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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泪的十年 | 一个日本姑娘与中国慰安妇老人的故事

剥洋葱<更多内容2017-08-22 19:04:35

原标题:流泪的十年 | 一个日本姑娘与中国慰安妇老人的故事

她在中国的朋友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说米田麻衣带给人的,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而是会让人呆坐着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

8月18日,海口,曾在电影《二十二》出镜的日本姑娘米田麻衣在咖啡馆中接受专访。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文|新京报记者罗婷 实习生张艺

编辑|胡杰 校对 | 陆爱英

►本文约5503字,阅读全文约需11分钟

8月12日,90岁的黄有良去世了。

这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她们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

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两次赴日本出庭作证。

一生坎坷,老病相催,如今她们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8月14日,黄有良葬礼这天,海南炙热。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黎族人、汉族人、志愿者、记者、官员,各种身份的人都来了。

中午时分,灵柩早已封死,铺上一层黑色的布,再铺一层蓝色布。这是黎族的习俗。

一名女子走到灵柩前。缭绕的烟雾里,她跪下来,哭着对着棺材说话。

如果你看过电影《二十二》,你应该见过她的眼泪——

2015年夏天,在一间石头垒起来的昏暗平房里,儿媳回忆王玉开去世时的样子,“(那天)她就躺在这里睡觉,不起来了,很难受。我老公说不起来就不能起来了,我老公也哭。”

坐在她旁边、穿着绿色短袖的短发女孩,一下就哭了,呜咽得说不出话。对着镜头,一口生涩的中文,“这个阿婆是(海南)七个阿婆中生活最孤独的。”

她叫米田麻衣,来自日本。

2008年,24岁的她接触到对日诉讼的海南慰安妇,从此加入关爱慰安妇的组织、到海南留学、在日本普及史实、推动官方道歉与赔偿……

这十年,她不成家,不工作,死心塌地守着这桩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志业。

很多人都只把“慰安妇”们当作历史的一份证物,但是她们是否快乐,是否孤独,是否受到伤害,这个日本姑娘在乎。

纪录片《二十二》海报。

最难受的旅程

8月17日晚,见米田麻衣第一面,她先递过来一张薄薄的宣传单。

和电影里比起来,她瘦了许多。短发,脸孔瘦白,一笑有两颗虎牙。穿着布衫布裤,背着两个深色的布袋子。33岁了,还是一副大学生的样子。

那宣传单,有中文和日文两份。上面有照片,海南的好山水,阿婆们的笑容。下附两个二维码,扫进去,是两个一直在更新的网站,主题都与海南的慰安妇相关。

从2008年接触慰安妇至今的十年里,她三年多时间在中国。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回到日本,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与慰安妇相关的事情上。每年冬夏,她都要回海南看老人两次。

她在微信里说,这一趟,先后得知三位阿婆在一年内去世,是内心最难受的一趟旅程。她去参加葬礼,去新坟扫墓,从海口坐大巴,到各个镇上再换三轮车,往昔记忆,历历在目,大哭了几场。

这一次,她出发前,黄有良还没去世。她给黄有良的孙子发了短信,给老人带了东京药店的药膏。这些实用的小礼物,老年人都喜欢。

8月13日,飞机刚落地,老人去世的消息蹦出来,她整个人都懵了,绷住自己,给朋友们发了信息,才敢哭。

8月12日,90岁的黄有良去世了。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图片来自网络

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桌子人,她看起来最朴素。拿着一个已经停产的诺基亚手机,漆已经全磕掉了,小小的屏幕都是划痕。大家笑她,她不好意思,又说:“没事,我喜欢它。”

我们好奇她现在的活法,她的朋友说,在日本,“打着零工,做着翻译,没几个钱。”她几乎不购物,衣服都是别人送的。

一点点收入,她就存起来。每年最重要的开支,就是飞到海南,来看老人们两次。

她身上已经有了很深的中国烙印。吃饭吃到辣椒,会下意识蹦出一句中文,“好辣啊!”

让大家猜她最喜欢唱什么中文歌,结果答案让人大跌眼镜——《套马杆》。这是海南长途大巴车上常播放的歌曲,从海口到老人们家里,她坐了太多次大巴,张口就唱出完整的段落。

麻衣一直使用着这款旧手机,这是她海南的朋友送给她的。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

我们观察一个人如何做选择,有时要去打量她的童年。

三四岁时,米田麻衣已经被妈妈带着,在东京街头游行了。

1984年,她出生于一个开放的家庭,妈妈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甚至她读的幼儿园,都是一个积极响应社会运动的幼儿园。

她像野草一样,在自由的空气里长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不想读大学,准备高中毕业就去工作。

高中的一堂历史课,她把课本立起来,躲在后面吃便当。老师开始放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场面残忍,她再没胃口吃了,只好扔下便当,开始听课。

老师说,日本军人在中国杀了很多的平民,她心里疑惑,“咦?日本在战争的时候不是受害者吗?”

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中,讲的是广岛、长崎被投放原子弹,但关于在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做了什么,学生们不知道。

初中的历史课本里,有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两页纸,老师讲课时跳过了。麻衣问老师,这个内容你不讲吗?老师说,这个内容在考试试题中没出现,不用学。

正是因为未知,她开始对战争感兴趣了。她想搞清楚,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图书馆没有给她答案。老师告诉她,如果你有这些困惑,你应该上大学。

她于是改变想法,考入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在大学里,她遇到了许多亚洲留学生。课上,大家热烈讨论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她一头雾水,觉得惭愧,“身为日本人,却不知道日本社会的这些历史问题。”

她深深感受到,历史被极度边缘化,战争的苦痛与伤害,已经被人们的记忆流放。

那时正是20多岁,用她的话说,是一个“热情讨论社会问题又没有找到目标”的年纪。

2008年,朋友带她去旁听了一场审判。

那是在东京审判庭,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二审开庭。81岁、又矮又瘦的黄有良,在上百旁听者面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讲述了自己在战时成为慰安妇的经历,以及战后六十多年她的苦痛。她说,到日本打官司,是为了现在的女孩不再有同样的遭遇。

米田麻衣愣在当场,“打击很大,因为她的体验太残忍了。”

这场庭审,撒下了一颗死不掉的种子,让这个从小特立独行的女孩,决定做点什么。

8月18日,海口,麻衣和她的留学生同学合影,笑容灿烂。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到海南去

米田麻衣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了一个叫做“海南net”的组织。

在日本民间,有个律师团一直在帮助海南的慰安妇打官司。

这群年轻人后来组建了“海南net”,运转至今。

2009年3月,日本法院的终审宣判下来了——黄有良等人败诉。和前面几次一样,毫无悬念的结局。

之后,米田麻衣跟着日本律师团的三位律师到了海南。他们要找到每一个慰安妇,为她们宣读审判的结果。

他们从海口出发,到那些偏僻的村庄,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念长长的判决书。判决的核心结论是: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但还是以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裁定慰安妇败诉。

杨小群(化名)是当时海南省政府为律师团指派的翻译,她因此和米田麻衣相识。

她记得,宣读判决结果时,屋子里的氛围,再沉重不过,老人们落了泪,去的人也跟着哭。

黄有良是最执着的一个,她当时说,日本政府不道歉,但她还是想让强奸过她的日本军人道歉。但直到去世,她也没有等到哪怕是一句道歉。

2011年,米田麻衣大学毕业。朋友们或读研,或工作,只有她一根筋,想着要为慰安妇多做点什么,干脆跑到海南师大去念中文。

那时,整个海南师大只有三个日本留学生。另外两个都是退休的老头儿,“退休后在家里没位置,不想待在家里和老婆过,才来海南。”

在海南师大读大二的张莹莹(化名),当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麻衣。因为是海南本地人,懂方言,她开始陪麻衣一起去乡下见老人。

张莹莹说,麻衣当时总拿着一张海南岛的地图,帮助记忆老人们的家庭住址。地图很快被翻烂,折页处起了白线。

让张莹莹惊讶的是,从海口到乡下,曲曲折折的路,换大巴、坐三轮,日本姑娘比她这个当地人还熟。她知道镇上的市场怎么走,在哪里买什么东西。市场里的人都认识她,见了面还要感叹一句,“哎呀,那个日本女孩子,又来买东西了。”

她俩拎着水果、礼物走在路上,开着拖拉机的村民停下来,会和麻衣打招呼。“然后我就吓到了”,张莹莹问,“怎么连路人都认识你?!”

这一年,海南岛上活着的慰安妇还有很多。米田麻衣每个月都会去看她们,进屋就拿扫帚扫地,扇着扇子和她们聊天儿。寒暑假,就干脆住在山里。

比起村里人,她和这些老人更亲近。了解她们的善良、孤独和敏感。在电影《二十二》里她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麻衣正在操作着iPad,她每天要把行程记录下来。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最亲密的“祖孙”

米田麻衣说,当时健在的七个阿婆,和她关系最好的叫王玉开。

米田麻衣有个微博,头像就是她和王玉开的合影。在临高县皇桐镇皇桐村人的家里,她搂着老人,露出标准的八颗牙,老人戴着一顶红帽子,嘴角弯着,眼里都是笑意。

因为慰安妇的经历,王玉开已无法再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还有个关系比较好的邻居,也喊儿子。但她仍独居山中,家中一间平房,一床薄被,门前一两棵石榴树。

8月18日,海口,深夜12点,麻衣见到王玉开阿婆在海口上班的孙女,两人开心地聊天。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张莹莹回忆,麻衣在老人家,顺手拿起一块木头做的硬枕头,就能呼呼大睡。老少两人,做饭、洗衣,一个人用临高方言,一个人用日语,都能聊得嘻嘻哈哈,是真快乐。

呆得久了,麻衣干脆拿了DV,一年从头拍到尾。片子剪出来,把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和日语,命名为《阿婆的四季》。片子里都是生活的细节。

电饭煲的盖子已经脏得不行了,煮饭时咕嘟咕嘟冒泡。屋里黑,老人要拿着电筒照着,用筷子捻几粒米,尝一尝,嗯,熟了。

大年三十,麻衣陪老人一起过年,一起做祭祀的仪式。点起鞭炮,红纸噼里啪啦炸开。

夜里,麻衣就躺在屋里,一只昏暗的灯,枕着手臂,与老人聊天。

有时候麻衣住了几天,准备走,老人就难过得要哭。她俩的合照,麻衣洗出来给老人,老人放进了相册,后来相册坏了,她怕丢,一针一线把照片紧紧缝在了相册内页。

也有些事情,让麻衣很沮丧。因为麻衣和朋友们常来看老人,总带着礼物,偶尔其他热心人也上门,旁人都知道。一次半夜,大雨,有人跑到老人家里抢东西。还有些村民,因为麻衣的日本人身份,总爱说闲话。

但老人在同村认的儿子儿媳,早就接纳了她。家里孩子结婚,也邀请她参加。她去给老人扫墓,儿媳会早早杀了一只鸡,做好了,在家里等着。

8月18日晚,在海口,麻衣和老人的孙女符子英吃饭。两人如往常般,回忆起奶奶生前的细节。

符子英说,“我奶奶爱吃肉,大块的肉煮了蘸酱油。”

麻衣有同样的记忆,“是啊,她戴着假牙,吃东西好大声好大声。”

她俩学起老人嚼东西的样子,牙齿磕碰,发出很大的声响。

日本女孩的眼神突然黯淡下来,叹了一口气,“好怀念哦……”

麻衣与王玉开阿婆在海口上班的孙女,短暂见面之后,两人相扶离开,第二天7点,麻衣就要飞离海南。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一点点地争取着年轻人

这几年,在海口定居的张莹莹,总是收到麻衣发自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讯息。她又在哪里展映了《阿婆的四季》、办了影展,或是又在哪个大学做了讲座。她一年年还是兴兴头头的,张罗着这些事儿。

在大学课堂上,她讲关于慰安妇的一切事情,关于亚洲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关于慰安妇们十多年的诉讼。有女孩子听得哭,觉得日本政府应该道歉。也有人站起来反对——“不能只怪日本政府,其他国家也这么做过”。

在日本的社交网络上,麻衣看过不少这样的言论,比如说慰安妇是妓女、她们打官司就是为了要钱,还有的,甚至不承认历史上慰安妇的存在。

一次在东京的酒吧里,米田麻衣和朋友聊起海南慰安妇的事情,旁边一个陌生男子喝多了,插了一句,“那个时候战争啊,没办法。”

听到这话,她气坏了,转脸就反问,“那时候美军在冲绳强奸了好多本地人,也有很多人被杀,你接受吗?也是战争没办法?”

那人无言,悻悻结束了对话。

这个月,她还在东京的咖啡馆里做电影放映。这次在海南买了大包小包的特产,发给去看电影的人。一点点地,争取着年轻人。

她这样对大家解释做这些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生活是跟历史有关联的,如果不去学习、不去反省,那人类还会重复同样的错误。

但麻衣心里明白,当今日本社会对慰安妇的态度,比起十年前并未好转。初中的历史课本里,“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词汇已被删去了。老人们日渐凋零,得到日本政府的赔礼道歉已几乎无望。

民族主义、历史真相与身份认同,在她身上交缠。张莹莹和杨小群都告诉我们,麻衣与她的朋友们确实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政见者的压力。

但她唯一担心的是,她日本人的身份,会给老人们带来痛苦。

“有时候阿婆和我们一起吃饭,随时会想起日军做的事。有人说起遭遇性暴力的体验,晚上会做噩梦。所以我现在还是会想,我这个日本人究竟应不应该去看她们?我的来访对她们来说,真的好吗?”

麻衣每次和慰安妇阿婆的子女打电话时,总躲到人少的角落,既想关心他们的生活又生怕打扰他们的生活。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我们不会忘记她们的存在

在海南,活着的慰安妇只有4个了。

这次麻衣和朋友们去看了91岁的李美金和92岁的王志凤。她们都住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

李美金是个乐观开朗的老太太。两年前姑娘们去,她还开心地亲了她们的脸颊。今年再去,她的目光已明显黯淡下去,拖着步子走路,人不再有精神。

同村的王志凤,耳朵战争时被日军打坏了,如今已接近失明,再无法接受外部世界的讯息。

海南村中,莽密的山林,寂静的日脚,活着的老人们就这样一呼一吸,守着落日西沉。

战争时扛过枪的林爱兰,在养老院里过世了。按照黎族的风俗,人死在外面是需要招魂的。要用一根白线,把她的灵魂从养老院牵到家里。但养女没有钱做招魂仪式,黎族人的意识里,她的灵魂还在外游荡。

当年组成“海南net”的日本学生,最多时有300多人,这些年也风流云散。如今团队的核心成员,已经不超过十人。

米田麻衣从不主动说自己的窘境。这次,符子英还问,你来这边的机票,是什么电视台给你报销吗?她说不是啊,自己出。符子英一时惊讶,怜惜地抱了抱她。

她在中国的朋友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说米田麻衣带给人的,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而是会让人呆坐着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

在东京、香港、台湾办活动时,都有人问她,这件事你是非做不可的吗?

她努力地组织语言: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阿婆,阿婆们还在,所以我们就想为阿婆做一些可以做的东西。因为阿婆还活着,这个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还存在的问题。

那什么时候算是结束呢?我们问。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赔偿,这个事就结束了。她回答。

如果日本政府永远都不赔礼道歉呢?我们再问。这是很有可能的结局。

“那我就继续去海南,给她们一点陪伴。至少要告诉她们,我们不会忘记她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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