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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

许纪霖<更多内容2017-08-26 15:30:51

原标题:许纪霖 | 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

简介

哀哉吴晗,他当年是研究明代大冤案起家的,按说精通明史的他对中国政治的黑暗复杂、对从政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理应有更深切的洞察。然而那“忠诚”二字,却全然消解了一个学者的清明理性。

文丨许纪霖

讲到文革,就不能不提到《海瑞罢官》,而《海瑞罢官》,又是与吴晗的名字分不开的。一个人与一出戏,竟然成为一场历史浩劫的导火线,在多灾多难的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吴晗的在天之灵已经经历了27个春秋,他被历史学家们公认为是悲剧性的人物。不过,时下的一些研究,将吴晗的悲剧仅仅解释为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就文革的整体而言,也许是这么一回事。但就吴晗个人来说,似乎应有更深的蕴味。与“三家村”中其他两位文人邓拓、寥沫沙不同,吴晗并非左翼出身,原先不过是一个远离政治的象牙塔中人。一个一度为胡适所器重的明史专家,为何以后会弃学从政,以至于自觉地迎合政治的需要,去写最后招来杀身之祸的《海瑞罢官》——这里,或许蕴藏着吴晗人生悲剧中更深沉的一面。

▲海瑞罢官

30年代初,当吴晗还是清华历史系学生的时候,他已经被史学界视作明史研究中年轻的希望之星了。这一切来得颇早的学术名声,除了吴晗个人的史学天赋之外,不能不感谢当年中国公学时期的校长、恩师胡适先生的慧眼青睐。一篇考证扎实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以及《胡应麟年谱》,使胡适相信这个来自于浙江义乌乡村的穷学生,是大有潜力的可造就之才,他亲自作函给清华校长,请求给予吴晗以特殊的关照;以后又拨冗回吴晗一长信,建议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专家”,并授之以治学的秘方。

那个时候的吴晗,也对得起适之先生的一片苦心。清华求学三年,吴晗在学界风头甚健,又是发表《胡惟庸党案考》等学术力作,又是担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又是筹办史学研究会,又是出任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编委。吴晗的学术才华和组织能力众所公认。到1934年毕业,傅斯年和蒋廷黻都抢着要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界新秀,清华破例将这个没有留洋经历的本科学生留校任教。吴晗在中国最高的学府取得了一席之地。

▲中学时代的吴晗

不难想象,假如沿着学者的道路走下去,吴晗在史学上的成就也许不在胡适的其他几个高足,如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之下。除了胡适,当年影响吴晗学术风格的,还有清华诸师长蒋廷黻、雷海宗、陈寅恪、张荫麟等大家。

胡适教会吴晗的,是考据学,蒋、雷二人,教导他治史还必须运用综合研究方法;而介乎于师友之间的年轻才子、史学家张荫麟则启发吴晗,史学作品要文彩斐然。另外,陈寅恪的考据方法对他的影响也非同一般。因为博采众长,而且一开始就有方法上的自觉追求,吴晗本来是大有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史学提供一种新的范型的。

▲在清华读书时的吴晗

可惜的很,吴晗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能够让学者们坐在书斋里安心治学的时代。几乎就在他考取清华的同时,“九一八”的隆隆炮声就从东北方向隐隐传来,令人揪心,令人不安。在吴晗的性格中,有沉得下心的内向一面,但也有骚动不安的外向一面。就在人们以为吴晗潜心学问的时候,他那充溢着良知和热血的心灵深处,却隐藏着难以言状的苦闷。

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大捆来往书信中,保留着一封信颇有价值的吴晗来信。在信中,吴晗以令人惊讶的激烈语调抨击了在国难面前“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他悲愤地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吴晗从清华大学毕业时

这是一个热血青年发自内心的痛苦,这痛苦几乎贯穿了吴晗的半个人生,以后他的种种变化都可以从中找到端倪。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常同时具有两种关怀,一种是与自己的专业志向相联系的知识关怀,另一种则是与知识分子普遍良知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关怀。比较起来说,前一种关怀比较“现代”一些,那是要等到五四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群体出现以后才产生的;而后一种关怀则渊源流长,是中国士大夫独特的精神遗产和历史传统。

如果处于太平盛世,像吴晗这样具有学术天赋的学者,本来仅凭明史这门专业就足以安身立命。但他偏偏身处乱世,知识分子内心那普遍的良知不可能不折磨他。在危机四伏的现代中国,一个学者欲潜心问学,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不仅要有“隔离的智慧”,而且还要有点“学者的自私”。但年轻的史学家吴晗纵然有“隔离的智慧”,却不能强迫自己心如枯井,漠然世事。他毕竟是有良知的。良知使他痛苦,又不知如去何从,这等于承担了双份的痛苦。无奈之中,只能向自己所信任的恩师求助,希望胡适能够指点迷津。

▲胡适

胡适究竟有何回复,如今已无从查考。但几个月以后,胡适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文章中,教导学生在国家蒙辱的关头,更要有科学救国的信心这一番话,不妨视作对吴晗的间接回应。看来吴晗是受了一点胡适影响的,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杂文,就嘲笑了学生进城搞爱国运动是“一窝蜂”和“赶时髦”。

不过,不介入政治运动,并不意味着吴晗内心风暴的平息,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式,在书斋内部,通过读书和治史,缓缓发泄而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吴晗所选的一些明史题材,多少与内心未实现的那一层社会关怀相关,比如《胡惟庸党案考》考证的是明朝初年朱元璋为独揽国权,为迫害宰相胡惟庸而制造的特大冤案。作为一个明史专家,他最敬佩的是明末那些有骨气、有气节的东林党人。

▲吴晗在学校演讲

1933年春,吴晗在究书摊觅得一册描写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事迹的《碧血录》,激动地在书后写道:“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尽管是一介书生,吴晗的内心还是有一点壮烈情怀的,东林党人,这大概是他心目中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充满正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虽不能至,仍然心向往之。吴晗从学者到斗士的转变,自然是后来40年代的事,但在30年代初他的安身立命之中,已经可以找到若干潜因了。傅斯年曾经对胡适说过:“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认为“此论甚中肯”。连胡、傅那些留学西洋、受过欧风美雨浸润的大学者,安身立命之处都不免“传统”,何况吴晗这样从未留过洋的本土知识分子呢。

▲吴晗、袁震的结婚照

不过,在北平学界浓郁的学术气氛笼罩之下,整个30 年代吴晗基本上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专业岗位,连“一二九”运动和七七事变都没有动摇他的知识关怀,让他离开安静的书斋。直到40年代初,事情才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浏览西南联大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它的前期,尽管战争是那样地残酷,物质条件也大不如前,但因为坚信抗战必胜,相信政府的领导能力,联大的教授们内心仍然充满了定力,学术气氛也一如30年代那般浓郁。

从40年代初开始,由于通货膨胀,教授们的生活水准一落千丈,从贵族沦落为平民,整天为温饱犯愁。社会地位下降了,政治态度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吴晗因为夫人多病,而且要同时赡养两个家庭,无疑在诸教授中首当其冲,第一个陷入贫困。书斋是呆不住了,心情又是那样的压抑再加上国民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也日益明显,这些外部因素使得吴晗内心那潜伏良久的社会关怀,再也无法抑制下去。1940年以后,30岁出头的年轻教授吴晗终于走出了象牙塔,开始过问政治。

▲吴晗、袁震在西院12号

一般的联大教授(包括闻一多),通常要到1943年下半年以后,才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吴晗显然先行了一步。在这其中,夫人袁震起着某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袁震原是董必武的学生,她很早就参加革命,思想左倾,她对吴晗的影响显然是不言而喻。后来吴晗与中共发生紧密的联系,都是袁震牵的线。这样,吴晗的介入政治,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由主义的姿态,而是激进的左翼立场。

吴晗的挚友罗尔纲,曾以八个字评价亡友的性格:“豪放不羁,忠厚诚笃”。豪放不羁,意味着吴晗具有东林党人嫉恶如仇、敢说敢为的壮烈情怀。在那个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的年代里,吴晗表现出惊人的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由于他在民主运动中太活跃、太激进,传说清华将不给他发聘书。好心的人劝他少讲点话,吴晗顿时瞪大了眼睛,情绪激奋地说:“什么?要我少讲话?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灭亡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有什么关系!”

▲1964年春的吴晗

当年联大的教授们,虽然因为各自的信仰差别,有唱高调的,也有唱低调的,但他们的人格与信念往往是一致的。像吴晗和闻一多,不会因为抗议专制政治有人身危险,或者要掉饭碗,就转而玩聪明的把戏,不打主人专打走狗,在同道身上发泄仇恨,施行道德的拷问,以满足一己之崇高快感。他们不会这样卑劣,他们总是以血肉之躯直面最黑暗的势力,最腐朽的体制。那些温和的甚至保守的同事尽管对他们的激进不一定赞同,甚至颇有微词,但无不佩服他们的人格,佩服他们的言行如一。

除了豪放不羁,吴晗的性格中还有忠厚诚笃的另一面。他的大部分知识来自传统的古籍,较少西方个人主义的理念和色彩,因此在他身上体现出更多的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似乎没有更多的现代色彩,仍然以“忠诚”为核心,只不过后来以阶级分析的眼光,强调忠诚的对象,是上层统治阶级呢,还是底层的贫民大众。

▲1955年吴晗夫妇与爱女小彦

对于他而言,知识阶层永远是一张皮,自身无法独立地生存,最后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所以,在吴晗的心理深层,对群体有着强烈的依赖感,他不习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为了实现与黑暗的抗争,吴晗必须寻找正义的化身,寻找自己的群体归宿。一旦自认为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奋斗的正确方向,他就愿意将自己全部交出去,交给这个代表着光明和真理的事业。

吴晗的政治头脑是单纯而又率真的。那种对组织的忠厚诚笃,使得吴晗渐渐丧失了自我的判断能力,无论正确还是错误,一切都取决于组织。可以说,从吴晗过问政治的起初,他那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参与政治的方式,就埋下了往后人生悲剧的种子。

作为一介书生,吴晗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武器是那么地有限,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以笔作枪”。1943年以后,吴晗的学术论文骤然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充满批判性的时文。吴晗写时文有他的专业特点,不象闻一多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历史影射现实,所谓“古为今用”。本来,为了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古为今用”式的影射策略在时文中用用,自然也无妨。但久而久之,竟然不知不觉地变为吴晗的思维习惯,带进了学术研究之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的三改《朱元璋传》了。

▲《朱元璋传》

这本吴晗的代表作(1944年初版的书名叫《明太祖》),原初的写作动机就有“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的意思。1948年作第一次修改时影射的色彩更浓了,朱元璋几乎成为蒋介石的化身。这本书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多次与吴晗当面讨论书中的细节,指示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还专函希望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加力用一番功夫”。

根据最高领袖的旨意,吴晗在解放之后,又两次修改书稿,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再塑朱元璋之形象。应该说,接受过严格史学训练的吴晗在史料考据上比之以前是严谨了,但修改后的整体质量却大不如前。如果说,解放前的稿子还带有吴晗强烈的学术个性和流动生辉般文采的话,那么,那奉旨修改的后两稿,显得是那样的平庸、呆板,一如同时代的大部分史学著作,焉焉然无生气也。

▲新政协筹备会期间的吴晗(左二)

吴晗所丧失的,岂止是一部有希望的史学传记,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作为一个学者,其职业道德所要求的独立品格。一个知识分子,既可以扮演社会批评者的角色,也可以扮演学者的的角色,这两种角色有各自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各自不同的角色逻辑和操作道德。如果一个学者想尽点良知的责任,尽可以通过议政的方式,而不必连学术也搭进去,将之沦为政治的附庸。按照韦伯的说法,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是应该“价值中立”的,求知是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目的,这是一个学者对自身职业尊严和专业价值最好的维护,也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然而,30年代以后的左翼史学界,却有一种流弊深远的“影射史学”传统,一种“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党派意识。吴晗是深得其害的。将学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短期效果也许十分过瘾,但对学术的戕害却不言而喻。当学术被学者们自觉地绑在政治战车上面的时候,其个人命运也注定由不得自己了,是座上客还是阶下囚,统统取决于领袖的一己意志和整体布局。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解放之后那从荣贵到受辱的大喜大悲人生,岂非正是如此?

▲吴晗和一双儿女

尽管吴晗将自己整个身心包括学术事业都献给了革命,而且还担任了民盟北平支部的负责人。但从骨子里说,他依然是一名学者,渴望早日回到自己的书斋,回到久违的学术岗位。他曾经与闻一多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尚未征求吴晗本人的意见,新政府便任命他为北京市副市长。时在苏联访问的吴晗连忙向周总理辞职,表示实在不愿从政当官,还是愿意留在清华,“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但此时此地,早已是由不得他了。后来为了这件事,吴晗还狠狠自我检讨了一番自己“知识分子的洁癖”。

一个本来有可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书生,就是这样弃学从政,开始了不无惊险的仕途生涯。应该说,在那个岗位上,吴晗为发展新中国的史学是做了许多力所能及工作的,换任何一个别的人上去,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但作为吴晗本人,也就此牺牲了自己的学术事业。他整天限于没完没了的会海之中,有一个星期一共开了64个会,平均每天8个会!1957 年以后,吴晗开始挤出时间写一些史学札记和政治杂文,当夜阑人静,吴晗埋头于灯下时,我们可以想象,以他史学家的本能,间或也许还会冒出若干真知灼见。但这些灵感不是被自我扼杀,就是被禁锢在阶级分析话语的硬壳之中。在那个时代,一统的政治立场规定了一统的治学方法,而一统的治学方法又限制了学术观点的原创性。再加上行政职务带来的政治敏感,吴晗的史学生命自然凋谢了。

▲吴晗故居内景

由于40年代以来形成的那种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识愈来愈自觉,吴晗也就愈来愈习惯于写遵命文字。他所擅长的不再是明史研究,而是借助历史宣传和演绎党的最新精神。最后葬送了吴晗生命的海瑞研究,正是这样一种遵命的产物。1959年初,毛泽东突然对海瑞发生了兴趣,胡乔木向吴晗透露了这一信息,并要求他写文章宣传海瑞。

吴晗奉命而行。等到《论海瑞》写完,庐山会议风云突变,毛泽东又有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的高论。吴晗又连忙在末尾加一段话,以示与“假海瑞”彭德怀划清界限。至于后来应马连良之邀,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也与这段背景直接有关。不过,吴晗虽然在政界服务了十几年,但以他热情而又不无单纯的书生本性,又如何洞察得了政治的云谲波诡。就象历史中的那个海瑞一样,吴晗也是因忠而得咎,死得是那样的不明不白!

▲文革批斗中的吴晗

在40年代,吴晗曾经写过一篇《说“士”》,他将忠诚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品格,认为中国的精神就是建立在知识分子的忠诚之上。有意思的是,1962年,当吴晗在为“封建道德可以抽象继承”的观点作辩护时,首先想到的例子也是“忠”,当然过去是忠于君王,而今强调的是忠于“国家”和“人民”。吴晗对于他所信仰的事业的确是忠心耿耿,然而,一个知识分子的忠诚感,一旦失去了清明的个人理性和独立思考作为学理的资源,就有可能是一种海瑞式的愚忠,甚至比海瑞都不如。

海瑞在儒家义理和封建秩序的框架之中,还能表现出“道”对“势”的抗争,而后期的吴晗,连这样的抗争都失去了,仅仅剩下了忠诚。这样的忠诚,使吴晗在1957年积极参与了反右斗争(当时他刚刚入党不久),也使他不经意间卷入了一场导致了民族大灾难的文字狱中。哀哉吴晗,他当年是研究明代大冤案起家的,按说精通明史的他对中国政治的黑暗复杂、对从政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理应有更深切的 洞察。然而那“忠诚”二字,却全然消解了一个学者的清明理性,最后竟不折不扣重复了自 己笔下胡惟庸、海瑞这些历史先故的冤屈故事!

▲清华大学吴晗雕像

三家村中唯一劫后余生的寥沫沙,在1980年写了一首追悼亡友吴晗的七绝,诗曰:

鬼域为灾祸已萌,天真忧自笑盈盈。

可怜一觉开封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寥公在诗后有一注:“开封古称汴梁,为北宋首都,宋仁宗时,开封府尹包拯不畏权势,为民除害。这里是借用包公来比喻吴晗为北京市副市长。”偿若吴晗有幸渡过劫难,活到今日,不知会否从那“一觉开封梦”中醒来?我想,只要他再操旧业,以史家的关怀重读明史,纵然再本性天真,想必也会独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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