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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沉没——传统中国就那么死了

邵旭峰<更多内容2017-09-06 09:04:04

原标题:巨轮沉没——传统中国就那么死了

中央集权社会的新一轮解构开始也是最后一轮

邵旭峰

就在中央集权社会的最后一次比较理想的重构——“康乾盛世”之后,整个中央集权社会结构的新一轮、也是最后一轮解构逐渐开始了。

这个提法可能有悖于大家平常接受的看法,所以在探讨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我在《俯瞰中国》里面的基本观点:

一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的“外在”的社会结构与“内在”的思想体系的双变合体;社会结构是经济与政权的双螺旋线结构;思想体系的主干与基础是社会结构。

一个社会最主要的三条线索或者“三脚架”是:经济、政权、思想体系。

在乾隆年间,皇权的集中程度达到了整个中央集权社会(从大秦到大清)前所未有的程度。大清的中央政权结构和明代一样,没有丞相,名义上皇帝直接和六部、大理寺、都察院联系,事实上,皇帝不可能一个人处理如此之多的事务,而由秘书机构——内阁负责,在雍正年间又增设军机处,军机处刚开始是负责军事的秘密机构,后来则逐渐扩张权力,乃至于成为实际的丞相府。

大清的地方机构在县之上有州、府,州府之上是在三司——承宣布政使司(藩台)、提刑按察使司(臬台)、都指挥使司之下的分司,分司之上就是“三司”,在三司之上,是巡抚、总督,总共五级到六级之多,即便如此,皇帝对于地方仍旧不大放心,经常以经略大臣、参赞大臣巡查与监管地方。

如此看来,大清的政权机构,确实是达到了整个中央集权社会皇帝集权的顶峰——民族感性的经济生活将政权模式最终也推向感性的顶峰!(可以参阅拙作《来龙去脉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自权责极其模糊,皇帝对中央和地方都想直接掌握,其实这样的话,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管理整个国家的事务,于是,皇帝集中起来的权力交付于内阁、“军机处”来处理,这两处机构成了不正式的“丞相府”。我们知道,中国第一大贪官和珅以一人之力贪污相当于清廷数年财政收入的财富,就是在权责不明的中央与地方政权机构之间上下其手的结果,大清的制度与政权的混乱可见一斑。

大清的政权状况如此;而民间的情况更加复杂——在乾隆年间,人口已经达到三亿之多,并且还在增长,土地的兼并情况更是千头万绪,土地与人口的管理极其混乱——与同样混乱的政权失去联系的越来越多,国家的整体国力直线下降。经济与政权状况使得大清的社会结构整体,那是乱的不能再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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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中央集权社会来说,绵延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社会整体的“三脚架”——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央集权的政权模式,与如此的社会结构想配套的思想体系,其中两支,已经走到尽头:

历朝皇权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在大清时走到了极致,没有再发挥的余地。

与中央集权社会结构相配套、以儒家思想为主脉的思想体系在宋明时达到顶峰(吸收和包容了外来的佛家思想,以及本国的各家思想、尤其是道家),大清建立之后,儒家思想和中华民族的整个思想体系,确实已经没有再发挥的余地——儒家主流开始回归经典本身,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考据学说的兴起,而注重发挥的今文经学则注重于当下社会实际而加以发挥(很多思想家开始将眼界拓向国外),注重发挥的另一派——宋学则要么向汉学和古文经学靠拢,要么向今文经学靠拢。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思想主流确实是回归经典,儒家思想的发展与充实与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向皇帝集中的趋向基本是一致的(参考我的《来龙去脉看中国》)。中华民族的思想体系要想获得更高层面的发展,只有在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才有可能,就是继承与发扬民族精神,更新与充实理论思想,置换生活观念,而构建全新的思想体系。

即使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也受到挑战,其人力、物力散乱、孤立的发展,不能使得经济各业持续增长,只有转化为市场经济,才能适应世界竞争的需要,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才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 当然,彻底改变绵延两千多年的自给自足经济、并进而改变绵延四千年以上的农业经济,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经济生活模式与相关的思想文化是一个整体,改变绝非容易。

即便如此,支撑整个中央集权社会的三脚架有两支走到了尽头,绵延两千多年的整个中央集权社会大厦将倾!

所以,即使没有西方与日本的武力威胁,中国的社会整体也必然变化,只不过由于“外患”的威胁,打乱了中国社会自己变化的步骤——使得社会的走向更加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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