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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短篇小说《美国外交官的婚姻》下

严歌苓<更多内容2017-09-07 15:26:32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来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与被审问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吓人。审问者倒是很客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是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利的回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特有的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个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lawerence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早就看透了这种事——我父亲在共产党那边一次次被审查,审讯;我从小到大的生活中,最多的是这种审问的记忆!我以为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度……”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严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lawerence在那边顿时沈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中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接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先察看是否处于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明白了“人权”这字眼,而明白之后,又必须对这种神的权利一再割让。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象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的践踏过来。

lawerence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的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务安排,住房,津贴计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嘴哈哈大笑,有种真的山东豪爽。当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时,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麽样,你和lawerence什麽时候结婚?”

“还没有计画呢。”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可不容易精确地重复。

“这个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都问了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嘛?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

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麽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一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有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的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麽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lawerence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为了我!”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lawerence,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在那边炸了:“你怎麽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罪犯嫌疑才可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麽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

“让他们测验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话,怕什麽?!”我也大起声,心更委屈,觉得自己忍让至此,他倒毫不领情。“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该答应你的求婚,不该到这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了。原来,我并没有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我仍在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达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麽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并且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两个国家,两个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势力范围而勾心斗角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象你想的那麽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lawerence回去后,打电话高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级做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改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与他讨论起罗马的日程来。电话刚搁下,门铃响了,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呆了:来者竞是那位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是发现你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动。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查了我房间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麽?”我问道。“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我的坏的英文还是我的坏的教养。“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我也不看他,忙说:“好的。”心想,事情还能坏到哪儿去,坏到头,不就改好了?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交谈开始前,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FBI?”他大吃一惊:“这件事与他们有什麽相干?这属于外交部内部的安全问题……FBI怎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他逐渐显得愤怒和困惑,“你有把握这些人是FBI的?”

“我去了他们在芝加哥的总部。”我说。“活见鬼,他们有什麽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睁圆眼睛,向我张开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他带推敲地说:“我接到上级通知,说你和lawerence宣布结婚,我才来对你们例行调查。完全是例行公事!FBI告诉对你审查的理由了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无理的?”

我摇头松耸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了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麽时间?”“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看上去很焦虑。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待客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的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着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看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麽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我还是象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竞是lawerence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状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去。lawerence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讲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胸前带的那块牌子。“你交了吗?”我问。“我坚持要他们那收据来,我才交……”

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麽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lawerence的处置了。为什麽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沈默着,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国家是多麽沈重,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无法相信美国竞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麽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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