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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找先遣连烈士,他吹响了集结号

剥洋葱<更多内容2017-09-01 21:31:27

支撑他坐着绿皮火车穿越一个又一个黑夜的,是“每次见到烈属时,他们崩溃的哭声。”

“他们有的寻找了六十年,有的等了六十年。”见到陈永泰,就像见到他们等的人回来了,嚎啕大哭。

陈永泰整理先遣连遗属寄来的资料。他历时八年,寻找到了36名烈士遗属,让他们和父辈阴阳相认。

八年前,陈永泰就开始为寻找而生。

1950年8月,由136名解放军官兵组成进藏先遣连,徒步2000多公里,跨越海拔6000多米的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到达阿里藏北高原,因为环境恶劣,63人牺牲。其中包括陈永泰的父亲陈忠义。

六十多年过去,63名烈士中的绝大多数家属还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生是死,埋骨何处。

200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永泰开始踏上寻烈路。

陈永泰今年70岁,曾担任甘肃甘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后,他历时八年,寻找到了36名烈士遗属,让他们和父辈阴阳相认,但他却被遗憾纠缠,“死了的人有的已经被忘记,活着的人有的已被死去的人改变。 ”

有人说,他像电影《集结号》里的谷子地,执着而又固执地吹响了“集结号”。

电影《集结号》剧照。

“我一定找到父亲”

最初,找寻父亲的下落是陈永泰给母亲的承诺。

1950年8月1日,陈永泰的父亲陈忠义给家里寄来了一封信,地址是“新疆省于阗县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兵师二十三团一连。” 信的内容不多,开头是“家人福体康健否,饮食增加可口否?”最后交代“我们即将开往西藏解放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家里暂时不要给我写回信,去信是收不到的,等我们胜利后再给家里来信。”并说,“信内有证明书一件,拿去县政府,可以分田地。”

从此以后,父亲没有了音信。

那时,陈永泰四岁。

以后多年,母亲一直告诉他,”你爸还活着。“母亲的推断,来自于”没有人说过他死了。”

每天晚上,母亲点燃香火,用六根筷子顶出的形状求神灵显示父亲回家的时间。

母亲的思念,被陈永泰装在了心里,他对母亲承诺,“我一定找到父亲。”

陈永泰的父亲陈忠义。受访者供图

孤儿寡母,没有劳力,陈家生活困难,加上陈永泰家住甘肃甘谷县,山大沟深,十年九旱,自然条件条严酷,一年种的粮食常常不够吃。

但收获不管丰欠,母亲总是主动去交公粮。母亲的理由是“那是交给你爸爸打仗吃的。

陈永泰的母亲不识字,父亲最后一封来信,是母亲托村里一个懂文化的人读的。她坚信,等儿子陈永泰上学读书了,就能拿着信去找丈夫了。

直到1963年,陈永泰初二,有能力写一封完整的书信了。他给国防部写了一封信,寻找自己的父亲。

1963年10月,陈永泰收到南疆军区政治部的来信。信中说,他的父亲生前是新疆军区进军西藏先遣连战士,1951年春夏之交牺牲于藏北扎麻芒堡地区。“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通信困难,未能及时向家里通知。”

关于父亲的一切,才在陈永泰的生命里展开。

1950年8月,由7个民族的136名官兵组成的进藏先遣连在喀喇昆仑山下集结待命,陈忠义便是其中一员。

他们从新疆于阗县普鲁村誓师出发,在没有地图,没有道路,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孤军深入2000多公里,横跨海拔6000多米的昆仑山和冈底斯山,进入阿里藏北高原,促进了西藏全境的和平解放。

先遣连进藏以后,因大雪封山,给养中断,物资供应极度困难,陷入了十分艰苦的境地。据资料记载,在1951年的春节前,新疆军区以四万多头牲口和十七位维族青年的生命为代价,却只给先遣连送进去了3斤食盐和7个馕饼。

极端环境下,先遣连先后有陈忠义等63名官兵牺牲在阿里高原。在世的战士回忆,最悲伤的一天,先遣连举行了11次葬礼,有的战士在埋葬战友后返回时,又倒下了。

1951年2月,先遣连被原西北军区授予“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每人记大功一次,并授予“人民功臣”勋章、“解放大西北”奖章各一枚。自1927年我军建军以来,先遣连是唯一一支连队授予“英雄连”所有官兵每人记大功一次的建制连队。这些烈士被安葬在阿里。

但因为“交通不便,通信困难”,先遣连大部分烈士的亲属并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埋骨何处。

陈永泰父亲1950年寄回来的书信。受访者供图

烈士没回家

2009年11月,陈永泰应邀赴山东聊城参加“纪念孔繁森殉职十五周年全国书画展”开幕式。孔繁森服务西藏15年,1994年春天,担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外出考察后返回阿里途中因车祸牺牲。

因为孔繁森工作地与父亲牺牲地同在阿里,陈永泰参加了这个书法比赛并获奖,他作为代表发言,讲述了父亲所在的先遣连故事以及自己与母亲寻找父亲下落的经历。

一位当地干部听了陈永泰的发言说,“你找你父亲那样不容易,先遣连其他烈士的家属估计有些可能还不知道亲人牺牲的情况。”

这位官员曾在阿里工作多年,“先遣连大部分烈士牺牲在藏北无人区,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交通不便,邮路阻塞,根本没有给家里及时通知的条件。”

陈永泰感觉内心的伤痛,“有些愤怒,还有些不相信。” “他们可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啊。”

“十三年就已经足够让母亲煎熬,那些煎熬了60年的人呢?”

回到甘谷,陈永泰开始了为烈士寻亲之路。

陈永泰从老乡袁国祥那里得到了先遣连烈士所有的花名册。袁国祥曾任南疆军区政治部干事、副处长、处长,1978年任西藏阿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1987年任南疆军区纪委副军职专职副书记,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对进藏先遣连的历史一直有研究。

据陈永泰了解,那是现存唯一一份最详细的名册,袁国祥在寄出名册前,嘱托陈永泰,“我老了,这些珍贵名册,就由你保存,传给后人了。”

这份最详细的名册,是先遣连烈士牺牲二十年后,靠记忆整理出来的 。1972年4月,对先遣连历史感兴趣的袁国祥采访了参加过先遣连并健在的六位老战士,以回忆的形式,整理出了一份烈士名单。

因为时隔二十年,老战士很难清晰回忆,加上口误或者笔误,出现了不少错误。

63名烈士分布在9个省和自治区,其中籍贯有村名的19人,有乡镇名的5人,有县名的22人,有市名的2人,有省名的16人。

陈永泰逐一求证,“越了解心里越凉。”

“19个有村名的烈士籍贯,全部没有找到,都有错误。”

如把“马力镇”写成“马来镇”,把“礼辛镇”写成“李安镇”,把“秦渡镇”写成“劝土镇”。有的烈士名字不准确,如“张佛成”应叫“张佛子”,“甘绍华”应叫“甘正华”。

更加悲凉的是, “有的烈属,寻找多年无果,几乎放弃了。”

很多烈属已经不再主动寻找。

2010年,陈永泰打电话求证甘肃一个烈士信息,电话打过去,烈属把陈永泰痛骂了一顿,“已经那么多年了,我们都没找到,你怎么那么大本事,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会报警的。”

“假如再不寻找,真的没有人记得这些烈士了。”因为“死了的人有的已经被忘记,活着的人有的已被死去的人改变。”

陈永泰在街头打听烈士信息。

“他们有的寻找了六十年,有的等了六十年”

不准确的名字,不准确的地址,去哪里寻找?

他采用最笨的方法。

找到花名册上的烈士家庭地址,找到所属市的区号,拨打114 ,询问当地民政局的电话。

电话给民政局打过去,他遇到最多的情况是,“我们领导不在。”

陈永泰又给当地县委或者县政府打电话,询问烈士所属乡镇的电话,从乡镇领导那里要到村支书的电话,请求村支书帮忙落实。

“经常是一路寒心下去。”

陈永泰寻找一位甘肃的烈士,花了一周时间,才把电话要到乡政府,给乡政府打电话的时候,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问陈永泰有什么事。

陈永泰说“请你们帮忙找一位烈士的亲属。”

工作人员问,“烈士是什么?”

“烈士是死去的军人。”

“人死了,你还找他干什么?”

陈永泰对这个对话“记忆深刻,伤感至极。”

逼急了,陈永泰也直接给省里领导写信,“有15位烈士籍贯只有省名,没有更详细的地址。只能给省里领导写信。”

其中,四个省里有了回复,其中两个省致电陈永泰,强调了一下困难,就没消息了。

还有一个省里民政厅的工作人员给陈永泰打电话质问,“你给我们省委书记写信了?”

陈永泰说,想请他们帮助寻找一个烈士家属。

这位工作人员说,“那么多人找这么一个人,你让我为了这个人搞一次人口普查吗?”

“电话搞不定的,只有自己上门寻找。”八年时间,陈永泰打了上千电话,坐着绿皮火车,跑了六个省。

支撑他坐着绿皮火车穿越一个又一个黑夜的,是“每次见到烈属时,他们崩溃的哭声。”

“他们有的寻找了六十年,有的等了六十年。”见到陈永泰,就像见到他们等的人回来了,嚎啕大哭。

以这种办法,八年时间,陈永泰找到了36名烈士遗属。

陈永泰从先遣连烈士合葬墓折回一支红柳。

“九十六岁的人了,她还能不能等到?”

每找到一个烈属,陈永泰都要实地考察求证,求证的方式,是对照花名册上的信息,花名册没有的,就去拜访还健在的先遣连烈士。

2011年,陈永泰接待了一个寻找父亲的女人。她名叫贺秀英,已经两鬓斑白,风尘仆仆,从两千公里外的新疆,坐了两天的火车赶来。

见到陈永泰,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裹,拆开红布,里面有两样东西,一封信,一个证明信。她从新闻上看到陈永泰的新闻,就千里迢迢来拜访陈永泰并寻求帮助。

在找到陈永泰之前,她为寻找父亲已经用了60年。

那封证明信的邮戳和部队番号和父亲1950年寄给家里的一摸一样。他知道,这是先遣连烈士的女儿。但是,花名册上,没有贺秀英父亲的名字。陈永泰专门拜访了当时还健在的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李子祥告诉陈永泰,贺秀英的父亲贺登科是连上最年轻的战士,有一次行军,战马落到雪坑里,他去抢救战马,被拖进雪坑牺牲了,当时,只有18岁。

陈永泰又找了其他健在的老战士求证,老战士都回忆起了贺秀英的父亲,并写了证明信。

但因为贺秀英的父亲不在花名册上,军区一直没有办理《革命烈士牺牲通知书》。而这个通知书,是民政局办理烈士证的依据。

“贺秀英父亲的身份,该怎么去证明?”

贺秀英的母亲,今年96岁了。

丈夫没有音信后,她等了12年。家里的人劝她改嫁,她说,要替丈夫为父母养老送终。12年后,丈夫的父亲再劝她改嫁,她嫁给了丈夫的弟弟,以这种方式,守着丈夫的家门。

“九十六岁的人了,她还能不能等到?”贺秀英希望给母亲一个安慰。

在陈永泰的帮助下,烈士遗属拿到了烈士证。

“他们还没有找到孩子,我就是他们的孩子”

现在,陈永泰有些走不动了。他有糖尿病,举止行动,变得越来越缓慢。

他的老伴,九个月前患了偏瘫,这让他一刻也不能离开家。

但陈永泰没有放弃寻找,靠着一台电脑,整理烈士资料,寻找线索,收发邮件。那台电脑,也老了,开机,需要五分钟时间,打开一个邮件,要等十分钟,有时候,干脆死机。

现在,老伴儿康复得不错,但还坐不稳,坐累了,两只手抓着陈永泰的胳膊,头偎依在陈永泰的胸口,抬头看到陈永泰的白发,眼泪就簌簌往下落。

老伴说,陈永泰寻找烈属的七年时间,她一直跟随着,因为她不放心陈永泰的身体,“有糖尿病,说瘫倒就瘫倒了。”

陈永泰照顾妻子。

现在,她走不动了,也牵住了陈永泰的脚步,“我心疼他,理解他,他在帮别人找爸爸,没有爸爸日子不好过。”

去年,陈永泰登上了央视《等着你》栏目。

节目播出以后,“找到了12名烈士遗属。”

因为寻找烈士遗属,陈永泰出名了。

身边的朋友说,“老陈你值了,谁能像你这么出名,全国的报纸都登你,连中央电视台都上了。”

陈永泰摆摆手,不说话。

2010年,他到了阿里,见到了父亲的墓碑,他想着,把父亲的遗骨接回老家,但是,墓碑下面,没有尸骨。

2010年陈永泰第一次来到父亲安葬处。

军队收拾烈士遗骨的时候,已经辨认不清谁是谁,最后把所有牺牲的战士合葬在一起,在陵园里,逐一列了墓碑。

父亲无法接回家,他就在墓碑前,喊了一声爸爸,然后,把从家里带来的水和土,撒在了陵园里,“血脉相融,山水也该相融。”

离开的时候,他对着墓碑,做了个承诺,“爸爸,我一定帮你们找到亲人。”

他说,那句爸爸,是喊给所有进藏先遣连的烈士的,“他们还没有找到孩子,我就是他们的孩子。”

陈永泰说,为了这个承诺,他着急,因为有的想念烈士的人,已经没有时间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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