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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说”师“

典故里的中国<更多内容2017-09-10 09:30:00

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教师是文化的传授者,而在以文化立国的传统社会,文化不仅仅包括各种具体知识,更是道统的承当以及道德的载体。所以,正如《中庸》所说的“修道之谓教”,尊师其实是尊道,教师其实也是人师。

从训诂角度说,“师”本训“众”。(《尚书·尧典》伪孔传),军队又称“师”,就是“师”之“众”义。而由此亦衍生了“师,长也”(《国语》韦昭注,《荀子》杨倞注)之义,众人不能没有首领,而能代表“众”的首领即“师”。“师”便具有了尊崇的意义,由此泛化为有知识、有德性之长者的内涵。所以《礼记·学记》云“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荀子·礼论》指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这段话也同样出现在汉代的《大戴礼记·礼三本》中,成为了儒家经典。这段话的意思是,礼法有三个本原: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赋予我们生命,先祖使我们从野蛮走向文明,而君主和教师则使人类走向了秩序。据余英时先生考证,荀子的这段话可能是“天地君亲师”一语的母本。

历史学家阎步克先生认为,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事统、学统、族统尚未分化,君道、师道、吏道犹然合一,故教师与君主、家长常常一体。所以《礼记·学记》有云:“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五服”就是“五伦”。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师道并不属于五伦的任何一种,但却贯穿于五伦之中,是五伦的基础,五伦若缺乏师道的涵摄便无法亲合。五伦中都中却都蕴含了师道。比如我们总是说“父母是第一任老师”,比如古代君王“君师一体”、“作之君,作之师”,又比如朋友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这个道理。

教师乃是一种与天地参的伟大存在,也是与君王和先贤同样伟大的立法者,只不过君王先贤是为政治立法,而教师则是为人心立法。也正因为“师”地位的尊崇,所以周代官制里最高的行政长官三公都和“师”有关,如太师、太保、太傅,他们的直接职责乃是教育太子。教育太子意味着对国家的未来负责,可见“师”同时也是平治天下、体国经野的基石。

“师”的崇高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也是普世价值。柏拉图的《理想国》就非常重视城邦统治者的教育,提出通过分阶培养和层层选拔,培育和发现具有政治家质素的未来君王。所以《尚书·泰誓》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句话说明了“师”既是天的意志,也与君王拥有同样的尊严。上天为了人民的安康,便为人民安排了君王以建立秩序,也为人民安排了老师以规导心灵。虽然天命论的思想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显得荒谬,但其中体现的君师一元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立国的传统和尊师重教的风尚,使得肉身性的国家有了一个精神性的权威,那就是“师”身上承载的“道”。《尚书·洪范》中提出了“八政”的概念,概括了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八政即食(农业)、货(商业)、祭(祭祀)、司空(建设)、司徒(人事)、司寇(律法)、宾(外交)、师(教育)。教师虽然排在最后,但晚清伟大的诗人、思想家龚自珍恰恰认为,排在最后的乃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先进的,因为“八政”的顺序恰恰符合“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顺序:食、货只是野蛮的“据乱世”的政治,祀、司空、司徒、司寇乃是较为文明的“升平世”的政治,而宾、师乃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太平世”的政治。这是一个“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的进化序列,当然,后一阶段的一定包含前一阶段的,而前一阶段的未必能包含后一阶段的。毕竟“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教师的作用,毕竟还要在吃饱穿暖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发挥,但人之所以区别与禽兽,恰恰就在于人类能进步,能超越生存,谋求发展,能不断向上,追求至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的存在也是人类的尊严与价值之所在。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儒家为主流思想的社会,而孔子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万世师表”。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祭孔也成了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最早祭祀孔子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在打败项羽经过淮南的时候,以太牢(一牛一羊一猪)的档次祭祀孔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没有定孔子为一尊,孔子还没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汉高祖祭孔,完全是出于自发的敬佩。直到汉明帝时,才开始了在各级学校祭祀周公、孔子的公共仪式。而鲜卑族北魏孝武帝在改革伊始,便立马赶赴孔子故乡山东曲阜祭祀孔子,表达对汉文化的诚意学习。至唐代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祖在国子学设立周公庙和孔子庙,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的地位尚不及周公,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废除周公庙,以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孔子开始具有了精神上的至尊地位。后来唐太宗又从历代贤人中间为孔子增加一批配享者,作为共享祭祀的先贤。而唐高宗即位后又恢复了高祖时期的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的地位,这是因为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以周为祖,故意通过周公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但这一安排不久便被忠于唐室的长孙无忌看破并反对,孔子的“先圣”地位才总算保住。到了宋太宗时代又追谥孔子为“先圣文宣王”,宋真宗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时代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时又改成“大成至圣先师”。后世对孔子的称谓“大成至圣先师”即滥觞于此。

现代人称教师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比喻据说出自斯大林。其实这一称谓也从一个和孔子有关的故事中得到体现。有一个词语“铸颜”,在文言中体现师生关系时经常出现。它来自汉代扬雄《法言.学行》:“或曰:'人可铸与?'曰:‘孔子铸颜渊矣。’”有一天有人问扬雄:“人可以铸造吗?”扬雄回答道:“孔子铸造了颜回。”注释《法言》的汪荣宝先生解释道:“借令颜渊不学﹐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几于圣人。”如果颜回不学习,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而得到孔子的教育,才成为了道德模范。这就是现代教育学提出的“可塑性”,它的哲学基础乃是哲学家爱尔维修的“人是教育的产物”思想。其实这早已被中国古人意识到。性相近,习相远,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的灵魂一部分来源于天赋,而另一部分则是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和修养。其间老师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老师对学生有着劝善辟恶的权威性,有着耳提面命的切身性,好的老师的确能铸造高贵的灵魂,而不好的老师也会将未定型的灵魂引向邪路。正因为老师直面未来的灵魂,所以才应该得到至高的尊重,因为无论大到民族国家、小到个人,灵魂都是其身上最高贵的部分,也是最具决定性的部分。没有灵魂的人如同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国家只是“猪的城邦”(《理想国》格劳孔语),而只有高贵的灵魂,才能让人生气勃勃,行止有章,让民族和国家昂扬精进,蹈乎大方。

晚清经学大家俞樾说:“师者,其人有贤德者也。”而我们更耳熟能详的,恐怕还是韩愈《师说》的“师者,传到授业解惑者也。”不管字面上如何定义,老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且应该是道的传承者,德的承载者,贤的实践者,她的责任是培育心性,塑造灵魂,引导未来。所以尊师的同时也是尊道、尊德、尊贤,重教的同时也是重心性、重灵魂、重未来。尊师重教对于国家和民族兹事体大,它既是对传统的体认,也是对当下的安顿,更是对未来的负责。尊师重教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祝天下教师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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