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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前沿,中国如何培育新兴产业

凤凰大学问<更多内容2017-07-27 16:50:26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21世纪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

本文为薛澜教授在2017年7月5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国家信息中心主办的“2017首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原题: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组技术

阅读提示:文章字数为3491字,阅读时间约为7分钟

新的局面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前一段刚刚在大连的这个夏季达沃斯论坛也是特别关注这方面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是一组技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这样的通讯,新能源革命,包括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包括生物医药各方面的技术。我从2004年参加到关于这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价值与政策的未来委员会,这个论坛也做了一些调查,我觉得很有意思。

好比说,到2025年其实不远了,10%的人穿着与互联网相连的衣服,90%都是无限和免费存储空间,美国出现第一类机器人药剂师,我看也是觉得没有问题的,现在说不定已经有了。3D打印汽车,玩具汽车还行,开的汽车就要小心。然后大数据资源替代统计调查,这个可能对统计局、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影响非常深的。还有植入手机商业化实现。不管怎么样,我们目前看起来还比较陌生的这些技术,2025年几乎都是呈现的。

我觉得前三次的工业革命对人类进步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无缘参与,各种各样的问题。到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该说中国是完全有机会的,所以可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中国加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起到关键的作用。

当然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一轮新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的影响也要格外的关注。这是一个大学学院的研究,他们发现,2010年的很多职业,说不定在今后十年、二十年将近一半被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所取代。我特别希望,在各方面支持下,我们能够做一个研究,到底哪些新的产业,哪些新的职业能被创造出来,这一点尤其对高校特别重要。因为我们高校培养的专业很多都是过去工业时代的专业,有哪些新的工作,我们需要做准备,这方面我们需要有一点前瞻性,所以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关注。

前三次的工业革命中国已经在很后,那些社会影响程度我们中国没有经历过。实际上那些前沿的国家已经经历了,很多的社会影响通过各种的方式解决了,到我们更多是直接用。现在我们跟所有的国家是一起在最前沿的,这样很多社会影响对我们会是直接的,不管正面还是负面的,会直接感受到,所以这方面需要加强一些研究。

大家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的一些技术,其实它确实研发的强度比较高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创新的突破和社会需求的有机结合,确实发展到今天有很多新的社会需要,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满足。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高新技术的延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尤其我们人类生活、工作方式发生改变,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中国今天能够进入到四次工业革命,能够和很多主要的国家一起并驾齐驱,应该说中国在金融危机以后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做了布局。所以今天能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有这样的地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这一点,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为我们今天创造了这样的局面,我想这个也是在很多方面需要建立一个体系,这几类怎么融合,怎么区分,这方面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

另外一点就是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怎么协调。在前期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注重创新的政策更多一些,产业发展政策可能相对来讲还没有成为重点。但是现在可能到了壮大发展,“十三五”期间要成为它的支柱,这样在产业政策可能需要进一步地在这个方面有深入的研究,然后二者之间更好地协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协调。总体来讲应该说我们是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但是相对来讲,对于商业模式创新,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重视不够,我们的政策有意无意对于商业模式创新,或者怎么推动引导这方面,我们可能工作做的还是不够的,所以这方面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另外就是颠覆性创新的收益和成本的协调,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考虑的。大家都觉得颠覆性创新非常好,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社会收益,这一点是没说的。如果仔细分析,它对收益,主要到创业者的风险投资。但是另外一点,颠覆性创新也有相当的社会成本,对原来这个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过去这个成本很大程度被政府和社会承担下来,我想下一步其实也要考虑,怎么能够让这个成本能够更合理地分担起来。大家现在也看到,我们技术创新各方面的推进是很快的,但是另外一点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也是在加剧,所以这里怎么通过创新,不断能够给社会带来普遍的收益,同时尤其是对降低社会不公平这方面也能够做出贡献。

最后就是关于这个推动战略型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些思考,创新的内涵刚才已经谈到了,特别要注重商业模式和文化创意。这个背后其实也有很多的数据,我们的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们进口的额度巨大,我想在这个方面今后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第二点就是要掌握创新规律,确保政策的精准到位。应该说我们过去政策出台了很多,可能有时候还要做一些减法。我们现在的扶贫讲精准到位,其实产业政策、创新政策是不是也要有所考虑。我想在创新这个领域,最近我们也做一些分析,基本创新模式,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创新模式还是在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上总结分析这个规律,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等,通过研发产生专利,专利的应用提供新产品、新工具。我们传统的政策工艺也是统一研发,保护知识产权,这个仍然是我们创新政策的基石,不能动摇。

另外一点就是战略导向的创新模式,至少在中国已经看到,确实还是在一些方面很重要的,像在国防、重大基础设施、重大需求,这些领域政策的考虑其实是另外一个模式。首先就是战略研究、战略选择,这个我想我们目前看到是比较成功的,实际上不管中国还是国外都有选择失败的。明智的战略选择其实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点就是稳定的公共投入,这个项目可能政府的公共投入比较大。还有就是高校的溢出机制,就是投入之后,对社会的影响怎么更好地推出来,高校的溢出机制目前可能还需要加强。

第三就是新经济的创新模式,这个也是我们正在研究过程中研究服务的,互联网经济新的服务业创新产业,这方面非常关键。这方面可能需要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充足的风险投资和适应性的治理,这几个有机的结合。第三类的不同类型的创新模式,所需要的政策和政策环境还是一些差别的。所以我们怎么把这些规矩掌握的更清楚,从而使我们的政策更好地推进创新,这个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加强的。

我们在重视颠覆性创新的同时对间接式创新那块其实也还是要关注,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很多的沿海地区,一些领先的企业用在第四代工业革命的技术,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比较落后地方和产业,还在用第一代、第二代工业革命的技术。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技术更快地有效地推进扩散,这个对中国这个大国来讲很重要。

另外就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也需要推广,土地研发现在可能要考虑营造生态环境。当然从我们做政策研究的角度,原来总是希望我们做一些成功的例子怎么推广,但是现在这些年回头来看,其实很多的例子是个案,真正想广泛的推广有时候很难,不具有普遍规律,反而是很多失败例子背后有很多普遍规律的。但是我们研究失败的案例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怎么从普遍的、失败的案例提炼教训,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

另外我们注重企业和研发机构,也要重视中介机构和创新平台。启迪客服他们从一个简单的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变成一个创新生态的运营商,把很多东西都整合在一个平台下。从一些创新的服务,包括对金融各方面的支持,他们现在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值得去总结的。

最后一个就是怎么加强创新的规制,构建合理的创新治理体制。刚刚也谈到了实际上创新有为社会造福的,这一面是主流的,另外一点,它也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新一代的新兴技术的应用本身有很多的风险。比如说现在的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的临床应用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福音,治疗怎么更加有效,有时候可以做一些策略。另外一点基因检测的应用如果不能很好地有效规制,包括对检测的结果合理地解读,我觉得很有可能,它的滥用负面影响也会很大。另外这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方面引导创新的发展,另外一方面控制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分配创新的各种收益方面,政府的政策可能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一点,加强对社会影响的意见和评估分析。我们的技术发展,尤其是这些前沿技术肯定有很多的方向,我们怎么有一些预见性,尽可能的趋利避害,使得我们的发展方向和社会的需求有效的结合起来。

最后就是在创新治理体系里面,怎么让社会各方面有效的参与,目前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提高公共科学素养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中国科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另外我们还要打通风险交流的渠道,因为很多风险是要清楚,认识不清楚,有一些误解很有可能对科学技术的成果应用带来很大的障碍,所以怎么样去构建一个政府科技共同参与创新创新治理体系,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方面的艰巨的任务。

(来源: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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