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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近400年的分裂时间都在干啥?

邵旭峰<更多内容2017-08-01 08:43:42

 中国将近400年的分裂时间都在干啥?

邵旭峰

汉末,社会结构异常混乱,与东周有些类似。东周的混乱结局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与大一统集权社会的建立;汉末也一度彰显出大一统社会结构解构的迹象,在东汉以后,整个社会的主要力量由氏族大姓和地主阶层掌握,农民阶层似乎再也没有重新拥有土地的可能,皇帝也似乎再也难以真正集权。在曹操总揽北方氏族力量之后,皇帝完全成了一个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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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方有两支力量:

东吴政权建立在水运交通发达的地域,同时,这里的经济明显多元,以政权层可以汲取到的治理农业社会的管理经验——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背景就在于此,不能治理这样的地域,对此,最好的管理办法是建立市场交换的管理理念:以货币作为经济流通交换的中介,从而促使各经济成份的发展;并要建立一套保障体系,如信贷与保险业。而这要将国家权力制度化、规范化,才能实现与保证。于是,思想局限于中央集权社会模式的东吴当权者,面对现实中的多元经济的粗放状态,不能完全适应和与之很好的联系,政府不能有效地组织民间经济的同时,也与之逐渐失去联系。当战场厮杀的锐气逐年消磨在散乱无序的民间繁华中时,灭亡之时也将不远。“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官兵灭掉蜀国之后,顺江而下,疲软的东吴政权一触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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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地域兼取北方与东吴的特点,既有多元经济,又有发达的农业——这使得以中央集权社会理念为背景的政权机构管理更加复杂,中央集权社会的管理理念主要面对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

刘备,以宽宏大量的胸怀和皇叔的身份网罗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在天下大乱之机,以巧取的荆州为立足点,逐渐渗入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当年这里的粮食生产尚不十分发达,在诸葛亮的艰苦经营下,向南收服了孟获等少数民族部落。刘备一心以光复汉室为己任,但他谋略不及曹操,好义气用事,为给二弟关羽报仇而大军贸然东下攻吴,战败后元气大伤,不久,他也抑郁而终。诸葛亮等一班托孤之臣,协助着那位平庸的刘禅以图完成统一大业。鞠躬尽瘁的孔明数次率兵北上,但始终收效不大。

蜀尽管有险山峻关作依保,但这在阻滞外敌的同时,也给自己造成麻烦,大军每次出栈道都极不容易,退回更是基本赖于侥幸。兵出栈道后,后勤供应极其艰难,耗费极大,从《三国演义》上可以看到诸葛亮在西出祁山之后,总先抢收陇右的小麦作为军粮,想取得天下,如此似乎有些不妥。后勤的堪忧使得前线军心不稳,战争得不偿失,加上官僚集团过于着眼于战事,而无暇整修经济,事实上,管理这样复杂的地域,经验就首先已经不足,这些都是蜀最先灭亡的根本的原因之所在。我经常纳闷,为何刘备不把都城设在荆州,而把成都或白帝城作为陪都呢?这样,至少进攻、出兵容易一点;为何总把平定天下的大事维系于奇险的蜀道、祁山?蜀国,作为进攻型的国家,却按照防御型的国家布置国都,真是权衡不当啊!

北方的政权交递,由魏代汉是氏族力量由幕后走到台前的体现,曹魏的政权又被新一轮氏族代表司马氏取代。后来,司马氏灭掉东吴之后,天下似乎进入一个统一状态,实际上氏族力量仍左右着国家的命运,甚至更强。各地司马姓王迅速成了当地氏族力量代表,动辄杀入京城,勤王夺权。在京城也有氏族力量伺机起而一搏。

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力量趁机南侵。他们或各个击破或以互市各义渐渐进入农耕区。其实,少数民族进入农耕区域的苗头,在东汉时已经开始,当年窦宪曾率大军驱赶匈奴数千里至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返,深入匈奴腹地两千里,匈奴远遁漠北、西亚。但其后不久,北方又兴起了一大批其他少数民族(以鲜卑为代表)。在东汉各地氏族力量解构全国政权后,他们将据点逐渐南移,这时,汉已无力组织国家力量共同迎战少数民族。另外,各氏族力量集团为了壮大自己力量,也纷纷与少数民族发生经济联系。于是,少数民族渐趋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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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91年——306年间,西晋争权斗争主要在王室各分支力量之间展开,他们可以说是各地氏族力量的代表,“八王之乱”造成的最终结果是:王族与围绕王族的力量迅速削减,在北方崛起新的氏族力量,西晋王室在多事的北方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公元317年,王室被迫东迁至建康。

于是在北方,各身份更加复杂的氏族力量粉墨登场,他们或依世族大姓的支持,或部分地收罗民间流民,或依于少数民族支持,纷纷建立了政权,但最主要他们都体现了氏族政权的特征,最终前秦王符坚表面上掌握了大范围的政权。

公元383年,符坚在鲜卑拓跋族已大范围深入农耕地区雄踞北方的情况下,贸然统率一支庞大却鱼龙混杂的军队(内中有各氏族集团力量存在,以慕容氏为最)南下攻打东晋,由于各集团力量不能统一调度,事实上,各集团心怀叵测、首鼠异端,在淝水,前秦军队和力量比较集中且指挥得当的东晋军遭遇,一触即溃,各集团乘机反水,前秦政权迅速瓦解。

拓跋部以少数民族的迅速风格,不久就平息了群龙无首、元气大伤的北方各氏族力量,建立北魏政权,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一直到公元589年才由隋文帝杨坚完成全国的统一。我推测,在前秦符坚时,北方各氏族力量已开始走下坡路,南方也是。

拓跋部原系游牧民族,乘当时北方氏族力量互相混战之机进入农耕地区。少数民族简单的社会结构相比氏族政权能更迅速地进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状态,只需要进入固定的田地即可。北方在各氏族旷日持久的拼夺过程中,早已农业凋敝,地广人稀,所以以拓跋氏强大而集中的权势所到之处,抵抗零星分散,地方威权速被解除。与长时间的氏族地主占地者相比,他们单一的组织结构和游牧的生活习俗使他们内部没有争相占地者,他们似乎没有长期居留的决心,于是土地改由中央统一支配,各实权派失去了擅自动员民众为自己耕田谋利的契机。政府统一迁移民众耕田并递交赋税,于是,公元485年均田令的颁布有了切实的基础。486年划分了乡党邻里的行政单位,由地方长官指派负责者,以防止氏族插手而再大量占地,保证了均田令的实施。大一统集权国家的低层建构(自给自足农耕生产的经济层面)粗创而就。所需的只剩下中央集权社会结构的高层建构(集中的皇权及执行机构)的形成,以与低层建构发生联系。

但是,这样一个高层建构(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终究没有形成,拓拔宏的厉行汉化激起了一大批鲜卑贵族的广泛怅怨,还有为自己利益前途的担忧,统治者高层以兵权为重的实权派开始首鼠异端。同时,由于拓拔集团外部的威胁尚存,南朝的观望与北朝各地氏族力量的尚未完全清除的“国情”,使得拓拔宏无法开展内部的清障集权行动,更别说建立一个适应“自给自足农耕生产的经济层面”的官僚政府了。

依据史料,迄止北魏分裂时,在册户数已达500万户,人口逾2500万,这是相当可观的数目。即使西汉武帝全盛时,人口也不过6000万,彼此差强一半,而此时仍有南朝政权的存在,并且此时为北魏低层建构初就之时,人口有迅速再增的可能,但是,皇帝却被实权派所杀。一句话,准备就绪的、可观的中央集权社会的低层建构,没有同时形成的高层建构所覆荫、配套——中央集权社会的经济层面已经准备就绪,但是相应的皇权机构却不能建立,此等契机一过,一切都得到重新洗牌。北朝重新陷入当权者的权力拼争涡流。

长时间的斗争,必会使各个集团失去力量而趋向消解。从北魏起,政权更替中战争的范围明显缩小,有时只发生于争权双方内部,对民间的惊扰明显降低,这对全国范围内民间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间小自耕农户生产逐渐形成。

南方自东晋进入后,王室与官僚集团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处在一个与北方一元农耕经济不同的多元经济区,传统的中央集权社会的政权管理模式无法有效适应实际的经济现状,这与东吴有些类似。而政权之所以能长时间存在(公元317年——420年),主要原因是有北方力量的威胁,使得氏族各方面力量相对集中。然而前秦符坚在淝水战败后,来自北方的威胁感迅速消解,于是明争暗斗开始加剧;又因如此的政权状况无法适应经济现状(即使政权机构整肃,以自给自足农耕经济为着眼点的中央集权社会管理理念都无法适应多元经济地域,何况各氏族集团各自为阵),终使东晋政权瓦解,公元420年,刘裕的宋政权代替了司马氏的东晋政权。

面对多元经济现状,南方更替的政权机构始终不能适应并与之有效联系,这要待于政府权力机构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在当时,无论北朝还是南朝,中央要打破氏族阶层以集中权力尚且不能,何能及此。各利益集团利益各异,统一的政令始终无法有效实行;各种物产的生产制造更多呈单线交递,自生自灭,珍贵物品最终流入豪族世家,他们广储粮食、宝器及各种财物,而中断财富的流通,被动于承受财富,而不使其交流,也不投资以使财富增值,经济不能持续发展。所以多元经济始终不能形成交互的立体状态,而是一个多元的扁平体。即使氏族本身也与民间经济逐渐脱离而趋向陵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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