他素来有成见的大臣如荣禄等人就很难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了。

多年后,康有为回忆这次问话时,也隐含着这样一种气氛。在他慷概陈词地讲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后,荣禄似乎也是不经意地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康有为也不客气地回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康有为的辩论自然有足够的道理,如果他当时确实以这种口气回应荣禄的提问,即便荣禄有宰相之腹,也很难容忍康有为这样的小狂生。由此也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伏笔。[4]

狂傲之人一般说来必有狂傲的本钱。康有为在那个时代确实属于通知中西古今的博学之士,而且具有救世用时的情怀,所以当光绪帝在恭亲王去世后加快变革时,康有为理所当然成为光绪帝希望咨询的“专业人士”。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这既是康有为毕生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也是其一生中见到光绪皇帝的惟一一次。可是这次会见似乎给康有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不论是炫耀自己的辉煌,还是鼓励他那些追随者,他都反复强调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这是康有为的重要政治资本。

16日清晨,康有为入东宫门内的朝房,等候光绪皇帝的召见。在那里,他遇见已获任命的直隶总督荣禄也在等候面见皇上谢恩。

荣禄当然知道康有为是在等候皇帝的召见,于是他问康有为:“以子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重申他几年来的思考,答道:“非变法不可。”

荣禄接着问道:“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5]

康有为直截了当地说:“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 [6]

△ 荣禄

康有为与荣禄的这段对话细节不见于康有为后来编著的自定年谱,但自定年谱也承认他在朝房等候光绪皇帝召见的时候确曾与荣禄“谈变法事”。[7]但由于后来政变的原因,特别是因为荣禄后来成为政变的实际主导者,因此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所有后来解读者都将这段对话的情景作了恶意的解读,以为康、荣二人由此真正结仇,并由此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变故。这种解释虽然可以自备一说,但实在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

根据康有为自定年谱追忆,这次会面主要是光绪问,康有为答。光绪似乎静静听康有为侃侃而谈。康谈到,如今西方列强环视中国,步步紧逼,试图分割中国,中国的危亡就在眼前。对此,光绪接着说:“皆守旧者致之耳”

听了皇帝的叹息,康有为对道: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变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对于康有为的这种说法,皇帝表示赞同:今日诚非变法不可。至于应该怎样变,这就是今天的谈话内容,他当然希望康有为尽其所知谈谈自己的看法。康有为说:现在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小变还是大变,是枝节的改良,还是根本的彻底的变革。康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赞成枝节的改良,他期待彻底的变革。他称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这就像一座宫殿,既然它的基本材料已经败坏,那么小修小补已经很难从根本上挽救其倾覆。正确的办法谁都知道应该是拆而更筑,乃可庇护。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角之多寡,窗门槛棂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将设计方案交给施工者,新的建筑就可成功了。在设计上如果存在缺陷,那么新的建筑即便建起来了,也很难经得起风雨考验。对于康有为这些并不难懂的道理,光绪皇帝表示赞同。

在谈到开民智问题时,康有为说,今日中国之患,主要在于民智不开,所以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真正有效率、能够使用的各方面人才实在是太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以八股、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惟一途径可能严重妨碍了有经世实用之才的成长。学八股者,不必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只要熟读那些八股经典以及熟悉作文章的套路,再凭借自己的运气就可以通籍累致大官。所以滿朝文武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无以应对外交难题,从而使中国的外交陷入日趋被动的境地。扪心自问,这都是八股考试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台湾及辽东半岛的割让,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战争赔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八股的危害。

对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非议在清朝已有很久的历史。自清中期以来,已有许多志士仁人看到了八股制度扼杀人才的危害,但国家选拔人才制度的稳定性,也使这一尽管有着无数弊端的制度长期有效地运转,因此无数的青年才俊正在八股科举的考试征途中跋涉,任何时间下令取消这一制度都会造成一批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于是否继续沿用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一直犹豫不决。不过,为了弥补这一制度的缺陷,清政府自发现这一制度的缺陷后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诸如早些年就开始实行的幼童出洋留学、鼓励各方面的特异之士脱颖而出的特殊政策等,也或多或少地弥补了这一制度缺陷。只是从总体上说,不对八股科举进行根本改革,便无法为无量数的人才成长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所以康有为继续前人与时贤的讨论,在光绪皇帝召见时再次提及八股考试的弊端,直接刺激政府最高层的敏感神经,应该说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光绪皇帝赞成康有为的这些分析,他接过来说:“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光绪皇帝明确回答:“可。”

康有为再对曰:“皇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皇上曰:“可。”

根据康有为的记录,君臣之间还谈到经济改革、货币制度、股票发行、用人行政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并不是康有为的专长,因而光绪帝听得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于是告诉康有为:“汝下去歇歇”,并嘱咐:“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似乎已无意再与这位“康圣人”面谈了。而康有为,听了光绪皇帝结束谈话的命令之后也如释重负,匆匆告退。[8]这次谈话前后大约一个小时。[9]

康有为这次与光绪皇帝的谈话目前尚未见到清政府方面的官方记载,所有内容与情形都是康有为后来的追忆。这里显然有后来的感觉与变异,但大体上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天谈话的大概情况。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很容易看到康有为这次面见皇上的对奏不仅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败笔。他所谈论的范围没有超出他自己先前的奏折和其他文章,其深度更不及他的著述。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在光绪皇帝的气势压抑下似乎也没有获得发挥,甚至他的那些并不太标准的官话可能都影响了他表达。至于那些见解,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长,更多方面似乎并不特别优秀,只是与时贤的见解大体相似略有不同而已。像废八股、改科举的主张与理由,他似乎并没有严复的分析有条理、有深度。

如果从学理上说,康有为许多议论都显得偏颇、偏激、偏见,然而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的许多看法有着“片面深刻”的特性,不论人们能否接受,都必须正视其存在。谈话第二天(6月17日),光绪帝将御史宋伯鲁一份关于科举制存废问题的奏折批转枢臣研究拟旨,而协办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刚毅则建议将此事交给负责这方面事务的礼部去讨论并提出方案,光绪帝突然想起康有为昨天的忠告,明确告诉刚毅:“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而刚毅则认为,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刚毅的固执激怒了光绪帝,帝闻言厉声斥责:“汝欲阻挠我耶?”刚毅乃言不敢。及退朝,刚毅仍提醒皇帝此事重大,最好由皇上请示慈禧太后之后再作决定。刚毅的建议似乎也是一种审慎的选择,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皇上也只好接受。但光绪皇帝命枢臣拟旨的消息不知何故传了出来,京师哗然,人人争传废八股,喜色动人。[10]这实际上都为重大决策的进行留下了隐患,只是康、梁等人当时不自觉而已。

△ 刚毅

刚毅的反对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反对,作为一名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他劝光绪皇帝对这已经实行数百年的重大制度进行改革时取审慎态度,似乎也没有大错。但是,当时的康有为出于焦躁的心情当然无法理解刚毅等人的言行,他们认为刚毅对废科举的阻挠就是对新政的阻挠。当然,他们也不敢直接攻击刚毅,于是找到了与刚毅关系比较密切,且对废八股这一重大举措也持异议的礼部尚书许应骙作为攻击的目标,以期通过攻击许应骙而达到攻击刚毅的目的。

6月20日,康有为利用言官特权,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山东道检察史杨深秀草拟一封弹劾“守旧礼臣”的告状信,上书清廷点名指责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甚至不惜人身攻击,称许应骙品行平常,见识庸谬,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贻笑邻使。身为掌管教育的文学之官,却对皇上准备进行的科举制度改革心怀不满,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公开宣称政府已经决定设立的经济科之无益,甚至扬言务欲裁减其额,使之推广困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该奏折还指责许应骙凡见诏书有关乎开新弃旧下礼部讨论执行者,便多方阻挠;其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奏折强调,皇上日患经济之才少而思所以养之,而许应骙日患经济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至于许应骙在外交方面的失误,奏折更是耸人听闻地编排许应骙笑话百出,不胜枚举。所以,该奏折建议清廷最高当局应该将阻挠新政的许应骙解除职务,既为守旧误国者诫,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友邦之笑柄。[11]

许应骙的人品、见识是否如此低劣,我们不必完全相信康有为的指控,因为朝廷的内部决策环节决不可能像康有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不过,待光绪皇帝收到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后极为愤怒,因为事实确乎验证了康有为的判断:不要将废八股的决定交给“部议”,否则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提出驳议。光绪皇帝在这份弹劾奏折上批道:“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即要求许应骙对弹劾奏折所涉及的问题说说清楚。

皇上的谕旨必须执行,许应騤找到刚毅,希望他利用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以保护他过关,至少他也希望刚毅能够给他出出主意,怎样渡过这一难关。

刚毅对废八股确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确曾当面建议光绪皇帝慎重考虑,所以他对许应骙的请求并不感到意外,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他也曾向光绪皇帝为许应骙“乞恩”。在他得知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出于康有为之手后,他也曾劝许应骙应该反攻为守,不要只急于辩白自己,更要敢于揭露、攻击康有为。

遵照刚毅的建议,6月22日,许应騤“明白回奏”,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指责的几件事情进行了全面辩解。按照他的辩解,没有一件可以成立。比如弹劾折指责他“腹诽朝旨,在礼部倡言经济科无益,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一节,许的辩解是:查严修奏请创设经济科一折,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以其延揽人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复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再者说,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造,已可概见。应该承认,许应骙的这个解释是合乎逻辑,估计也是合乎事实的。按照这种解释,许应骙不仅不是经济科的反对者,而且是最早、最有力的支持者。

△ 许应骙

至于原奏中指责许应骙在接见门生后辈时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一节,许应骙也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他强调他个人来自风气开化最早的广东沿海,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来讲究西法,物色通才,如熟悉洋务的华廷春、精练枪队的方耀、善制火器的赖长等,均由他先后保奏朝廷,委以重任。方今时事多艰,需才愈急,凡有一技之长堪资实用者,他作为礼部尚书从来不愿失之交臂,即平日接见门生后辈,无不虛衷谘访,以便发现人才,翼有所益;并不时训导诸生务求实际,无尚虚华,从来没有痛诋过西学、仇视过通达时务之士。

紧接着,许应骙谈锋一转,称原奏指责他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也不能说毫无依据,他回想之后认为这项指责可能是指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他解释道,康和他是同乡,稔知其少年时代即无行乡里,名声极坏。待到康有为通籍旋里,屡次与乡里人士发生冲突,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达,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我许应骙的寓所,康有为也干谒再三,只是我甚鄙视其为人,概予谢绝。这大概就是弹劾奏折中所说的“仇视通达时务之士”的例证。许应骙在回奏中还说,此后,康有为在广东会馆私自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我许应骙作为礼部大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这就是我许应骙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所有这些,都是许应骙与康有为之间的私人关系,许应骙要借此说明康之所以要弹劾他,完全是因为他们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

至于康有为的问题,许应骙在这份奏折中说的更多,他指责康有为是政治小人,狂妄至极:当朝廷下令康有为准备入对时,康即以大用自负,甚至向乡人扬言,他即将奉旨充任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显然,康有为果真如此,这可是中国官场最忌讳的。许应骙还借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的话说,“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许应骙指出,现在康有为逞其橫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說,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不将康有为罢黜回籍,任其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常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搖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12]

许应骙反攻为守的攻击,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康有为当然并不像许应骙所指责的那样邪恶,清廷似乎也没有立即听取许的建议对康有为采取什么措施,但在那些久居官场的老政治家眼里,政治边缘人出身的康有为所从事的一切除了他的爱国真诚外,似乎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个人野心。凡此,都为康有为后来的政治处境埋下了伏笔。戊戌新政之所以百日夭折,从这里多少可以获得新旧党争所带来的信息。

由康有为策动的对所谓守旧派的第一次主动进攻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光绪皇帝在收到许应骙的回奏后似乎很快原谅了许应骙,他在就此所发布的上谕中指出:许应骙奏遵旨明白回奏一折,该尚书被参各节,既据逐一陈明并无阻挠等情,即着毋庸置议。礼部有总司选举学校之责,总理衙门办理交涉事件,均关紧要。该尚书此后遇事务当益加勉励,与各堂官和衷商榷,毋负委任。[13]

康有为当然不会就此止步。6月30日,康有为再借御史宋伯鲁之口上书清廷,重申守旧之徒阻挠新政、反对八股考试制度改革,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守旧之徒舍此无所为学,一旦改革,失所凭借,必有起而力争者。任何改革从来都是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总是要以某些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损失为代价,所以康有为郑重建议光绪皇帝和清廷最高决策者不要因这部分人的反对而动摇,并申下谕旨,如有奏请复用八股试士者,必系自私误国之流,重则斥革降调,轻亦严旨申饬,庶几旧焰消沮,人心大定。[14]期待以政治压力消灭一切政治反对派。

康有为这两份代拟奏折虽然没有明言守旧、阻挠新政者为谁,但鉴于其前此与许应骙等人的政治冲突,政治场上的对号入座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具有相当政治敏感性的许应骙、文悌等自然知道康有为所指为谁。于是,同样具有政治豁免权的御史文悌反攻为守,于7月8日上折严参康有为、宋伯鲁及杨深秀等人“以言官结党”,触犯国朝之大禁,建议清政府重新考虑康有为是否可用,应如何办理?至于宋伯鲁、杨深秀等言官的行为,在文悌看来也显然违反了言官的行事准则,建议清廷重新考虑他们二人是否堪胜御史之责?由此开启戊戌年间规模颇大的另一次新旧党争,并由此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政治进程。

根据文悌在这份弹劾奏折中的陈述,满洲正黄旗出身的文悌与康有为早有交往,至少在京师保国会成立不久,他就担心康有为等人的这一政治举措居心不良。他指出,根据他的了解,保国会之会规设议员,立总办,收捐款,竟与会匪无异。因此清政府如果对保国会这类政治组织不予取缔,其结果必然是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必然给大清王朝的政治稳定带来极大的危害。文悌强调,康有为的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所以他建议清政府对保国会严加取缔,对康有为等人绳之以法,将一切危害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15]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宋伯鲁、杨深秀的许多奏折确为他或其弟子所代拟,宋伯鲁、杨深秀作为享有政治豁免权的言官,其行为确乎有失言官的行事准则,这都是不容辩解的事实。问题在于,以宋伯鲁、杨深秀的名义弹劾许应骙的奏折以及许应骙的“明白回奏”已经光绪皇帝的批准,清廷已经相信许应骙的解释,不仅没有追究许应骙所谓阻挠新政的责任,而且事实上默认了许应骙对康有为等人揭露。现在文悌以御史的身份旧事重提,但在揭发康有为等人问题时似乎并没有提供多少有说服力的证据。所以,当文悌的奏折呈递到军机处之后,对康有为等人素来有所不满的大臣们一度非常高兴,他们以为有了这份弹劾,康有为的政治前途大概也就走到头了。因此,他们迅速将这份弹劾奏折呈递给光绪皇帝,希望光绪皇帝能够根据这份奏折的建议,罢斥驱逐康有为,并追究宋伯鲁、杨深秀等人的责任。

对康有为心怀不满的军机大臣们高兴得太早了。光绪皇帝于7月8日阅读了这份奏折后十分恼怒,因为光绪皇帝很容易看出这份奏折明显受到了许应骙的指使,如果按照这份奏折的建议进行处理,除了引起不必要的新旧党争外,似乎于新政的推行并无益处。于是光绪皇帝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借用文悌原折中“整肃台规”的理由,不是罢斥驱逐康有为,而是将文悌革去御史的职务,命文悌回担任御史之前的原衙门行走。[16]

光绪帝主导的戊戌变法确实并不止于经济体制、富国强兵,他却是在思考怎样稳步有序推动政治变革,重建一个新体制。8月2日,光绪帝发布一道谕旨,鼓励大小臣工就当前的改革与新政各抒谠论,以备采择,同时规定中央各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可由各堂官代奏;一般百姓(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可赴都察院呈递。要求中央各部院堂官不得碍于旧制拘牵忌讳,稍有阻格,以便符合朝廷最近期“迩言必察”之至意。[17]用开放言论的办法广泛征集各方面的意见。

开放言论的上谕赢得了下层官吏的欢迎,原本对现实政治高度关注的年轻一代官僚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上书言事,表达自己的看法。礼部主事王照在光绪皇帝的上谕发布之后写了一份极具内容的建议书,向清政府政治高层提出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王照

按照王照1926年的回忆,他之所以在光绪皇帝开放言论的上谕发布后上书言事,主要是基于他实在看不惯光绪皇帝的权臣张荫桓的弄权与对皇帝的误导:是时光绪皇帝最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其人最奸贪,尝独吞洋债回扣,是年春慈禧太后命抄其家产,懿旨已出,张荫桓求庆王奕劻急进奉十五万,得以收回查抄之命,故张荫桓与太后势不两立。

按照王照的说法,张荫桓还利用光绪皇帝对自己的信任,肆意挑拨太后与光绪皇帝两宫之间的关系,致使帝党与后党之间不自觉成为张荫桓利用的工具。更有甚者,作为戊戌年间维新思潮的发动者和新政的主导者康有为,对张荫桓也信任有加,偏信张的一些看法与建议,俨然以帝党利益的代表者自居,肆无忌惮地与所谓后党进行斗争,进行一些无谓的冲突。而王照认为,在当时大清王朝体制下,本不存在什么帝党与后党,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即便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那也只不过是帝王家庭中的一些内部纠纷,并不会影响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看法。作为臣子,当然应该有忠君报国的政治信念,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去挑拨最高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更何况在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慈禧太后从来都是坚定的支持者,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一切都无从谈起。至于慈禧太后的问题,王照认为只是太后对名分看得太重,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太后不愿意放弃权力,她更不愿意不在她的主导下进行什么改革。所以在王照看来,作为臣子的正确选择,是应该利用与光绪皇帝的亲近关系,劝说光绪皇帝时时处处尊重慈禧太后的意见,多请示多汇报,要时刻告诫光绪皇帝不要让那些别有用心的权臣、奸臣利用两宫之间的关系做文章。基于这样的看法,王照也曾利用与康有为的亲近关系竭力劝说康有为:慈禧太后本好名之人,若皇上竭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

而自负的康有为根本听不进王照的劝戒,他很不高兴地回敬王照称:“小航兄,你对于令弟感化之术何如?乃欲责皇上耶?”[18]

康有为的傲慢堵住了王照通过他向皇上转达自己看法的渠道,而光绪皇帝开放言论的上谕却为王照带来了新的机会。他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请旨宣示削亡之祸已在目前,竭力挽回犹恐不及,勿空言万全以贻误。

建议的第二点是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以益光荣而定趋向。这是王照这份建议书最核心的部分。他指出,自从中西不可分离的进行交流之后,慈禧太后听政达30年之久,忧劳备至,贡献良多,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基础。我皇上现在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都是继续皇太后所开创的事业,是慈禧太后倡导与执行几十年的基本国策的当然延续,慈禧太后对中国历史和大清王朝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的话,也只有对英国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维多利亚女王可以与慈禧太后并列为东西方最伟大的太后。慈禧太后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此新政开启、困难重重之际,皇上应该充分利用慈禧太后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智慧,今者合万国之欢心以隆教养,正宜奉慈驾游历邻邦,藉以考证得失,决定从违。王照的根本用意在于建议光绪皇帝主动尊奉慈禧太后为中国的最高实际统治者,借助于皇太后的政治资源、政治智慧与政治权威,以天子的身份再挟太后以令诸侯,如此既可轻易镇服那些权臣与各地督抚,又可使“好名”的皇太后心满意足,全力支持皇上的改革,维护皇权中心的统一。

第三条建议是请专设教部,以重教部而祛纠纷

三条建议的核心是第二条,也就是他不惜冒险劝说光绪皇帝不要与慈禧太后发生冲突,相反应该尊奉太后为最高的、最具权威的领导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化解改革阻力,有力推动新政的展开。王照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尤其是与康、梁、张荫桓等人直接接触中深切地感到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并不真的存在一个反对改革的阵营。正如后来他所明白揭示的那样,戊戌年间的新政及政变,十之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19]所以他告诫光绪皇帝不要上那些政治小人和权臣、弄臣等人的当,要维护皇权中心的至上地位与统一团结。可惜,光绪皇帝乃至慈禧太后等人都没有听进王照的忠言,历史的后来变故却刚好沿着王照如此不吉祥的预言而发展、而变迁。

王照的这份奏折本是响应光绪皇帝开放言论的上谕而作,他当然愿意以礼部主事的身份通过正常的渠道将这份奏折呈递给光绪皇帝,不料礼部满汉两尚书怀塔布、许应骙拒绝接受和代呈,王照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忠言有可能因此而如泥牛入海无消息,其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王照与怀塔布、许应骙等人据理力争,坚请由礼部代呈,表示自己在上书中的建议是否被皇上采纳应该由皇上决定,不应该由礼部主管官员代为拒绝,以遮蔽皇上的见闻。[20]他的态度相当坚决,言语也相当决绝,许应骙后来向光绪皇帝描述为“咆哮署堂,借端挟制”恐怕稍有夸大[21],但双方的冲突一定相当激烈则是不争的事实。

怀塔布、许应骙拒绝代奏王照的上书,显然违反了光绪皇帝8月2日上谕的规定。从制度层面来说,怀塔布、许应骙当然不能这样做,而其之所以置皇帝上谕于不顾,据其后来的说法是为了维护帝国的整体利益,是因为他们看到王照建议皇帝奉太后圣驾游历邻邦日本,以为这个建议过于荒唐,是置皇上、皇太后的安危于不顾: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鸿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用心不轨,故臣等不敢代递。

王照上书受挫的消息自然也为康有为等人所关注。具有好斗性格的康有为对于王照上书受挫没有进行安抚,相反他和他的朋友们却认为这又是他们与那些所谓守旧势力进行斗争的绝佳机会。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鼓动王照说:“皇上明目达聪,广开言路,岂容大臣阻蔽不达?”[22]他建议王照就此继续上书,公开弹劾怀塔布、许应骙违反皇上的规定。而王照本属年轻气盛的少壮派,原本就对怀塔布、许应骙阻止他上书有很多不满,于是在康氏兄弟的鼓动下,他再次上书,具折弹劾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阻挠新政。

王照弹劾怀塔布、许应骙的奏折很快呈递到其所服务的礼部,而礼部在堂轮值侍郎看到王照的奏折内容,根本不敢收下。王照称,你们如果坚持不收不转,那我就只好直接提交给都察院,由此而发生的全部后果将由你们承担。在这两难情况下,礼部在堂轮值侍郎权衡利弊,只好将王照的弹劾奏折收下。

怀塔布、许应骙收到王照弹劾奏折后,经过慎密的研究,觉得如果再一味阻止王照上书,可能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于是他们反被动为主动,将王照的第一份奏折及弹劾奏折等一并附在他们起草的一份奏折中呈递给光绪皇帝。他们在奏折中表示先前之所以扣押王照的上书没有上达,主要是考虑王照的奏折过于荒唐,其出游邻国的建议是置皇上及皇太后安危于不顾,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后在王照一再无理取闹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将这份奏折呈递皇上御览,一切由皇上定夺。

9月1日,光绪皇帝就怀塔布、许应骙的奏折作出批示,称怀塔布等奏司员呈递条陈请旨办理一折,据称礼部主事王照条陈时务藉端挟制等语。朝廷广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迩言必察。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可由各堂官代奏,不得碍于旧制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至于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鳃鳃过滤。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僻,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岂于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耶?怀塔布等均著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原封呈进,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览。[23]至于对怀塔布、许应骙等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光绪皇帝批给吏部按照相关规定议处。

遵照谕旨,吏部9月4日根据王朝成例,就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阻格司员上书的责任向光绪皇帝提出处理建议:查律载,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级调用。吏部建议光绪皇帝根据这一成例进行处理,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与此案相关的礼部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澧、右侍郎宗室溥颋、署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广汉等六人均参照应奏而不奏降三级调用的规定予以处理。

吏部的处理意见是根据清廷几百年来成例以及大清律中的相关规定,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标准也比较稳妥的处理,只是这种标准与稳妥显然不合乎光绪皇帝新政时期的精神与要求,显然不能达到光绪皇帝杀一儆百的目的。于是光绪皇帝对吏部提出的处理意见极为不满,他在稍后发布的上谕中宣布将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即行革职,其理由是:朕近来屡次降旨戒谕群臣,令其破除积习,共矢公忠,并以部院司员及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达聪,不妨刍荛兼采,并藉此可觇中国人之才识。各部院大臣均宜共体朕心,遵照办理。乃不料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首先抗违,藉口于献可替否,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谕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似此故意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24]故下令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即行革职,并对王照不畏強御的精神给予表彰,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光绪皇帝将礼部六堂官一并即行革职的决绝处分以及对王照的奖赏震动了朝野,积极的反映是此后各部院主管对于臣民的上书一般说来再也不敢无故拒绝,行政效率有所提高;而一般士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和年轻官僚,更加关心国政,勇于上书言事,就重大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此后半个多月中,各衙门所收到的建议书越来越多,政治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光绪新政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不过从消极的方面说,光绪皇帝对礼部六堂官的革职处分以及对王照的提升也加剧了高层政治圈的分裂,那些原本并不有意反对新政的臣僚们或因稳健或因政策性的不同看法而被推到了政治反对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黜旧人、擢新人的政治举措既有助于新政的展开,也加剧了政治层面的分裂,为后来的政变提供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叶昌炽在其日记中记载同人阅读了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及擢拔王照的上谕之后相顾错愕,以为自通籍以来未见此不测之赏罚。[25]由此可见这一上谕在政治层面引起的震动。

 

 【注释】

[1] 《怀翁常熟去国》,《万木草堂诗集》,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 据张荫桓回忆,他确实参加了这次谈话,但“语未终,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 见《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1),492页;而据其日记,张荫桓那天先是陪同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接见英国公使窦纳乐,“并无成见,不欢而去”,接着,又陪同两邸接见俄国公使,“俄使亦如是云”。两使既去,约康有为来见。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见之,“余与荣相续出,晤长素高论。荣相先散,余回西堂料理问答。灯后归。”见《张荫桓日记》,50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而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此次问话,“至昏乃散,荣禄先行。是日恭、庆两邸不到。”

[3]《翁同龢日记》(6),3086页。

[4] 《康南海自编年谱》,36-37页。

[5]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1),354页。

[6] 曹孟其:《说林》,《戊戌变法》(4),322页。

[7] 《康南海自编年谱》,41页。

[8] 《康南海自编年谱》,41-44页。

[9] 《康南海自编年谱》追忆为“逾十刻种”,而当时在康有为之后等待光绪帝召见的张元济称康与皇上的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见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10] 《康南海自编年谱》,45页。

[11]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5-6页。

[12] 《光绪朝东华录》(4),4100页。

[13] 《光绪朝东华录》(4),4100页。

[14]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16-217页。

[15]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第482-489页。

[16] 《光绪朝东华录》(4),4121页。

[17] 上谕第一百一十五,《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第48页。

[18] 王照:《礼部代递奏稿》后记(1926年),《戊戌变法》(2),355页。

[19] 王照:《礼部代递奏稿》(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戊戌变法》(2),351-355页。

[20]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廿五日。

[2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44页。

[22] 《康南海自编年谱》,54页。

[23] 《光绪朝东华录》(4),4172页。

[24]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4176页。

[25] 《戊戌变法》(1),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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