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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中共与苏联在旅大的合作与分歧

鸣沙 <更多内容 2017-09-15 16:43:03

原标题:汪朝光|中共与苏联在旅大的合作与分歧

编者按:

由于旅大的形势初始尚不稳定,中共与苏军需要共同对付国民党的接收图谋,双方矛盾表现尚不突出,及至1947年中,国民党的接收计划基本被打消,旅大形势渐趋稳定,中共与苏军当局的矛盾逐渐凸显,一时形成双方的紧张关系。本文出自《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篇幅所限,有删节。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 东北是战后国共争夺的重要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由于苏联因素的介入,东北的国共争夺明显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旅大虽非战后国共在东北争夺的重点,但因其为苏军直接占领和军管,苏联因素在战后旅大的影响更大,甚而可以说是决定战后旅大诸问题的关键性因素。

一  中共与苏军的矛盾及刘、唐撤退

在战后国共苏三方的博弈关系中,中共与苏联在旅大地区有过成功的合作,双方合作最突出与最成功的结果,是打消了国民党对旅大的接收企图,使得旅大(主要是大连)成为苏军占领下而由中共实际控制的解放区。

对于旅大在苏军占领下的特殊地位以及采取与此相适应的政策策略,中共东北局的领导层自始即有体认。在中共大连市委建立前后,东北局明确指示,与苏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应充分利用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同时又要照顾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便于他们在外交上说话,不授美蒋以柄;在对内政策上也要和苏方充分协商,取得谅解;苏方不同意的事,如土改政策和斗争地主的方式,我们可不办或缓办,或改为苏方可以同意的方式。总之,要注意大连的特殊情况,注意政策和策略。大连市委因此决定实行“以苏为主”的工作方针,与苏军当局在高层次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交涉协商,改进关系;认清双方共同利益所在,实行充分合作,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为此,中共在旅大实行了一系列与其他根据地不同的政策措施,如暂不进行土改;企业采取民营方式,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警察着国民政府正规警服警衔,充分发挥司法检察机关的作用,案件按法律程序处理;对外宣传以地方自治面貌出现;中共干部对外示以“灰色”面貌,着西装革履、礼帽长衫;等等,得到了苏方的理解与支持。但是,中共与苏联军事当局在旅大的关系并非是自始至终并在所有方面都和谐无间,一帆风顺,其间也不断有矛盾冲突,并且一度发展到颇为激烈的程度。

苏军占领旅大后,以胜利者甚至是占领军的姿态出现,军纪松弛,纪律较差,不少士兵甚至军官酗酒闹事、抢掠民财、强奸妇女、持枪杀人,“闹得很不象样子,奸淫抢盗什么都干”,影响甚坏,使民众对苏军解放者的好感很快即消失于无形。苏军还将旅大日本工厂的机器设备大量拆运回国,“确实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不少中共干部对此颇有意见,不断向苏方反映,也引起了苏方的重视,使之予以整顿,情况有所改变。因为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苏军进入旅大初期,持续时间有限,故未成为影响中共与苏军当局关系的根本因素。

苏联对旅大的军事占领和管制,虽有条约依据,但也需要考虑到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现实利害等种种因素,与中共从国共斗争出发、以争取政权为依归的政策方针毕竟有所差异,从而导致其与中共在若干方面发生矛盾冲突。如苏军当局在政治方面对于旅大市政各项重要问题有决定权,要求旅大各级行政机构以民选和自治面目出现,安排了不少非中共人士担任部门正职;在经济方面,不允进行土改及召开斗争地主大会,不允随意动用物资支持其他中共根据地;在意识形态方面,严格控制宣传,对于中共媒体的反蒋反美宣传态度较为谨慎。对于苏军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中共方面不少长期习惯于在农村根据地独立开展工作、有自己的工作套路、缺乏“正规”和“对外”意识的领导干部甚为不解,颇有怨言。尤其是苏军当局内在的大国主义意识和外在的强势专断做法,重要决策缺乏必要的解释,一味要求中共无条件服从和执行,使中共不少干部更为不满,积怨甚深,他们对苏军的做法“很不理解,加之日常的强迫命令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实在令人难忍。于是在干部中普遍生出了不满情绪,甚至反苏情绪。”由于旅大的形势初始尚不稳定,中共与苏军需要共同对付国民党的接收图谋,双方矛盾表现尚不突出,及至1947年中,国民党的接收计划基本被打消,旅大形势渐趋稳定,中共与苏军当局的矛盾逐渐凸显,一时形成双方的紧张关系。如中共所言,党内“大部同志未能充分认识旅大地区的形势与特点,所以,在许多工作部门中,在许多干部党员中,在对苏关系问题上,存在模糊的认识和误解,甚至有不满情绪。于是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与联共同志的关系是不够正常的,不够协调的,互相间不够信任的。” 

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旅大行政公署副主任刘顺元,因为在日常工作中与苏方有较多接触,对苏方的自大傲慢态度和一些政策方针表示了异议。如刘主张援助东北和山东中共根据地是旅大的主要任务,而苏方主张首先应保证旅大的经济发展;刘主张没收地主财产,进行经济清算,苏方不同意;对于旅大的中苏合办企业(造船、石油、电业、盐业公司),刘认为不利于中方;对于苏军实行军用票加盖,刘认为是剥夺百姓;刘反对公署任用过多的商人及资产阶级,苏方则强调公署是资本主义民主分子与共产党合作。

刘顺元自认:对苏军当局的“作风和气势很看不惯”,因为“当时大小部门都有一个苏军代表,大小事情都要他们同意才能办。一切都是命令式的,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也不准有不同意见,否则就挨训斥。”“这种作法我就看不惯,经常提意见。久了关系就不好处,别扭。”刘对苏方的不满不时流露,使苏方大为恼火。9月17日,苏军驻大连警备司令巴申约见正在大连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明确提出“很重要、很原则的问题,几个月来你们党委领导有错误,这个错误是与苏军关系不好。”主要是刘顺元“不执行不贯彻这个方针。刘不明白,这里是苏军监督,他认为不要监督,认为这里同解放区一样,由中共来领导,不同意苏军政策。”“因此,要求撤退他。这是我们总司令、副司令(指莫斯科)的意见,请你尽快把问题报告,要求很快解决。” 

旅大中共组织与苏军当局的矛盾及旅大中共党内的意见分歧,其上级中共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已有所知。1947年8月,南满分局副书记萧华到大连听取双方意见,随后由南满分局书记陈云、副书记萧华和南满局委员江华参加,讨论了旅大党内的意见分歧。据韩光的传达:“陈云同志指示说:自己对旅大的情况了解不多……还不可能提出什么意见。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即在领导干部中,对全国形势及旅大形势还认识模糊,认识不一致,因之在工作中发生分歧。我认为应该在党内展开争论。这样才能团结在正确的方针之下。这叫做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思想打通。”

根据南满分局的意见以及旅大的形势发展,1947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中共旅大地委召开执委会议,着重讨论旅大形势和中共的任务以及如何看待并解决与苏军的矛盾关系。苏军当局也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旁听。在会议讨论中,韩光认为:“中国党应该为巩固苏军的根据地服务,根据苏军根据地来建设,而不是在这里建设我们那一套解放区。过去因为不明确,使工作中造成错误”;“旅大既然是苏军的根据地,苏军当然在很多问题上要管。不仅对外要管,对内也要管。有些干部认为苏军压制群众,是不对的。过去有压的地方,但主要应该检讨我们的做法不合适”。刘顺元认为:“在对苏关系上,我认为我们应该自我检讨。但是单方面的检讨,是不能完全解决实际问题的。要两好才能归于一好。除我们检讨之外,苏联方面有许多做法必须改正。因为实际问题总须解决。”唐韵超认为:“在对苏关系问题上,单是我们检讨不够,苏联当局也应作必要的检讨”;“许多事情积累起来,是下层部分群众对苏不满的原因。这些情绪是自发的,我们绝无引导启发,而总是苦口婆心地解释。”中共旅大地委常委、公安总局长边章五认为:“关系不好,对苏方某些人员不满是事实。这也不足为奇”;“苏方某些同志在工作作风与方式方法方面也应检讨”。旅大中共组织内部的对苏意见分歧,其因在于对旅大地位的认定和对苏方态度的感受,非一时所可完全统一,但会议为此进行的讨论,基本上是自由而不受限制的,尤其是在苏军当局派人参加会议旁听的情况下,这样的自由讨论更具意义,可以使苏军当局体认到中共内部的不同意见,从而适当调整他们对中共的政策与态度。

此次会议重新审视了中共与旅大苏军当局的关系。韩光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关东的基本特点是苏联海军根据地,“一切其他特点都应服从这一基本特点”;“党的任务,是按照苏海军根据地的要求进行工作,而不是建设解放区式的解放区”。韩光总结说:关东党的基本任务是建设与巩固苏军关东海军军事根据地,并在服从这一条件下,建设与巩固我们党的隐蔽后方。

10月会议召开前,苏军当局已经在9月中旬明确提出要求刘顺元和唐韵超撤离旅大工作岗位的意见。10月30日,旅大地委举行常委会,专门讨论苏方的意见,实际是讨论如何执行的问题。刘顺元在会上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和困惑:“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不一定错”;“我这个人是敢于碰硬的。你捏住人家的鼻子叫人家捧你,我不干,而且今后还不想干。”作为地委的一把手和工作同僚,地委书记韩光强调刘、唐撤离旅大是莫斯科批准的决定,苏方“实质是对我党的工作有意见”。他不无伤感地表示:“我思前想后,咬紧牙关,只得让刘、唐两个人下水了。”同时,他也称赞刘顺元的工作“有不少建树,也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如今他走了,对我们工作自是很大的损失。”事实上,刘、唐撤离旅大领导岗位是苏军当局压力的结果,在当时情况下有不得不为之处,而且显然得到了中共更高层级领导的批准,非旅大党组织自行所可决定。

此次旅大地委常委会议认为,苏方要求刘、唐撤离“是正式的建议,而且经过远方的批准。他们这一建议的提出,并非偶然的,而是长期的积累”;“为了搞好今后工作,搞好和某方关系(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地委决定接受其建议”;但“在群众中不公开宣布,因此地情况不同,以免引起误会与特务造谣。但在干部中应将这一问题讲通,进行讨论,引为经验教训。”会议总结了中共进入旅大后与苏军当局的关系,认为“二年来地委对关东地区客观情况(主要是此地是苏军军事根据地)长期认识不够,方针、政策长期不明确,尤其是某方认为我们对于关东经济,长期缺乏建设思想与方针,不能很好掌握与运用关东公署这一工具,有违他们成立关东公署的意图。……虽然他们历次向我们提出,但我们缺乏虚心研究与坚决执行精神,他们让之再让,终不得不出此举,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会议结束后,刘顺元、唐韵超调离旅大,曾对苏军当局表示异议的边章五亦离职休息,此即为旅大中共党史上的刘、唐撤离事件。刘顺元离开旅大后,调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济南特别市委书记。因为斯大林的直接干预,1949年10月和1950年1月又被迫写出检讨书,检讨其“在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上,犯了头等的政治错误”,但亦辩解“对于我的左的情绪的说法,基本上是不合乎事实的。”其后,刘被降职使用,调任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划局副局长。斯大林逝世后,自1954年起先后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唐韵超离开旅大后,调哈尔滨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部长。

二  中共与苏军矛盾的演进及旅大地委的改组

刘、唐撤退缓和了中共与旅大苏军当局的矛盾,但中共党内对苏军当局的种种做法实际上仍有不同看法,意见分歧仍然存在,旅大地委的工作因此备感压力。

1948年3月15日,中共旅大地委致函驻旅顺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别洛博罗多夫,通报了1947年10月会议的情况,在10月会议召开半年之后才向苏方通报有关情况,此举本身即颇有意味。通报表示,10月会议“在对苏关系问题上,着重地进行了自我检讨,以得与联共同志更密切的合作,肩负起共同的任务。”同时提出,“如何使联共党与中共党在完成共同任务和共同建设计划中取得更好的配合,在进行工作过程中,一方面高度地建立苏军在关东百万人民中的威信,同时也要建立与提高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方面活动的)与关东公署(各种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人民中的威信,使苏我双方力量更高度的集中发挥,已成为当前共同工作中的一个主要课题。”

通报列举了影响中共与苏方关系的若干因素,其中在经济上,苏方屡屡不经中方同意即作出重要决策,控制经济安排,影响到经济计划和发展。在工作关系上,苏军当局“事无大小,不分党内外,上级下级,整体部门,都要过问,有时要直接出面干涉、命令。”甚而连三八节放假的安排,事前已得苏军当局同意且在报端公布,嗣后苏军当局却强令取消,影响中共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工作方式上,苏方“纠正某些缺点偏差,常常是操之过急,不能适当的照顾到当时的工作情况和干部情况,不按照正当的组织手续提出意见和批评以求改正,往往直接出面干涉,制止工作……同时在态度上也常指手划脚威胁斥骂,使下层干部很难容忍”。在工作作风上,苏方“存有形式主义的缺点”,搜集材料事先不通知,期限紧迫,迫使干部应付。

通报还提出对于今后改进关系的意见,建议定期召开双方联席会议,交换意见,研究政策的执行和问题;苏军当局在决定重大政策时事先必须通过中共地委和公署;在日常工作关系上,希望苏军当局改进作风和态度,双方互相尊重,民主合作,遇事共同商量,过去某些苏联同志对中国同志的责骂威逼行为必须纠正,混乱草率现象必须克服;希望苏军当局今后在原则政策上多注意,改进分散、零散、事无巨细遇事直接干涉的做法。 

在提交通报的同时,15日和16日,中共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就通报中提出的问题,与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巴申进行了长时间、坦率的谈话,着重解释了中共对于改进双方关系的意见。作为常与中共人员打交道的一线干部,巴申体认到中共对苏方过去作为的抱怨与不满,故其在谈话中向中共示以善意,强调双方应不分彼此,表示“过去双方关系不够密切,尤其是苏联同志未经常主动的找中国同志、找地委许多同志交换意见,讨论工作……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实行自我批评,同时更多的听取地委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向我们提意见,我们保证诚恳的接受。”他同意中共的建议,提出以后每月召开双方联系会议,反映意见,讨论工作,及时解决问题,苏方以后一定改变工作方法。不过,他仍然保持了作为占领者的苏式自大和傲慢,指责地委在10月会议以前政策上出了不少偏差,10月会议以后还有一些同志转变不深刻,今后希望继续加强学习教育,将10月会议精神贯彻到各部门中去。

中共方面向旅大苏军提交的意见通报和双方负责人的谈话,充分表明了中共与苏军当局在旅大既有合作又有分歧的矛盾关系,虽然双方关系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磨合,而且中共方面已经作了主动或被动的让步,但至少到1948年的上半年,这种矛盾关系仍然存在。由于中共处在相对弱势及有求于苏方的地位,而中共党内又因长期的独立自主教育和工作实际,中共方面在处理这种矛盾关系时面临着较苏方更大的压力。就此次通报反映的情况亦可知,虽然中共党内存有意见分歧,但分歧双方对苏方其实都有不满,只是一方更多表现于外在态度,而另一方更多收敛于内在感受。

中共旅大党组织在处理与苏军当局关系时产生的意见分歧及其处境,当然不会不为其上级——东北局及南满分局所知晓及关注。考虑到当时中共在东北需要苏联支持的客观因素,东北局尽力做旅大党组织的工作,希望党内达成共识。为了统一认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1948年6月,旅大地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讨论有关问题。会上“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可以说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不少同志怀疑‘以苏为主’的提法。有的同志提出,‘以苏为主’就是‘以我为奴’的错误观点。有的同志将地委领导接受联共同志的意见,遇事同联共商量请示,看作是和苏方‘一鼻孔出气’。有的同志提出,在与苏关系上应‘有团结、有斗争’,把我们与联共的关系看成是我党在统一战线中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时在大连视察工作的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了解到地委领导“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出面向双方做工作。他认为,“当时旅大是苏军管制的,你和他们对抗,另搞一套行吗?我看这些意见都根据不足”。他强调旅大的特点是苏军军管,批评一些人怀疑“以苏为主”的观点。但是,他的讲话不仅未能平息争议,反又引起异议,“以后总有人说我有偏向”。16日,会议通过《关于若干问题的总结》,认为10月会议的总方针是正确的,地委内部虽然有不同认识和不同意见,但不存在所谓两条路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也不存在所谓宗派纠纷和打击;至于个别领导同志的调走,是10月会议前的事,与会议毫无关系。虽然此次会议肯定了10月会议的总方针,但会后又有一些老干部“直接向东北局反映了他们对地委的批评意见”,旅大中共党内的意见分歧仍然不能平息,由此可知,旅大地委在处理与苏军当局的关系时确为不易。韩光在其回忆录中认为:“一些在大连休养和过路暂住的老同志,由于他们对当地全局情况了解不多,对地委在这一特殊环境里采取的某些政策和做法易生误解;而我向这些同志又通气不够,未注意多征求和吸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介绍党的政策在这里实施的具体情况,这就难免产生分歧意见和形成争议。六月会议上的批评意见,大都是由上述情况引起的。”

旅大中共党内的意见分歧长期不得解决,毕竟影响其工作开展,使东北局不能不予以重视。7月12日,东北局决定改组旅大地委,任命冀察热辽分局秘书长欧阳钦为地委书记,韩光改任第一副书记。与此同时,东北局组织部在北满召开旅大干部会议,讨论并解决旅大问题。东北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张闻天在讲话中认为,过去旅大的工作方针“基本上是对的。十月会议前有缺点、错误,十月会议后也有缺点、错误。六月会议对十月会议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作了批评。六月会议总结,东北局认为基本上是对的。”关于一些争论的问题,张闻天认为,“以苏为主是对的。苏在旅大实行的方针与我在那里所执行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工作方式上应有所不同。旅大虽有特殊,但与解放区的共同性上是一致的——即新民主主义。但与解放区形式上有所不同。在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上应区别于解放区,不照顾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犯错误。十月会议前,我与苏关系不好,因我们把解放区那一套政策搬过去了,这是主要的。许多同志对此点不了解,甚至盲目的反苏情绪是不对的。”张闻天强调:“旅大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基本上是共产党的领导(苏共、中共),至于某个时期采取什么政策,是根据形势的需要。” 

由东北局出面,自上而下改组地委,认可“以苏为主”的方针,基本终结了旅大中共党内的意见分歧。7月30日,欧阳钦在旅大地委会议传达东北局常委会议《关于旅大任务的工作指示》,明确提出,旅大是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与一般解放区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旅大的一切大政方针要由苏联决定。

1948年中旅大地委改组之后,“是中苏关系迅速改善,走入正常发展的阶段”。此后,旅大中共和苏军当局“未曾在任何原则问题上发生过意见分歧。”随着国共内战进程的演进,1949年初,国民党的失败,共产党的胜利,已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与中国全盘局势的变化相适应,苏军当局在旅大的管制权也逐渐收缩。4月1日,旅大的中共党组织对外公开;27日,旅大地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决定将关东行政公署改为旅大行政公署,选举韩光为主席。旅大有别于中共其他管治地区的“特殊性”在不断减少,而其在中共领导下的“一般性”在不断增加。8月18日,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去函,提出旅大本质上与东北其他解放区没有两样,但在形式上,过去为照顾苏联的国际外交关系,曾有某些特殊的表现。这种特殊的表现,现在则因形势的发展,一天天地减少或没有了。

对于中共而言,如何处理在旅大与苏军当局的关系,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和经验。中共过往的工作经验,多半局限在农村和中小城市,如何在旅大这样的大城市,在苏军军管的情况下,建立中共的统治基础和具体施政,确有其复杂的方面。中共与苏联有意识形态和全盘利益的一致性,但也有路线方针和具体利益的差别性,因此,“怎样把以苏为主和贯彻党的政策协调起来,确系一件很难处理的问题。”中共与苏军当局在旅大有成功的合作,如打消国民党的接收计划;也有不少分歧甚至是矛盾冲突,其中有些分歧,是因为中共干部套用过去经验而产生,如土改、清算、批斗等;有些分歧,是因为中共干部没有实践经验而产生,如经济计划、报表统计等;有些分歧,是因为旅大的特殊情况而产生,如苏联的条约义务、对外政策的协调等;有些分歧,是因为苏联的大国强权意识而产生,如强迫命令、要求绝对服从等;还有些分歧,则与当事者双方的个性认识等不无关系。这些分歧,有些泾渭分明,有些纠缠一体,有些易于解决,有些难于协调。无论是合作还是分歧,均源于苏军占据旅大的大环境,但无论如何,苏联在旅大的实质存在有利于中共在旅大的发展。因此,由后见之明观之,当年中共在旅大与苏军当局的合作固为必然,而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亦不过为目标基本一致的大前提下的小摩擦,并无碍于双方的合作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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