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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复兴、苦难与自由主义

凤凰大学问<更多内容2017-08-02 18:03:12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西方法哲学、宪政理论和儒家人文主义与法学等,系新时期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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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生命的困顿和社会大众的苦难,我想,这是促使一切理论一切思想启动思旅、逼迫古往今来一切有心肠的人不免痛定思痛的一个直接原因。文化的承担力就表现为正面直视苦难的勇气和张力,而为现世生活立境界,为当下人心示路向,为踟蹰不前的现实开新局。

就拿今晚的话题“自由主义与中国文明”,特别是与中国文明中的核心部分儒家文明的关系而言,虽说例属百年来理论上的老话题,却是中国文明的新课题,而牵扯到我等华夏中人的“困境”和“苦难”,实在无法躲避,必得要去讨个说法。

因为,非有个说法,不然就没个活法,而民族生活无由立法。

其间一线脉络是,自从晚近中西交通以来,东西冲突频密,自由主义及其所表征的政体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正当性,因而,如何让它在中国生根,遂成问题,一个躲也躲不掉的大问题。

换言之,自由主义及其一套政制设置对于中国文明来说是不是可欲的?如果是可欲的话,那么,如何落地生根成长,渐成中国文明中的有机组织部分?特别是其政治制度如何逐渐于中华大地肉身化,并且融会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实践中之洒扫应对、言谈举止?凡此种种,早已构成一个百年问题,大家一直在追问,也一直尚未能够获得圆满解决。

我个人的感觉是,其实这一问题已有局部的答案,不用凄惶,更不用悲观。

因为放眼大中华地区,民主在台湾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相对而言,甚至是较诸泰国式民主更加优越的展现,而法律之治至少作为一种国家理性和社会治理术,在整个大中华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尤其是在香港地区,历经港英当局的培植和全体居民的努力,使得其为“中国先法治起来的地区”,更不待言。

晚近三十五年来的中国,一方面轰隆隆“改革开放”,包括“建设法治”,“建设法治国家”,另一方面,有法不依却成为一个普遍、广泛和长时段存在的大众现象,文野不免,朝野不避,实在触目惊心。

但是,即便如此,放在一个半世纪的转型历史中,较诸往昔,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国,法律之治作为政统的有机组织部分,其正当性,其可欲性,其制度性落实,乃至于其生活实践性之体现,对于朝野两方,均早已不言而喻,也都有一定进展。不管内心怎么想,实际上怎么做,至少,明面上都咸口同声说好,而唯唯诺诺,无法公开违忤了。而这就是进步,来之不易的进步也!

在此,有一个问题,不无讨论的意义,那就是自由主义是否能够直面中国文明的苦难,包括如何回应诸如“落后就要挨打”与“1840情结”等民族主义的命题和隐痛,怎样解释西方列强对于现代中国的成长的复杂心态等国家间政治问题。即便无法面对具体苦难,但也必须对苦难问题在一般意义上多所回应,在人生哲学和生命政治意义上给予理论性阐释,才可能于内在骨血上回应文明关切,而贴应中国文明的忧患心弦,最终融会于中国文明。至少,它必得回答自由主义的一整套政治价值理论背后的德性伦理与文明的内涵问题。

此时此刻,中国人无论在整体制度安排上,还是在个案的解决上,仿佛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理论讨论中,而且,发生在每一实际个案上。

就我较为熟悉的法律专业领域而论,近世中国的每一项立法,乃至于每一个关键条文,似乎都牵扯到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使得中国的立法过程实际上是各种源起于西方的现代价值理念和理论思想的“东方战场”也。清末“妓女是否具有选举权”固为一例,近年反垄断立法中大型国企可堪控诉问题,同为一例。

我个人读史,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也有助于反思自由主义的德性伦理问题,就是“哈耶克的婚事”。哈耶克是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也是冷战思想家,其“婚事”颇耐人寻味。哈翁早年爱恋的情人,年龄相仿,仿佛青梅竹马。后来他到美国读书留学一年,正好赶上“一战”,两人失联。少女久等无果,无奈之下,另结姻缘。哈翁回国后心灰意冷,也择偶婚配。一晃30来年过去,再度重逢之际,少年恋人白头翁,得知其间阴差阳错,后悔不迭。正好她的原配去世,遂决意圆梦,断然与已经给他生育了三个子女的妻子离异,再与自己的少年恋人喜结良缘。

各位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是否听后怦然心动?倘若读史至此,只以“生活琐事”一带而过,“无损于他的伟大光辉”,而不曾沉吟良久,可就没心没肺了。须知,此类“生活琐事”,其于哈翁,以及几乎所有男女,恐非小事一桩也。

如果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径言“我的事情我做主”,我作为一个“天生德于予”的德性主体,于生命实践中本着追求真爱的立场,我有权选择我生命中的另一半,云云,这是一回事,自是一种答案。但是,如另开视角,从某种传统儒家伦理而言——但愿不是乡愿——一个女人跟了你将近30年,为你生了三个孩子,朝朝暮暮,没有爱情也有恩情,没有恩情也有人情,哈老,你此时此刻绝然将她舍弃,则德性何在?下得了手吗?这又是一回事,别为一种答案也。

实际上,哈老在芝加哥大学退休以后,颇感潦倒,回到自己的祖国,在萨尔茨堡大学找了个教职,在他感受等于是在一所闭塞的乡村学舍混饭等死。恰在此时,天上掉下个诺贝尔奖馅饼,这才柳暗花明,阴霾笼罩的人生天空豁然开朗,晚境荣华矣。

在我们某种传统的儒家价值观看来,这是一个功成名就者对于糟糠之妻的抛弃呀!但是,从自由主义理路迎应,这样的指责能不能成立?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指责?则又当别论。我想,他是不会接受的,所以他才会心怀感激,却问心无愧,安然而坦然,释然又怡然。

在此,我是这样理解的。抛开哈翁的婚事,但言一个“痛”字。可能,某一生命个体的困顿,必然牵扯到对方的苦痛,因而也就是社会的痛。既是社会之痛,痛痛相关,只能在关系的扭结中求转化,求纾解,或者,竟是无解,而痛到底,痛死为止。

恰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立基于个体原子论的自由主义遭遇到了当代危机。盖因将德性屏蔽,于伦理层面便无法招架此番痛痛相关之问,而顿失深厚,面对苦难这一大是大非之时只好无言,径以“个人私事”打发了事。

实际上,自由主义的当代危机不仅展现在欧洲文明于晚近几十年间遭遇到的文明劲道的衰颓问题上,而且,它说明自由主义一旦肉身化,已然成为既定政治制度安排之后,便为道统,自我腐蚀的趋势遂明滋暗长,其日趋僵化的心路历程也就启航了,从而,也就是将自家生命力打入冷宫之时。

好比当年科学反对宗教,蔚为一种新兴力量,开放而质朴,刚健复诚实,具有感天动地、撼天动地的生命力。倏忽间三四百年过去,经磨历劫,科学将宗教打入了冷宫,自家成了正统。在当今人类的知识世界中,科学早成霸主,惟我独尊。

实际上科学在今天成了一个独断论的话语体系,影响所至,但凡“不用计量和定量研究的理论”,换言之,“没有数字图表”的,均不值一听,岂非笑话,何其悲乎!此与“不用英语教学和写作的大学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论调,所指有别,而理路如出一辙,盖均不明所以然也!

百多年来,中国的儒家文明展现了一种接纳异域文明的宽阔心胸和消纳能力,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经过五代人的吸纳、消化与融会,已然有选择性地在中国文化中间扎根了。今天我们讲人格平等,自由意志,今天我们讲秉持德性伦理而不违背规范伦理去追求“我的”自由和幸福,今天我们讲在自由与平等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我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自主选择超越性向度的自由。

这不仅是儒家所讲的“收拾精神,自做主宰”这一德性伦理观,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的个体价值观。它们于不期然间落地生根,仿佛已然完美地融合于当代中国公民的身心,见诸他们日常的洒扫应对,习焉不察。这难道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儒家义理和中国文明的双重胜利吗!?诸如此类,我相信,大家各自去体认和揭示,必定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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