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号出品

贾葭:谁给大清帝国挖下这座坟墓

贾葭<更多内容2017-07-26 19:10:28

原标题:贾葭:谁给大清帝国挖下这座坟墓

本文原刊网易历史,原标题为《南北之间:民初的自治与分治》

题记:我常常觉得,辛亥之役,革命和共和来得太简单、太快速了。以致中国人从未真正体会过真革命和真共和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广州珠江之畔海印大桥附近,有两幢三层的意大利式建筑,系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南北两楼之间原以架空走廊相连,今不复见。每层都有券拱式凉廊,朱门白拱,黄墙青檐,北望珠江,非常漂亮,西式建筑之中而有明显的岭南风格,实不多见。这组建筑初建于1907年,由澳洲人Purnell和Paget设计,是广东士敏土厂之办公楼(士敏土即水泥,英文cement的粤语音译)。

十年后的1917年9月,该组建筑成为广东护法军政府之驻地。孙中山在此三次建立政权组织,依次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1925年7月,国民党改组大元帅大本营为国民政府。此前的八年时间,南方政府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形成南北对峙之局面。

国民政府的法统延续,与这组建筑密切相关。己丑鼎革之后,此建筑历经多次折腾,破败不堪。但终在2011年辛亥百年之前修葺一新,辟为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对外开放。在我看来,理解1917年以来的百年中国,这座建筑实在是一个绝佳的注脚。

中国的南北之争,或曰南北对峙,历来并不鲜见。但中国由帝制而共和之后,孙中山实为南北之争的始作俑者,亦开“国中之国”、“一国两府”之先河。北京有中华民国政府,广州有中华民国军政府(后改为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均声称自己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南北之争造成的纷争扰攘,其后果延至今日,即国家之分治状态,已有百年。

说起民初的南北之争,追究其细节,也颇为纷繁。唐德刚先生说,南北互斗之间,南方之内部有互斗,即南与南斗,北方之内部亦有互斗,即北与北斗,这种“区域内战”打了好几次,例如直皖战争与粤桂战争。

在这南北之间,却有另一种风潮,在当时甚或比五四运动更为引人注目,即中国在民国九年前后的联省自治运动。中国当时的地方柄政者对南北之争均持失望态度,大体上并不依附或支持其中一方,而主张本省自治,最后再联省推出一个新政府,或可看作是南北之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罢。

中国学界历来对中央层面的分权如三权分立、五权分立等有较多研究,而对地方分权主义较少留意。台湾学者胡春惠教授的《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即为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深为后学推崇。

大一统与联邦主义

中国自古以来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虽有五德终始之流转,但皇帝为天子定于一尊,垂两千年而不变。毛泽东也说,“百代皆行秦政治”。“秦政治”是什么?在我以为即大一统之郡县制。但同时,我们又有古谚语说“天高皇帝远”,由于地广人稀,山川间之,语言各异,交通及信息并不发达,地方(尤其县以下)自治几成常态。中央政府之存在,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管治意义。

中国的士人,又多受“治国平天下”之影响,一心想着“为万世开太平”,其注意力多在中央政治,也因中央之集权,地方政治亦无从展开,故形成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的分离。意识形态上大一统是一种迷思,而实际生活中,又是天高皇帝远,小国寡民,只见地方士绅。张东荪称之为“两橛”,费孝通则称之为皇权与绅权的双轨政治。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关中乡下的门楼上看到《乡规民约》,言辞古朴。当时年齿尚幼,外祖父告我自民国以来即如此,颇为难得。后来我在关中乡下见到门楣上的“耕读传家”四字,就相当理解。读,即科举出仕,去中央,看尽长安花,耕,即读书不成,在地方,躬耕于垄亩。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参与中央政治无望,才会退回做个乡绅。

从政治层面上说,中国古代的地方主义多表现为地方豪强坐大,如坞堡政治与藩镇割据,往往对中央形成威胁。至有宋一代,始成“实内虚外”之势,重兵屯于京畿,边关羸弱不堪,方有檀渊靖康之事,引发宋儒夷夏之辩。葛兆光目为对中国主体性的发现,兹略过不提。但元明之后,中央集权日盛,至康乾间,已至顶峰。

清初,地方督抚本是中央简派出的行官,巡视地方,直接向朝廷负责。所谓行省,即“行中书省”之简称也,中央之派遣机构也。比如总督的正式官衔名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某地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巡抚的正式官衔名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某地等处事”。太平军之后,地方督抚权力渐大,行官成为坐官,为一省或数省之最高长官。在自强运动之中,逐渐取得一省之财权、军权、人事权,中央政治权力被迫不断下移,督抚遂掌有地方,反“实内虚外”之势为“外重内轻”。

两江总督署大堂

至庚子拳乱,乃有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及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合南方十三省,私自与敌国签订“剿匪、保民、护商、不相犯”之中立协议,毫不理会以慈禧为核心的中央对西方十一国的宣战,史称“东南互保”。

清季江督、直督这两个帝国政治中最位高权重的封疆大臣,调换颇为频繁。曾国藩、刘坤一都是三任江督,几乎一两年一换人。而且按照不得在本籍为官的任免规矩调换,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河北人,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湖南人,两广总督李鸿章为安徽人。这其实也显示了清廷中央对封疆大吏的提防与制约。

东南互保直视中央为无物,但除山西、山东、直隶之外,大部分地方免于庚子战火。慈禧事后表扬东南众臣“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她不知道的是,从荡平发逆到东南互保这四十年间,地方督抚给大清帝国挖了一个巨大的坟墓——那就是地方主义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湘、淮势力,均系中兴名臣亲手缔造。

自强运动(或称同光中兴)以来,各省的权限不断扩大,也是因为各省渐有自己的利益,比如铁路、电报、矿山等。拳乱后中央建立邮传部、工商部,要收地方矿权路权,建立陆军部,收兵权,督抚一片反对之下,清廷调任地方大员中最有实力的袁世凯和张之洞到中央。

预备立宪期间成立的各省谘议局,容纳了各省重要士绅,以参与地方政治的姿态反对清廷的集权,呼吁地方的分权。地方主义从此正式成为一个时髦名词。“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各种口号风起云涌。知识分子也创设多个地方杂志倡导“联邦主义”。革命党在海外也号称要学习联邦美国,各种联邦和自治理论见诸报端,呼吁创设中华联邦云云。

在此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呈一触即发之势时,保路运动爆发。湖北新军被调入川,武昌空虚,再加上一个擦枪走火的失误,辛亥革命就来了。以湖南、陕西为首的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是中华帝国两千年来未有过的政治概念。帝国摧枯拉朽一般轰然倒塌。大部分省份的独立得益于地方士绅与谘议局的配合,正是那些力倡地方主义的人,接管了地方政权。

我常常觉得,辛亥之役,革命和共和来得太简单、太快速了。以致中国人从未真正体会过真革命和真共和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辛亥鼎革,既是革命,又是改良,恐怕单一的定性无法概括其复杂性,标签往往让人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

前文提到官员任免要避籍,辛亥鼎革后,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独立后出任地方大员的,都是一些立宪运动中的地方领袖或者倾向革命派的将领。比如陕西巡抚钱能训为浙江嘉兴人,西安将军文瑞为满洲镶红旗人。继之的督军张凤翙为西安人,新军管带,担任西安起义总指挥,时年三十岁。后任督军陈树藩,陕西安康人,辛亥时二十六岁。

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

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我去岳麓书院参访,看到门口的楹联“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想起来这是湖南人的slogan。湖南人喜欢炫耀辛亥之役的功劳,也难怪,当年湖南的确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时务学堂设于长沙,熊希龄、梁启超、杨守仁均是一时之选,学生有蔡锷、范濂源、傅良佐等。从维新运动到革命运动,湖南算是大本营之一。

湖南特殊在哪里呢?当时就有学人指出,以湖南的战略地位,向北向南,均可控制中国(本部)南部或者北部之一半。梁启超早在时务学堂时,就曾向湘抚陈宝箴提出湖南自立自保。谭嗣同则说,湖南要做中国的“萨摩长门”,做中国的干城。湖南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彭璜,在《怎么要立湖南国》一文中分析说,湖南没有显赫贵族,亦无显赫巨富,湖南人生性好斗,勇于进取云云,意图在洞庭之南五岭以北,“划然为域”。

若我们在地图上看,湖南位于南北要冲,护法战争期间,南北战争的战线从陕西汉中到福建漳州之间划出一道曲线,湖南是双方战事的主要发生地,南北双方在湖南驻军超过十万人,湖南苦战久矣。但同时这也使得湖南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湖南偏向北京,则北京胜,湖南偏向广州,则广州胜。湖南的政治动向,是民六以后整个中国的政治焦点之一。

当时为湖南学联成员的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到,“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自治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毛泽东,将“湖南门罗主义”演变为湖南共和国的表述。毛在给《大公报》的文章中说,“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1920年,湖南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这是民国之后,第一次由国民代表选出省长。次年,湖南全省公民以直接选举之模式选出省议会,制定湖南省宪法。省长则由省议会划定四位候选人,再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选出,首创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混合选制。省议会及省长直接选举均系中国首例,值得大书特书。

议员们既由省民直选而出,自然代表人民意志,替人民看住钱袋子。比如省宪法当中,严格规定军费开支不得超过30%,教育开支不得低于30%,1923年的省议会审议预决算,曾严格质询省府为何军费超标。虽然湖南议会是中国的第一个民选省议会,但真是像模像样的议会。

惜乎在湖南的护宪战争中,谭延闿与赵恒惕两派分道扬镳,赵氏接受了北方吴佩孚的援助,打破了湖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内部平衡,而南方政府也对赵氏的北倾极为愤怒。在唐生智的炮口之下,赵恒惕最终表示不竞选下任省长,并任命唐为代理省长,自己引退。而唐生智在蒋中正誓师北伐后,废除湖南省宪,倒向了南方政府,北伐之胜,得益湖南多矣。

湖南自治的六年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从理念的提出到实际操作,均为全国瞩目。我们以今日之眼光去看湖南省宪法,仍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比如对军费教育预算的规定,规定省民可以合法持枪,规定军人不得竞选行政及立法机关职位,市长必须市民直选,如此等等,是一部非常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省宪。

南方的问题

民初护法之役时,南北双方均无能力制宪。盖因进步党系主张中央集权,而国民党系主张地方分权。国民及舆论均将希望放在国家宪法之制定上,咸以为民初之乱,乱在无法。虽说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立国六年仍未正式立宪。1918年安福系制宪后,获旧国会支持的广东护法政府自然不认账。南北均欲以中央政府之名义制宪,故南北之争实为法统之争。

不仅有南北之争,南北双方各自的内部也纷争不断。在北京,直皖之间矛盾重重,段氏矢志以武力统一中国,颇受直系杯葛。直到段氏解职后,徐世昌才下令罢战。而在广州,孙中山虽号称北伐,但本地陆荣廷的老桂系以及唐继尧的滇系并不买账,政学系也颇多掣肘。孙中山去职后,护法的意味也没有了。时人李剑农说,“不惟南北不能统一,并且南也不能统南,北也不能统北。”

唐德刚先生把南北各自内部的战事称为“区域内战”,全国性的护法战争就此停止。公平地看,奉张的入京南下,与孙文之北伐,本质上并无区别,这种戏码和刘项之争乃至后来的国共之争,本质也无区别。我也想过,假如张作霖胜了南方,今日之中国系何等样貌呢?和平统一无非就是一个说辞。这大概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套路吧。

孙中山在自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在广州成立具备中央性质的政权。可是对广东人来说,即便孙本人是广东本地人,但这个政权却是一个外来政权,比如旧国会的衮衮诸公,比如江浙系的辛亥元老。广东护法政府的收入均来自广东省,即意味着广东以一省之力供应一个中央政权,可谓“省中之国”,广东苦不堪言。故其自治的呼声其来有自,当然与护法政府有关。

在一个热衷于统一全国的政权下,真正替广东人说话的反而是陈炯明这样的粤系人物。所以,孙陈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陈炯明认为,弱小的不被承认的中央,还不如搞联省自治。不仅如此,陈确实开始了自治的实操。比如,在广东省宪法草案中曾明言:对中央政府之立法或作为,省保有否决或不承认之权。

尤为重要者,省宪明言:国政府所定法律或对外缔约,有损及本省之权利或加重本省之负担者时,先取得本省之同意。此条对广东护法政府而言,完全是无法接受的。如此一来,孙中山的“中央”,有其名而无其实。孙中山等国民党系当然不会同意。陈炯明等人的所谓叛变广东军政府,实与鼓吹自治有莫大关系。

陈炯明的自治思路是,联村自治,联县自治,联省自治。联村是直选,县以上则是间选。这在那个时代,非常难得。我想起王力雄的《递进民主制》一书,主张大体类似,可见广东自治的先进性。唯其如此,才让孙中山在广东愈加艰难。孙文甚至亲自写了文章批判陈炯明,称国家之权力分配,不以中央和地方为对象。我认为这略滑稽了。

虽然孙中山与广东本地有此矛盾,但在更大范围看来,广东军政府虽号称中央但联结西南诸省,颇有南方地方主义对抗中央集团的意味。孙中山开府广州时曾说,“此时救亡妙策,在南北分离。”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性质上介于中央与省之间。说是中央政府吧,外交上并未获得承认,说是地方政府吧,又没有省政府那样的实权。孙中山一面鼓动西南诸省对北京要求自主,一方面又试图西南诸省共拥自己,自相矛盾,尴尬得紧。

第三条路

戴季陶民初时曾喟叹道,所谓革命,仅得中华民国四字耳。话虽刻薄,确也是时人的观感不佳。回看民初这十年的纷繁扰攘,深觉中国转型之不易。民初先贤,在国家道路抉择上取法甚高。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上,民初的顶层设计着实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民情、文化、政治诸端,一心要为万世开太平。

梁启超在1901年的《卢梭学案》中就憧憬道,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向往之国家(取法于瑞士的联邦民主):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戴季陶也说过,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应有舍我其谁之心,为亚洲出路负责任,要做负责任的大国。所谓取乎其上上,方得乎其上。然则从中国转型历史来看,几乎可以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辛亥鼎革,中国旧有的诸端矛盾均一一暴露。从政治上看,民初的第一大问题即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对立。清廷在维新运动之后,一直试图上收地方权力,袁世凯和北京政府也都是主张集权。洪宪改元后的将军府制度,与清廷当年频繁调动封疆督抚的做法类似,都是一种削藩。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民众一方面要求中央政府强势,一方面又要求中央政府不擅权,实在是很难找到平衡点。

联省自治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蔚然成风,可以看作是南北对立之外的第三条路。政治从本地开始,照顾到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分配,避免中央擅权,同时避免军阀割据,看上去的确是一条出路。此外,联省自治充分照顾到各省自身的特殊性,避免整齐划一的一刀切。尤其是民初西藏、蒙古的分离趋势加剧,地方自治充分照顾到民族和宗教的因素,是一种“一国多制”的联邦安排。

大广西主义,大云南主义,湖南主义,北洋主义,诸多主张均可容纳在联省自治的旗号下。孙中山和蒋中正后来批评联省自治是军阀割据,其立场从中央集权的角度出之,并不公允。自治与割据的区别,在于军权与民权孰轻孰重。民权高于军权,更高于主权。胡适也因此认为,自治才是打倒军阀的利器,因为自治彰显了民权。

在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思维定势之下,统一常常成为中央政府擅权的借口之一,也是民间社会的迷思之一,更是无数大大小小战争的渊薮。中国的南北战争与美国的南北战争看上去类似,其实并不一样,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基于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念,即人权的平等,而中国的南北战争仅仅只是为了政令一致,中央集权。

民初的北洋外交,可谓硕果累累。仔细分析下,当时地方各有主张,北京政府几乎只剩外交权,只好倾力为之,同时,外交也不容易与民权发生冲突,外交几乎是中央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也是北洋外交为外界称道的原因。除此之外,从清廷到袁世凯到段祺瑞,几乎试图在一切领域增加中央权力,即便是孙中山,也与他反对的袁、段并无二致。

集权固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集权太容易与民权发生冲突。易言之,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很可能在某一个时段,国家强盛与民主自由是冲突的,或者说,国权与民权是冲突的,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主权与人权是冲突的。民初的分权与自治思想,恰恰就是为解决这种冲突,提供了一种几乎已经实践的政制方案。

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地方的特殊性问题往往会酿成局部的冲突,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后来南京政府在宪法中将西藏、蒙古列为“地方”,设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尊重了地方的特殊性。我们看今日之中国,仍有相当地方问题,如不在宪制层面予以解决,恐怕未来也是夜长梦多。民初自治的思想资源,仍可为今人借镜。

本文来自凤凰号,仅代表凤凰号自媒体观点。

凤凰争鸣微信号

来点暖心的!
扫这里

凤凰精品

  • 贾葭
  • 暖新闻
  • 热追踪
  • 在人间
  • 军机处
  • 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