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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最长的分裂期

邵旭峰<更多内容2017-09-05 10:23:54

原标题:中国最大最长的分裂期

另眼相看三国与魏晋南北朝

邵旭峰

在曹操击败北方主要氏族力量并总揽政权之后,其开始向南方用兵,后来在吴蜀联军的反击之下大败而归。关于这场战争的失败们可以和后来前秦苻坚南下攻打东晋最终大败的史例相互比照。

我们说,在西汉武帝之后,专权阶层与土地兼并阶层逐渐兴起并坐大——架空了皇权,到东汉末期,这些力量开始各自集结并展开殊死搏杀,并最终在三个地域抱团而在。我们必须看到,北方曹操政权、东吴政权、刘备的蜀国政权之下,地主与氏族仍然是三国之内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三国各自不能真正地集中权力,在调动人力、物力上都力不从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曹操贸然向南方开战,首先北方不是很紧凑的社会结构就要经过劳师远征的颠簸——从前线到后方不能形成整齐混一的合力,再者前线将士的水土不服又给颠簸的军事结构增加了不稳定因素。于是,以逸待劳并有破釜沉舟决心的吴蜀联军未战而已经占了先机——这种情形很像一个很大的土块冲向一个坚硬的小顽石。

这并不只是说,吴国就没有氏族力量——其实即使刘备政权的主要力量都是氏族、地主,而是由于大兵压境,使得他们产生了自发的联合,于是如此的综合力量反而超过了曹操。

后来前秦苻坚集结强大的力量攻打东晋,性质与曹操攻打吴蜀联军差不多,只不过苻坚看似更加强大的力量其实更加分散——内部实力集团如林、且各自心怀叵测。于是苻坚的大败就也是必然的。

对于军事战争,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表面看来战争是军事力量的直接对抗,战略运筹等也有重要影响,但是这些都是次要和表面的因素,战争的最为基本与主要的因素是综合力量,由两方面组成:外在表现为社会结构的紧凑与强大程度——不仅是经济发达,并且要政权整肃,能够统一调动与组织人力与物力;内在表现为民心与国家的凝聚程度。社会结构的紧凑程度与人心凝结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中央集权社会的土地兼并势力与专权阶层兴起之后,国家经济首先就不能很好发展,日渐衰弱的经济力量与人力又不能被很好地组织,社会结构就显得单薄而松散——与大多数劳动者、经济力量直接关联的地主与专权阶层,人心也就会如此——国家成为一个模糊、遥远、抽象的概念。

曹操军队在水土不服之际先是中了反间计——内部力量更加分散,再遭遇火攻,于是大败而归。此战之后,蜀国乘机坐大,三国鼎立之势终成。

东吴政权建立在水运交通发达的地域,同时,这里的经济明显多元,受传统大汉文化思想与政权理念直接影响的东吴政权不能很好地管理如此的地域、并进而组织人力、物力,当北方由于权力斗争与整合而无暇东顾的时候,尤其是当东吴以逸待劳大败刘备之后,东吴各支力量同仇敌忾之心渐渐消解,东吴社会结构便开始松懈,政府不能有效地组织民间经济的同时,也与之逐渐失去联系。西晋官兵在灭掉蜀国之后,顺江而下,松散的东吴政权一触即溃。

蜀国,地域兼有北方与东吴的特点,既有多元交换经济,又有发达的农业——这使得以中央集权社会理念为背景的政权机构管理更加复杂,中央集权社会的管理理念主要面对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从社会结构本身来说,其必然先于东吴而灭亡。

刘备一心以光复汉室为己任,但他谋略不及曹操,比较感情用事,为给二弟关羽报仇而亲自带领大军东下攻吴,战败后元气大伤,他也抑郁而终。

诸葛亮等托孤之臣,协助刘备的遗孤刘禅以图完成统一大业。鞠躬尽瘁的孔明先向南收服了孟获等少数民族部落不久,数次率兵北上,但始终收效不大。终于因为过度的战争消耗而在三国之中最先大伤元气,也最先灭亡。

司马氏灭掉东吴之后,天下似乎进入由西晋统一的状态,实际上氏族力量仍左右着国家的命运,准确地说是更强了,公元291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八王之乱”,就是由氏族支撑的集团力量的生死拼斗。

就在中国力量分散并持续内斗之时,北方少数民族力量趁机南下。氏族力量集团为了壮大自己力量,纷纷与少数民族发生经济联系。内忧外患之下,少数民族渐趋南下。

公元317年,王室被迫东迁至建康——东晋开始。

西晋势力在北方全面撤退之后,于是在北方,各身份更加复杂的氏族力量粉墨登场,他们或依世族大姓的支持,或部分地收罗民间流民,或依附于少数民族支持,纷纷建立了政权,但最主要他们都体现了氏族政权的特征,最终前秦王符坚“表面上”掌握了大范围的政权。

公元383年,符坚在鲜卑拓跋族已大范围深入农耕地区雄踞北方的情况下,贸然统率一支庞大却鱼龙混杂的军队(内中有各氏族集团力量存在,以慕容氏为最)南下攻打东晋,由于各集团力量不能统一调度,事实上,各集团心怀叵测、首鼠异端,在淝水,前秦军队和力量比较集中且指挥得当的东晋军遭遇,一触即溃,其内部各集团乘机反水,前秦政权迅速瓦解。

这一战争的胜负,更加验证了我关于社会结构(经济与政权)的紧凑与强大程度直接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推论,当然,国家的综合实力还受到内在的思想统一程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思想观念的统一比社会结构的紧凑更加重要。

我们从这一战至少可以看出苻坚这人没有战略眼光——后有强敌如芒刺在背,内部实力集团林立,虽然其军队数量极其庞大,但是一旦失控那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乱局,在这种情况之下苻坚由于内部力量分化而战争失败。

于是,一直坐观格局的拓跋部以少数民族的迅速风格,全面南下,不久就平息了群龙无首、元气大伤的北方各氏族力量,建立北魏政权,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一直到公元589年才由隋文帝杨坚完成全国的统一。

在前秦符坚之后,北方各氏族力量已开始走下坡路,南方也是。

拓跋部本来是游牧民族,乘中国各派争斗之际而进入农耕地区。少数民族简单的社会结构相比氏族政权能更迅速地进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状态,只需要按照其社会结构进入固定的田地即可。北方在各氏族旷日持久的拼夺过程中,早已农业凋敝,地广人稀,所以以拓跋氏强大而集中的权势所到之处,抵抗一触即溃。

然而,拓跋部似乎并不想长久居住于此,各实权人物并不想大量占有土地,土地由中央统一支配,政府统一迁移民众耕田并递交赋税,于是,公元485年均田令的颁布有了切实的基础。486年划分了乡党邻里的行政单位,由地方长官指派负责者,以防止氏族插手而再次大量占地,保证了均田令的实施。

历史就是如此令人惊讶,此时的北方竟然再次呈现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局面——中央集权国家的低层建构(自给自足农耕生产的经济基础)粗创而就。所需的只剩一个相配套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的高层建构(集中的皇权及执行机构),以与如此低层建构发生实际而紧密的联系,而完全构建中央集权社会结构。

可是,这样的一个高层建构(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终究没有形成,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拓跋部权力阶层的整体观念没有改变,也不想汉化,后来实权派杀死皇帝。

好不容易准备就绪的、可观的中央集权社会的低层建构,却没有同时形成的高层建构所覆荫和配套——中央集权社会的经济层面已经准备就绪,但是相应的皇权机构却不能建立,这个契机一经错过,一切都得到重新洗牌。北朝重新陷入当权者的权力拼争涡流,继而分裂。

长时间的斗争,必会使各个集团失去力量而趋向消解。从北魏起,政权更替中战争的范围明显缩小,有时只发生于争权双方内部,对民间的惊扰明显降低,这对全国范围内民间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间小自耕农户生产逐渐形成并发展。

东晋建立后,王室与官僚集团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处在与北方一元农耕经济不同的多元经济地域,传统的中央集权社会的政权管理模式无法有效适应实际的经济现状,这与东吴有些类似。而政权之所以能长时间存在(公元317年——420年),主要原因是有北方力量的威胁,使得氏族各方面力量相对集中。然而前秦符坚在淝水战败后,来自北方的威胁感迅速消解,于是明争暗斗开始加剧;又因如此的政权状况无法适应经济现状(即使政权机构整肃,以自给自足农耕经济为着眼点的中央集权社会管理理念都无法适应多元经济地域,何况各氏族集团各自为阵),终使东晋政权瓦解,公元420年,刘裕的宋政权代替了司马氏的东晋政权。

面对多元经济现状,南方更替的政权机构始终不能适应并与之有效联系——这要待于政府权力机构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着后面牵涉的是整体思想文化的转变——深入研究过这方面的人应该知道,思想观念的转化是最难的。

在当时,各利益集团利益各异,统一的政令始终无法有效实行;各种物产的生产制造更多呈单线交递——大多没有进入中央政权机构,而是豪族世家。豪族世家广储粮食、宝器及各种财物,而中断财富的流通,被动于承受财富,而不使其交流,也不投资以使财富增值,经济不能持续发展,所以多元经济始终不能形成交互的立体状态,而是一个多元扁平体。即使氏族本身也与民间经济逐渐脱离而趋向陵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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