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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企业家山谷的秩序维度|毛寿龙

毛寿龙<更多内容2017-08-08 13:28:29

按:2017年8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应县研究实践基地”揭牌启动会在山西应县山西经纬通达内陆港物流园召开,启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与山西经纬通达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演讲中,他强调了历来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和学者都是孤独的,他们的成长和发展需要秩序维度的支撑。他提出了两类不同的秩序:一类是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开放的政治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另一类是不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封闭的政治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前者是以权利为基础的,这里可以自由交易的,保护产权,解决争端的方式靠法治而不是靠阴谋权术,是一种企业家的政治秩序;后者是以权力为基础的,解决争端的方式是基于地盘、掠夺和杀戮,是一种阴谋家的政治秩序。而企业家山谷的定位就是尝试建立一种利于企业家发展的秩序。下文为发言整理稿。

文|毛寿龙

毛寿龙公号e首发(maoshoulong67),转载请注明

非常高兴来到山西经纬通达公司,这是我第三次来,很亲切,每次来都有很大的变化。第一次来这里还在规划建设中,第二次来正在修房子,第三次来这里已经初具规模。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我正在思考的问题,也就是很多我们认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其实并非习以为常。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科学家,大家以为科学家的出现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在冉总图书馆里看到一本书《百年孤独》,书里描述了村里有很多的发明家,但发明家在村庄里是不受欢迎,不为人所尊重的,历经很多艰辛才能成功。

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比如华佗,他是历史上很著名的医生,但最后被曹操所杀。历史上很多科学家总是处于“异类”的状态,人际关系和交往并不融洽,经常自己一个人呆着。可以说科学家是生活在很原始,甚至是很封闭的秩序里,但是他们的思想、想法却是很活跃和开放的,经常琢磨别人不琢磨的事情,想出了很多重要的、一般人不知道的东西,比如科学家就会说地球是圆的。

还有一类人,在历史上也是不受欢迎的,但他们对人类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企业家。人类历史经历了很长时间,也只是到了最近三百年时间日子稍好过,人类最近三百多年出现了工业革命;出现了人对人的尊重,即人道主义;所有人开始有了追求自由、工作、爱情的机会,可以出国旅游,出国接受先进的教育,这个结果的出现与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出现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前,中国的企业家基本上没有了。科学家虽然还有,但相对于别的发达国家而言基本上是少得可怜。钱学森回国以后,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人才需要从美国、英国等国家引进,中国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出国读书深造,很多做事情投资需要到美国融资,这些都很可悲。

但不管怎样,人类三百多年取得了发展的成果,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成功,原因在哪?为什么人类社会三百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前没有取得成功呢?进一步思考,人类社会,中国进一步取得成功阻碍在哪里?

我们一路看来,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很孤独,虽然他们现在受到到的尊重越来越多,但这种尊重还不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发自秩序纬度的,我们依然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家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学者需要从理论上思考这个问题,学者有完美的理论分析,比如西方世界有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里虚构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小岛。中国的陶渊明也描述了一个世外桃源。中国到底是否有世外桃源?可能没有。但有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些美好的阶段,比如宋朝的时候,发展了很多的山庄,很多庄园,庄园里有很多企业家、有知识的人,他们走到哪里都有朋友,可以互相思考讨论问题。

除此以外还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民国年间李宗吾先生所著《厚黑学》,阐述脸皮要厚而无形、心要黑而无色,这样才能成为“英雄豪杰”。描述政治家应该是厚黑的。但大家知道在崇尚厚黑学,政治阴谋诡计盛行的地方企业家是不会发展很好的。美国企业家安兰德写了一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书很厚,将总结为企业家山谷,当形势不好的时候,这些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都纷纷逃到一个山谷。书里没有描述山谷是如何运作的,但我想应该和宋朝庄园的效果是一样的。宋朝很多有才能的人都积聚在山庄里。安兰德的山谷是保留创造、保留发明和保留思想的地方。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突然很神秘消失,国家陷入一种很不好的状态,很快就衰败了。这里描述的故事实际上也发生在中国,过去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少。改革开放后企业家增加了很多,但现在压力很大,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压力相对少一些。

我们发现不同的理论模型,效果是不一样的。莫尔德乌托邦实际是人类二十世纪一个灾难的核心源头,但在安兰德企业的企业家山谷在现实中实际上是一个避税的天堂,一个小岛上有5000多家企业在那注册。世界五大资本运作中心,美国的纽约、中国的香港、新加坡、迪拜,他们都是一个资本市场,资本自由进出,管制很少。这些地方实际上是安·兰德现实版的企业家山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有的地方企业家、科学家、发明家和知识分子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有的地方这些企业家等却纷纷逃跑,或者说没有逃跑也被抓到监狱里去了。这与我们身边所处的秩序维度是有关系的。企业家成长需要特定的秩序维度,需要国家秩序,市场秩序、专业秩序和比较发达开放的思想秩序维度,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社会秩序维度。

简单分析,这里存在两种秩序,一种是秩序是不利于企业家生长的。另一种秩序不仅让企业家生根发芽更让其茁壮成长成长。而且是在一个比较宽松、快乐的环境下成长,不是让他们比较难受的成长。

在这里有存在两种政治秩序,有一种是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有一种是不利于企业家成长的。不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是天天着眼于去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甚至有很多的阴谋诡计的政治秩序。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和平,只有战争和争斗。这个现象,在几十年前的塞外表现的很明显。塞外的历史没有延续,在那片土地上基本上是战争和流动状态。那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把家稳定在一个地方一百年以上,基本上经过几十年就被战乱所摧毁和破坏了。

另一种秩序是有利于企业家成长,并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秩序。这个秩序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建立权利,而不是权力,让每个人可以自由的交易,保护产权,不是基于地盘、掠夺和杀戮,解决争端的方式法治而不是靠阴谋权术,在这里“没有永久的地盘,只有永久的产权”。后一种秩序是利于企业家发展的秩序,是企业家的政治秩序,而前者是阴谋家的政治秩序。

同样在这里也存在两种经济秩序,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秩序是一种没有管制的,开放的经济秩序,企业家可以自由的创造,自由交易的秩序,企业家可以套利、创造、投机和运作。这种经济秩序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和空间,利于各种无中生有的财富成长。企业家多的地方,他发明的财富是无数种的。很多人想不到为什么一个电子符号,比如比特币就是财富,但企业家可以发现,并把它变成了财富,而且这个财富这几年增值速度非常快。刚开始是一个比特币的价值是几十美元,现在是一个比特币三千至四千美元,已经达到了两万人民币。同样,很多人认为房子增值是笑话,十万元一平米只是一个数字,一个笑话,但企业家认为不是。在这样的秩序维度里,价值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在财富无比丰富无比具有创造力的价值里才能出现。

从社会秩序维度来理解也是一样的,以权力为基础的秩序,高度等级制的,身份制的。普通人被认为是没有位置和身份的人,是处于最基层和底层的。但在一个单纯的社会里,一个普通人生活不需要有太多的权力和太多的财富。也就是说普通人正常生活是不需要太多钱的,真正缺钱的是企业家。生存和发展都需要融资和贷款。我们曾经在网上看到报道,说王健林对他儿子说他挣的钱他儿子三辈子都花不完,但问他欠了多少债,说他儿子十辈子都还不完,中国的大企业都如此,何况小企业家呢,这就说明了企业家是很缺钱的。这实际上也是企业家创造的一种秩序,在市场秩序,资本市场里,债务也是财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以“权利”为基础,而不是以“权力”为基础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身为丈夫、妻子还是孩子,权利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官居何位,都不意味着你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权利,你可以有“拼爹”,“拼孩子”,“拼丈夫”,“拼妻子”的额外权力。如果一个社会谁都很特殊,那么谁都不会活得很好。

一个正常的社会,是让每个人多活得很正常,能够把自己原始的情感释放出来,同时又有一个可延展的空间。

所以,从上述三种秩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利用企业家成长的,它是开放政治、开放经济、开放社会的秩序;反观,不利于企业家发展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封闭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很孤独,如何让企业家、发明家等不孤独,不只是逃避现实,不只是去求神拜佛,以其求得内心的稳定和安全感。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企业家、科学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场所,不仅是一个物理的集聚地,让大家在这里可以充分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困惑,并探寻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思考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是怎么样的,以此来推动我们政治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山谷很重要,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合作,让我们在大学之外形成一个真正的大学,让所有的智慧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尝试在山西经纬通达公司成立一个研究实践基地,也作为我们的企业家山谷,未来这个基地怎么运作,如何让其有成果,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思考和大胆行动,让这个基地在未来能够取得成功,能警觉其中可能发生的利润,并警惕可能产生风险。

►本文为作者于2017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应县研究实践基地”揭牌启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毛寿龙公号e首发,转载等事宜请发邮件至maoshoulong@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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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IAPP-ruc)执行副院长,北京市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北京国宏公共治理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北京国宏新型城镇化发展联盟主席,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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