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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华夏种族究竟起源于哪里?

文化先锋<更多内容2017-08-17 18:58:38

原标题:朱大可:华夏种族究竟起源于哪里?

依据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系列——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湖北建始人,17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69万年前的南京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40万年前的山东沂源人,30万年前的和县人,18万~23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12.95万~13.5万年前的广东马坝人,19.5万年前的湖北长阳人,7万~13万年前的广西柳江人,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大多数中国人类学家都坚信,这个从200多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人类化石链,没有间断,没有“缺环”,也没有任何疑点,它足以证明现代中国人是自行演化的结果,而非外来人种的后裔。

大汉国家主义的坚硬立场,不仅支撑了古人类学的研究,还捍卫着主流史学的奢华进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断程”),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这个规模庞大的项目,下设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专业的170名专家,耗时4年,耗资数亿人民币,旨在用各种材料证明如下三项预设的信条:

第一,“中华民族”是独立进化和自我成长的,与外部文明没有重大瓜葛;第二,中华文明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核心,那就是以夏商周为代表的黄河中游文明,其余的文化都只是它的点缀、陪衬与花环;第三,因为第一和第二点的缘故,中国历史的断代,取决于黄河文明的汉族轴心,只要弄清楚该轴心的各个时间节点,则整个中国历史的时间表将一目了然。在某种意义上,夏商周时间就是“北京时间”的开端,它表达了权力传承的连贯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导致了“断程”将历史查证的范围,限定于被儒家视为王道正统的“夏商周”,以此作为黄河中游文明的核心象征,而蓄意切割两个时间更早的文明形态——辽河文明(以牛河梁为代表)和长江文明(以良渚和三星堆为代表)。这种研究路径,只能演绎出狭小自闭的华北(黄河中游)古史,它的袖珍化的学术触角,甚至无法触摸“中华民族”的完整边界。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铜立人:一种独自存在的符号,跟黄河中游文明截然不同

辽河文明距今7000年,长江文明之良渚文明距今5000年,三星堆文明距今4500年,三者虽与黄河文明有所关联,却是相对独立的文明形态。良渚的人兽神徽及其碾玉技术,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具(眼睛偶像)、神树、神鸟、权杖和金沙的太阳芒徽,都是独立自存的符号,甚至连后者的青铜化学配方,都跟晚期的夏商周截然不同。金沙出土的大量热带海贝,更非远东地区的土产。而“断程”对此却轻描淡写。它试图修改多中心和多元并立的华夏历史结构,而将其变成一个单一中心及多边环绕的文明图式。尽管“断程”成功梳理了黄河文明的时间节点,却不慎制造出一个更大的空间盲点。

此类主流历史观,不仅要面对现代史学的质疑,还要面对更犀利的生物学挑战。早在“断程”启动前的1987年1月,权威的英国科学杂志《自然》第6096期,就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化系阿兰·查尔斯·威尔逊(Allan Charles Wilson)和其学生里贝卡·卡恩(Rebecca Cann)、马克·斯托金(Mark Stoneking)的论文,作者根据对147名妇女(这些妇女分别来自欧、亚、非及太平洋群岛和澳大利亚)的胎盘细胞线粒体DNA(Mitochondrion DNA)的分析,提出令人惊骇的假说,宣称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名妇女,威尔逊命名她为“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约在10万至15万年前,夏娃的后裔走出非洲并扩散到世界各地,最终取代了当地的原始人类。

全球科学家都卷入了这场非洲考古的巨大争论之中。大量新的生物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支持了这一天才的假说。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昂德希尔(P.A.Underhill)的“亚当假说”(1990);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克林斯(M.Krings)等对尼人(尼安德特种,简称“尼人”)与现代人没有遗传学关联的分子学研究(1997);彼德·昂德希尔、彼德·欧芬纳和19位研究者,通过对Y染色体多样性的研究,证明“亚当”同样来自非洲(2000);以及英国科学家曼尼卡提出的基因多样性递减效应(距离非洲越远,表型多样性就会随着遗传多样性一起递减,2007),都为夏娃假说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此外,在古人类学方面,非洲单一起源论也获得了多项证明。1995年,非洲中部和东部的考古发掘发现,早在13万年前,现代人类的文化特征就已在非洲隆重登场。

古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刻,地球正处于第四纪冰期,严寒的气候,令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和全球的绝大多数生物种类,变得难以存活。被视为欧洲人始祖的尼人,灭绝于2万年前,而这正是第四纪冰期的全盛时期。北京猿人所代表的华夏古人类,同样无法逃避这场气候厄运。

2002年10月,广西的一个研究小组采用比同位素碳更先进的铀系测年法,对柳江人头骨化石的出土地点,进行了系统的地层年代测定,证明柳江人可能生活在距今7万至13万年之间。这是非洲智人到达前的最后一批原住民,他们究竟是被冰期冻死了,还是被非洲移民消灭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人类胚胎图(图片来源:互联网)

中国本土的生物学家,最初站在历史学家一边,对多元发生论保持敬意。例如,遗传学家金力的研究动机,就是为了推翻人类非洲起源说,并为中国本土起源说提供支持。在2001年,他的小组通过对覆盖中国各地近一万名男性的Y染色体的检测,在所有样本的Y染色体上,都发现了一个叫作M168G的突变位点。这个突变位点,大约在不早于7.9万年前,出现于非洲东部,是部分非洲人的特有遗传标记。金力小组用排除法进行筛选,指望能在中国人群的大范围样本中,找到没有M168G遗传标记的“例外”,但却毫无结果。整个调查推翻了当初的预设目标,反过来为“中国人起源于非洲”观点,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

跟中国人的传统民族想象截然不同,在大约6万年前,晚期智人从相对温暖的非洲出走,经过北美驯鹿式的长征,在距今3万至5万年的岁月里,以每年4公里的缓慢速度,沿阿拉伯半岛、伊朗、印度一线,由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大陆,并完全取代了冰期残剩的东亚土著,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唯一祖先。但这一人类史上最强悍的“暴走族”,却制造了蛊惑人心的假象,让所有中国人都误以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一代”。

良诸出土的神兽山形器:另一种独自存在的符号

早在金力之前,褚嘉祐等14位中国学者,就已于1998年在《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支持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他们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由2~6个碱基重复单位构成的DNA序列),分析了包括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南北人群在内的28个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其结论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非洲的假说。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对传统史学的严峻挑战,更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价值认知。它不仅推翻了历史悠久的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对狭隘的大汉帝国思维,以及华北政治正统的观念,予以前所未有的重击。

对于古人类出走非洲的原因,目前还没有达成全球性共识。在第四纪冰期的间冰期(Interglacial Eppoch),非洲气候会显著变暖,而冰盖大面积溶解导致了洪水泛滥。这种推论的理由,是世界各大文明的神话中,都有惊骇而坚硬的洪水叙事,而这可能是人类走出非洲前最痛苦的记忆。

但大洪水虽然构成了深刻的神话记忆,却未必就是非洲人出走的动机。在大洪水和潮湿时代之后,非洲迈入了一个干燥少雨的世纪。美国科学家哈夫曼(Halfman)和舒尔茨(Schultz)通过分析马拉维湖(Lake Malawi)的岩芯结构,从孤立的裸露礁石和遥远的海相沉积核中,辨认出早期智人进化和扩张的环境背景。那些古老的地质证据显示,7万年前的非洲,发生了由洪水泛滥和热带雨林的潮湿环境,向干燥草原和沙漠型气候的剧烈转变。而这种长期的大面积干旱,也许是推动智人走出非洲的主要原因。

第四纪冰川间冰期:生物在东亚和美洲东部的复苏,令这两处成为全球最好的生物避难所(图片来源不详)

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沃尔特也发现,漫长的旱季制造了植被死亡,森林变成草原和沙漠,原有的食物链发生紊乱和中断,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先后灭绝。在增长的人口和锐减的猎物之间,出现了不可调节的冲突。非洲天堂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恶劣。由于食物短缺,争斗变得不可避免。这种状态迫使智人部落由内陆迁徙到沿海地区,然后携带自己的信仰、政体、语言和武器,沿着海岸线,进而越过红海,向世界各地广泛进发。

气候干燥的另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提供了跨越红海的通道。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纪录片《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类之旅》中,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生物学家艾丽丝·罗伯茨(Alice Roberts)指出,7万年前的一次严重干旱,导致红海海平面急剧下降,海口水面宽度由原先的18英里缩小到了8英里。一个大约200人的部落,利用这次机会穿过红海,抵达阿拉伯半岛。但海水随后又暴涨回去,以致非洲人失去了返回故土的契机,而被迫成为永久的异乡人。布赖恩·费根却认为,这一移民运动可能被苏门答腊岛上多巴火山的喷发所打断。整个南亚被火山灰覆盖,只有大约1万人从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并成为下一轮大移民的人类种子。但斯宾塞·韦尔斯却认为,整个迁徙过程并未如人们推论的那么艰难,事实上,在距今10万~15万年前,地中海黎凡特地区跟非洲东南部是彼此连接的,而这是非洲居民向外扩张的基本地理条件。

南非Klasies河口不远处的Blombos洞穴,发现一件距今7-8万年的赭石艺术品,它被打磨成长方形,其上刻有连续的X形纹饰,它表达了走出非洲前的智人所拥有的智力等级。

古生物学提供的化石标本证明,东亚和北美的东部,是当时全球物种的优质避难所,也是这场移民运动的终极目标。尚不清楚的是,非洲先人究竟是否获得了这种地理资讯?人们也不知道,在非洲移民的地图上,这次伟大长征的终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晚期智人所具备的卓越的规划能力,为这次远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基础。

2005年起,一个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由90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小组,对亚洲人口的基因进行全面调查。该项研究采用了2000名亚洲人的样本,并比较了73个亚洲人种群的5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全部源于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李辉、宋秀峰和金力指出,“东亚的现代人具有共同的非洲起源,大致在距今1.8万~6万年前,最早的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进入东亚的南部,然后随着东亚的冰川期结束,逐渐北进,进入东亚大陆。另一支迁移的路线从东南亚大陆开始,向东逐渐进入太平洋群岛。”

但金力坚称,这场进入中国的远征,刚好发生于距今3万~4万年前,也即第三次冰川期和第四次冰川期之间的间冰期,气候变得温暖起来。当时的中南半岛,海平面比现在低200~400米。在东南亚各岛屿与大陆之间,应有一些栈桥式陆路彼此勾连,人们可以轻易由陆路越过马来亚栈桥向北挺进,深入亚洲大陆腹地,或越过印尼栈桥进入澳大利亚。

走出非洲的智人在欧洲与尼人有过接触,但奇怪的是,史旺特·帕博小组对尼人的DNA研究表明,这两者并未发生任何交配行为,也没有产下杂交的后代,而就在智人出现后不久,尼人就从欧洲彻底消失了,仿佛遭遇了一场马尔克斯式的飓风。进入远东大陆的非洲军团,跟当地土著发生了怎样的戏剧性事件?这同样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唯一知道的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基因调查,都没有发现任何智人与本地原住民发生杂交或战争的迹象。这跟欧洲的情况非常相似。鉴于这样一种逻辑前提,那么,中国原住民的消失,就可能基于下列三种原因:

北京猿人复原雕像

第一,由于过于寒冷和缺乏食物,“北京人”还来不及跟非洲军团相遇,就已成为大冰河时代严酷气候的牺牲品;第二,具有强烈种族意识的非洲智人,拒绝跟原住民交配,并以种族灭绝的方式,彻底铲除了原住民;第三,晚期智人的语言交际、制定规划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令其具备强大的竞争优势,从而导致土著的自然湮灭。这方面的推论,获得了美国人类学家埃兹拉·朱布罗(Ezra Zubrow)的理论支持。他采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发现了重要的生物取代模式——某个种群只要具备2%的生存优势,就能在1000年以内,彻底消灭另一种群并取而代之。当然,还可能出现第四种状况,那就是上述三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

目前被发现的唯一的早期非洲智人化石,可能就是山顶洞人(Upper Cave Man)。但他们始终被视为华夏本土的原住民,并且是北京人进化的壮硕成果。这一偏见阻碍了对山顶洞人真实身份的历史追问。

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迁徙图(资料来源:自然杂志,图像汉化:石莹倩)

在非洲起源论出现之前,人类学家曾经为山顶洞人发生过激烈争执。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学者,多持山顶洞人为原住民的观点。人类学家、多中心起源论者吴新智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山顶洞人化石中101号男性颅骨的各面部测量指数,均接近现代蒙古亚种,而不同于西欧的晚期智人。102号、103号标本也都具有典型的蒙古亚种特征。因此,山顶洞人应归入原始蒙古亚种,而非外来种族。

但作为山顶洞人化石最早的研究者,西方人类学家弗兰兹·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却认为,上述三具山顶洞人头骨分属原始蒙古人(混有欧罗巴人种的血统)、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和爱斯基摩人(Eskimo)。胡顿(Earnest A.Hooton)主张山顶洞人属阿伊努人种(Ainu),沃尔特·费尔塞维斯(Walter Philservice)将其归于高加索人种(Caucasoid)。中国考古学家李济也认为,山顶洞人中有尼格罗与澳大利亚人种成分的混合。导致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山顶洞人在人类学体征上的暧昧表达,而源于山顶洞人的虾夷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种,甚至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仍在中国扮演重要的少数民族角色。

在这方面,苏联学者尼·切博克萨罗夫(Василnев,л)显然有更为精准的直觉,他发现形态多样化的山顶洞人,实际上具有某种人种分化的奇怪特点。这个判断似乎更能揭示位于进化拐点的蒙古人种的边际化性征。人类学家通常认为,人种(race,又称晚期智人各亚种)的分化时间,大约是在距今四五万年前开始的,而这正是山顶洞人诞生的时刻。来自非洲的智人,在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里,发生了适应性突变。种属性征复杂的山顶洞人,提供了外来人种向本土化转型的重大证据。

山顶洞人复原雕像

毫无疑问,距今3万年前,这场进军东亚大陆的运动已经悄然启动。非洲智人开始从东南亚营地分批向北方挺进,其中一部分因体质不适应而被淘汰,一部分则到达西伯利亚,在那里形成新的大本营,然后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剩下的那部分则驻留下来,完成了基因突变,成为东亚地区现代人的真正先祖。

距今0.8万~2万年,全球气温逐步上升,亚热带在中国大陆上移至黄河流域。作为全球最佳生物避难所的东亚,出现生物大爆炸的繁荣景象。这一优质生态场景,激励原先盘桓于印度/东南亚一线的族群,放弃已经安居的家园,发起第二次北迁浪潮。据中国学者兰海的研究表明,Y染色体单倍群D可能诞生在印度与缅甸之间,向东迁徙后不久诞生了D1,而D*进一步扩散到整个东亚,后来在孤立的情况下分别诞生了D2(日本)和D3(西藏)。这意味着中国居民全部来自印度/缅甸一带的第二大本营,然后沿海岸线向东扩散,后期进入东南亚、华南内陆地区和华北地区;另一部分沿海岸线一直迁徙到现在的日韩地区;而在更为晚近的时期,抵达青藏地区的移民在当地发生内部扩张,亦可能向中亚和北亚扩散。

非洲石质头像(非洲MENDE人使用,塞拉利昂,15世纪—17世纪,华盛顿国立非洲艺术馆藏):人类祖先的困倦面容

这场运动的路线和终点似乎是难以描述的,但据对云南少数民族所做的基因调查,发现他们分为六个种群:第一,2万年前从南亚进入云南,并在此定居的最古老的移民群体;第二,最早在7000~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从广西迁来,而在几千年来汉人进占岭南的过程中加剧入迁;第三,在5000~7000年前从中国西北地区南迁的羌戎,而在秦汉之间加剧入迁;第四,最早在4000~4500年前从长江中游迁入,可能发生于史载所谓蚩尤及尧舜禹征服“三苗”之后;第五,源自广东的百越;第六,有史以来混入的北方汉人。

这一云南人种分析,显示了华夏种群的变迁和融合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叠加的结果。迁徙路径既有由南向北,更多的却是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而逆向迁徙,似乎是最终形成现代东亚种族的主要模式。

但这还远不是移民历史的终结。大约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4000年,基于西亚的种族冲突,尤其是南俄罗斯的印欧人的扩张,引发整个西亚地区的动乱,导致大批信奉日神的原住民,向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点——逃迁,在北纬35°~45°的草原走廊上,形成了经久不息的东迁移民浪潮,长达数千年之久。其中埃兰人、印伊人、斯基泰人和突厥人,构成了移民浪潮的主流。

东亚之所以成为欧亚移民的聚集地,完全缘于其特殊的文化地理性特征。广阔的太平洋横亘在东亚的东端,迫使东迁移民浪潮在今中国东部一带戛然而止,而后在当地沉淀并堆积起来,犹如水流带来的泥沙一般,这就是移民的“沙滩效应”,它使东亚成为亚洲移民的最大收容所。此外,东亚地区的优良气候和丰富植被,尤其是它作为生物避难所的物种学特征,也是吸引外部移民在此重建家园的重要原因。

人类胚胎图:华夏种群的变迁和融合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叠加的结果(图片来源:互联网)

以游牧方式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对早先定居东亚的“土著”构成严重威胁,由此爆发了激烈的种族冲突。这种冲突似乎是血腥而持久的,其间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历史苦痛。它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了民族混居和杂交的复杂生态。而一些受挫的部落则再度折向北方,企图从那里找到苦闷的出路,由此触发了朝向美洲的新一轮长征。

这就是远东地区的简明上古政治/语言版图。经过迁徙、冲突、战争与兼并,非洲军团以多元并置和多足鼎立的方式,转型为东亚的新居民,而语言则逐步分化为汉藏、苗瑶、侗傣和南岛四大语系。这种令人鼓舞的场景,令非洲基因起源论、西亚移民说和本土起源论,形成了有力的互补架构。在我看来,非洲起源说试图描述距今3万~5万年前发生的史前人类学事变,西亚移民说则揭示了上古时期激越的文明交融运动,而真正纯粹的“汉文明”的本土叙事,只能从两汉开始。后者才是汉民族身份自我认知的真正起点。

本文节选自《华夏上古神系》一书

本文配图皆来自《华夏上古神系》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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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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