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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哈耶克经济思想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凤凰大学问<更多内容2017-07-25 15:26:14

朱嘉明: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MBA维也纳大学教授,与王岐山、黄江南、翁永曦并称“改革四君子”

正是由于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市场那非人的力量,才使得一个文明可能实现她以往的进步。否则这种进步就是不可能的。 ──哈耶克

今天,在很多人看来,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思潮,一种价值观,一种理论。其实,自由主义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自由主义还是一种历史上存在过的共识,一种政治权利的原则,一种历史的范式,一种真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承认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危机,承认“我们今日遭逢自由与奴役两大思想体系的斗争”,那么就会认识到,重新评估哈耶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现实意义,对于整个思想界是多么的必要。

一、21世纪的自由主义危机的形成与发展

18世纪的欧洲,特别是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实践,证明它的优越性:财富爆炸式膨胀;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大众福利水准提高。其间,虽然不能避免经济周期的影响,包括发生了1870年代的经济混乱,但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基本上依然稳定运行。然而,进入20世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自由秩序分崩离析,人类进入一个充满武力和暴政的时代。接踵而至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重建、冷战,国家和政府权力不断强化对自由经济的干预,甚至形成了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结合的“社会主义阵营”;全球涌现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很少有自由主义的因素。自由主义,更精确地说是古典自由主义每况愈下,然而顽强地坚守阵地。1980至1990年代,自由主义从精神到实践再次勃兴。然而,进入21世纪,利伯维尔场和民主制度重新陷入全面挑战和危机,自由主义面临完全衰败。

第一,现代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的辉煌:如果说,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后的美好时光。那么,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则是现代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十年。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辉煌基于1980年代里根和柴契尔夫人改善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努力和冷战的结束。1990年,针对市场经济体系缺失的转轨国家,在美国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即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同年,分裂达41年的德国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1995年,旨在实现贸易自由化的WTO成立。全球化、市场化改革和私有化是1990年代的主旋律。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像在1990年代那样的乐观。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继1989年提出“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后,于1992年出版了影响很大的着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宣称已经普世化的西方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第二,自由主义命运在2000年之后的逆转:在千禧年过后十年间,三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导致自由主义从辉煌回归暗淡。第一件是2001年的911事件。911事件之后,全面刺激各国政府权力扩大,对民权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地负面影响。例如,美国民权自由公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认为,911以后出现包括没有根据的窃听、刑求、绑架和拘留,以及侵害学术自由等十种滥用权力的情况。第二件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在世界性的舆论导向之下,此次世界金融危机被普遍认为是利伯维尔场经济失败的证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明确指出,金融海啸表明市场经济的崩溃,意味着需要改变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倒退。第三件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今天世界少有的拒绝经典民主制度,坚持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中国经济起飞“成功”,造成民主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相对“衰落”的强烈反差,与七十年前的一段历史十分相似:1932年,苏联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的工业产量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样的格局是因为苏联不仅没有遭受大萧条的冲击,而且成为大萧条的受益者。与苏联经济成功相对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随之上升。社会主义由“空想家的美梦”,变成“发展中的事业”。当时,在世界各国,有不少人甚至思考和讨论西方的社会制度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1933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美共有史以来的最高选票。今天,人们讨论“中国模式”,如果这个模式成立,可以复制,那么势必意味着经典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

第三,自由主义的困境:2000年以来的自由主义危机是全方位的。在经济领域,美国和欧元区存在债务危机,国际收支失衡,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指数下降,创新能力削弱,大型公司不可抑制地膨胀,国家资本主义复兴;在政治领域,民权自由,公民社会不断遭遇侵蚀,政党政治混乱,民主制度制衡体系发生解构,“治理”成效甚微;在社会领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冲突增大;在思想文化领域,主流是将治理的希望转移到国家、政府和政治家。最重要的是,此次自由主义危机,不是仅仅发生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发生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欧洲和北美地区。全球化曾经强化了自由主义的世界影响,全球化也加速了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退潮”,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程度的深化和扩大,是不可抑制的世界性共同现象。

过去十余年,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整体性危机的背后是有组织的少数,剥夺组织力低和政治力不强的多数。它带来两个潜在的危险:其一,由理性官僚统理的“新的奴隶的樊笼”或者政府。这是韦伯的思想。韦伯认为,经济的富裕和知识充足是产生这样政府的前提,不是人类驾驭财富,而是财富驾驭人类。其二,战争,甚至无限战争。政府如控制经济,将使野心家有所凭藉,发动全体战争。在政府万能之意理体系下,和平决不能保持。只要“以一国之思想及政治体系凌驾别人,势必演成冲突”。

二、哈耶克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面临今天这样的危机面前,人民必须选择:是屈服于政府进一步的强大,容忍利伯维尔场的萎缩和民主制度基础的全面动摇,还是为了避免21世纪的“奴役之路”,重建利伯维尔场制度,限制政府的扩张?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作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的哈耶克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第一、自由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逻辑:哈耶克继承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以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而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基础,因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产生效率,形成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民主制度则是实现自由的保障。依据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逻辑,只要背离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就会从根本上损害个人选择并承担责任这一良好社会的价值观基础,让人民不再相信个体的力量,不再追求自身的完善,不再有梦想和动力。于是,社会分裂,发生“阶级斗争”和“人群冲突”。进而实行社会主义,走向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就是奴役主义。

史达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是历史上最典型的极权主义:通过强制集体化,摧毁俄国原本存在的村社自组织体系;国有化剥夺城市居民自主就业的可能性;社会“国家化”,使国家成为唯一的雇主,拥有强制个人的无限权力。托洛茨基指此为唯一个雇主的理论:持不同意见即意味着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古训,已经由一条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新格言所取代了。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对“个人”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所以,还必须消灭“自由的根源”,“摧毁人出生时就禀赋着新生活开端的能力”。支撑史达林模式的还有秘密员警、恐怖主义、死亡和“古拉格群岛”。在经济发展的尺度上,苏联模式实现了现代化,但是,这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而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

第二,反潮流的勇气。自由是哈耶克的永恒理想。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的1944年,尽管世界主要国家卷入世界大战,实行战时统治经济,但是,1930年前后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严酷的经济萧条的噩梦挥之不去,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解决所谓“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凯恩斯主义试图在旧式资本主义和新式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中间道路。凯恩斯个人生命不够长,但是,凯恩斯主义却颇为幸运。战争和战后重建,都给了凯恩斯主义巨大的历史舞台。罗斯福“新政”受到普遍肯定。与此同时,那时的人们羡慕奉行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苏联的持续经济增长,左派知识分子欢呼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方兴未艾。自由主义空间急剧缩小。哈耶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人们: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制度本质是相同的。后来,从1945年至1970年代的1/4世纪,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顺风顺水,是毋庸置疑的主流。又是哈耶克,在1960年发表了《自由宪章》。遗憾的是那时的人们对于这本充满卓识远见的着作,没有给予及时的肯定,更不能理解其价值。几乎是同时,1961年初,甘乃迪发表总统就职演说,其中一句话非常著名,“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是国家至上主义。如今回顾哈耶克敢于反潮流、逆历史的勇气,颇有历史悲剧特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古今中外经济学界少有的一种超越时代的英雄主义。

第三,对“理想主义”后果警示。1980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风光不再,自由主义取得历史性胜利。但是,哈耶克没有因此而丧失他特有的历史洞察力。1988年,哈耶克完成了他一生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即《致命的自负》。他对自己毕生所反对“极权制度”的思想加以总结,指出社会主义的谬误来自人们“致命的自负”。而这种“致命的自负”的基础是理性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似乎唯有用理性加以证实的,唯有被观察实验所证明的,唯有能够体验到的,唯有能够加以检测的,才是值得相信的。

于是,人们可以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一种理性的制度,例如社会主义。爱因斯坦、罗素、凯恩斯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不可能参与任何没有事先对目标充分说明的任何一项事业。“理性主义者大多数有可能既聪明又很有学识,而聪明的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韦伯也有近似的分析:社会主义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西方的理性主义。不仅如此,这种理性主义会走向毫无信念的支配现实世界,增加了现实魔咒世界的非理性成分。如果哈耶克和韦伯是对的,如果承认人类顽强的理性主义倾向,那么,根除致命的自负和虚妄几乎不可能,社会主义的谬误就会不断重复。自由主义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如今又过去了1/4世纪,哈耶克的警示得到了验证。

第四,古典自由主义道路和制度选择。21世纪过去了十年,人类可能再次临近一个充满政治疯狂的历史路口,需要选择。哈耶克告诉我们,制度的选择,不可以割断传统,不是创造新制度,而是回归被否定的古典自由主义道路,回归利伯维尔场经济制度,回归“货币非国家化”,回归不为通货膨胀主导的价格体系,回归法律主治下的有限政府。这种回归,将有助于恢复经济和社会的自组织的秩序。自组织秩序具有化解经济和社会内在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哈耶克的思想展现了连接传统—现代—未来的可能性。

哈耶克不是“先知”,也不是“圣人”,哈耶克生前和身后,都没有出现以哈耶克命名的主义和学派。但是,哈耶克无疑是一位不同凡响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穷尽一生,通过包括法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以及伦理在内的学科,证明国家至高无上、全能政府、理性主义的危害,执着地探索和论证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合理性。如果没有哈耶克,没有他的深邃的理论体系,没有他参与的与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的辩论,整个20世纪的经济思想都会黯然失色。

三、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势衰原因

在过去十年间,特别是2008年以来,利伯维尔场经济从“复兴”逆转到危机。如果深入分析,在20世纪后半期,市场经济全面恶化的基因始终顽强地存在,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代世界,威胁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来自有限政府向无限政府的转变,corporation的膨胀,以及政府和corporation的结盟15。其中,政府权力的扩大,源于“自动”、“主动”和“被动”三个机制。所谓“自动”就是政府权力自发的扩展;所谓“主动”即政治家和官僚们利用各种借口扩张政府权力;所谓“被动”是指面对重大的内部和对外冲突,民众赋予政府更多权力。

第一,政府的财力快速扩张。一般来说,有限政府就是政府的经济权力有限,宪法上对其严格限制的程度,不亚于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法规。而政府财力主要体现在财政预算。在过去数十年中,如下基本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政府预算扩张的不可阻挡:

其一,瓦格纳定律。政府预算一般以前一年度的额度为基数,以递增的方式加计而成。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准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将会提高,这就是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

其二,尼斯坎南“双重垄断”理论。尼斯坎南提出了预算最大化官僚模型和支持模型的两个假设:假设一,官僚们试图最大化他们的预算;假设二,官僚机构在最大化他们的预算时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这是因为官僚体系在国会面前具有两个先天优势:其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具排他性,国会对官僚系统的成本函数不清楚,而官僚机构清楚国会需求函数,官僚体系相对于国会拥有资讯上的优势;官僚有提案的权力,可以向国会提出“要不要随你”take-it-or-leave-it的预算要求。所以,政府预算过于庞大而没有效率,几乎无法避免。

其三,政府本来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服务。但是,政府通过增加所谓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意识地模糊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置换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加剧民众对社会福利计划的幻觉。

其四,政府可以发行债券。

其五,政府可以实施财政赤字。

第二,政府货币发行权和铸币税。政府操纵货币是最主要的危险,导致货币价值波动和货币经济体系紊乱。1971年,尼克松宣布切断美元和黄金的直接关系,战后经布尔顿森林会议建立的货币体系完结,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成为了完全的“fiat currency(法定通货,不兑现纸币)”。从此以后,“pure”fiat money system控制了世界的经济活动。fiat money system最重要的特征是与其不可分割的“铸币税”(seigniorage)。“铸币税”为政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高于货币本身价值的财富。在fiat moneysystem下,世界货币体系进入了波动和不稳定的时代。伴随信用货币制度的发展,政府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权也不断加强,中央银行官僚化和“政府化”,于是,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或者已经丧失独立权利的中央银行官僚决定货币供给量,利息市场化的时代随之结束。本来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货币“异化”成为政府有效干预市场的最重要的手段。政府可以随心所欲的增加和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或者降低利息率,以影响所谓的宏观经济。所以,自1970年代,通货膨胀成为了经济生活的常态,且是政府一种新的和隐蔽的“税收”形态。

第三,大公司法人(corporation)的膨胀。根据公司法:公司的力量来源于其具有“自然人”的性质;当公司无限扩大,科斯的产权理论就失去了“私有制偏好”基础,交易成本就会丧失约束。早在1970年代,公司膨胀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那时,人们注意最多的还是公司的一种形态,即跨国公司。但是,伴随全球化,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界线基本消失,几乎是同一语,公司跨越全球与公司之间形成巨大的和复杂的网路,其力量膨胀,如同宇宙大爆炸那样不可遏止,挤压个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改变着利伯维尔场经济秩序。人类除了面对传统的国家和国族,还要面对的是公司国。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正在逐渐都被拥有、被操纵,为了利润被剥削。可以肯定,在当今世界,公司已经是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机构,几乎没有什么人,甚至那些被认为的公共领地,也难以摆脱公司的渗透和侵入。

第四,政府和公司的结盟。一方面,公司可以控制政府。人民没有办法通过选举和选票影响和改变公司的组织和运行;另一方面,政府甘愿演变为公司的代理人。在美国,政府的经济救助花费巨额资金帮助大银行、大汽车企业“脱困”,而在帮助中小企业增加就业方面却成效不彰,人民在大政府和大商业之间,更反感的是大商业。2011年,日本因为海啸灾难导致了福岛核电站事故,由此暴露了一个“原子能村”。这个“原子能村”源于核电设备商、国家电力企业的行政监管部门,以及主要分布在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以及文部科学省的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等部门的核工业、核物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这原本是一套各负其责、互有牵制的体系,但是,实际上却沦为一个盘根错节、利益均沾的官、学、商的利益集团。

其中,政府系统的堕落是关键。在亚太地区,政府的金融角色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许多亚洲国家都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政府与商界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全面复辟,力求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促进自身的大型工业基础设备出口。在日本,原本私有化的邮政服务将再度收归国有;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最终在政府的财政救助下起死回生。在韩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新形式的基金支持建造行业的出口。

第五,国家资本主义全面崛起。由列宁开创和斯大林完成的“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希特勒的“国家主义”,殊途同归,都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列宁的“制高点”理论,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资本主义”还出现在石油输出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之前,一家国际性石油公司来到一个国家、画地为界,就能赚很多钱。而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后,国有化出现了,石油公司不能再按照过去的模式经营了。从21世纪前后,“国家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政府既当裁判又是运动员。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甚至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俄国作为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也可以加入该行列。第二类型主要是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安哥拉、伊朗、科威特、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沙乌地阿拉伯、阿联酋和委内瑞拉。第三类型包括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获益、已经部分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巴西、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20。面对“国家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2010年5月,政治风险专家布雷莫在他的着作《利伯维尔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中提出:在利伯维尔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是执行合约、限制道德风险(比如贪婪)以及创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而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政府如果被迫在保护个人权利、提高生产力和政治目标中做选择的话,国家资本主义将永远选择后者。国家资本主义与利伯维尔场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因素,后者是对全球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

总之,政府企业化和企业政府化正在成势,由此正在彻底改变市场的自组织的传统结构和机制。人们一度寄以希望的调和市场、企业和政府关系的治理(governance),并没有成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人们对它有不同的解读:西方主要国家政府,例如美国政府将其归因于金融界,特别是华尔街的贪婪;而商业银行认为是政府长期不适当干预的结果;中国则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致,它标志民主制度的衰落。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世界主要国家(G20),特别是中国,试图夸大此次危机的严重性,甚至超过1930年代的大萧条。其实,2008年危机,主要是政府责任,政府不仅多年来成为了投资银行的代理人,而且实行不正确的货币政策,是政府破坏利伯维尔场经济结果。这种争论,在解释1930年代的大萧条问题上,曾经发生过。奥地利学派认为:大萧条很大程度是由于政府错误干预经济所致,例如贸易保护主义。市场发生问题,甚至失调,绝不是政府干预的理由。滞胀就是政府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后果。遗憾的是,人们误以为此次危机是市场失灵所致,为了避免人们福利遭到进一步伤害,支持政府扩大对市场的干预。

所以,2008年之后,全球对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制度的支持率呈下降趋势。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以进一步强势干预市场经济的机会,各个国家政府实现了更“合法”地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动”、“主动”和“被动”的集合。

四、民主制度基础的脆弱性,以及是如何遭到侵蚀的?

哈耶克认为,民主并非是一种终极价值,但确是限制政府的最好选择,其原因有:人们会主动关心公共事物,增进公众对政治问题的意识和理解;许多人可以成为被选拔作为管理公共事物的对象;大多数公民来决定政治领袖的变动,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治领袖交接。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其实是脆弱的,是可能走向反面的。哈耶克也指出若干原因:民主机构拥有无限权力,且不正当地行使这些权力;民主政府不受制于法律;各个利益集团的争斗、妥协和迁就,以及少数利益集团支配民主政体的政策。1975年,萨缪尔•亨廷顿的《民主的危机》出版21。在这本书中,亨廷顿归纳了民主危机的主要表现:民主对权威的挑战;公众信心与信赖的衰落;政党体制的衰败;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权力平衡转移。全球化之后的21世纪,民主制度的危机程度加深,正在遭遇持续的侵蚀。

第一,民主制度的基础发生动摇。代议制度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在代议制度下,人民选举政府,实现所有人在法治下的平等,并为利伯维尔场经济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代议制度的合法性不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大多数人依然会犯错误,甚至发生多数人的专政。代议制度的合法性在于,当社会对政府发生信任危机,当人们需要改变,可以通过选举方式,而不是暴力、内战。不仅如此,代议制度可以有效地缓冲国家的控制冲动,化解政府信任危机。在代议制度下,民主制度能将绝大多数人培养成理性的公民,因为民众知道,非理性行为会破坏以理性程序来规范的民主政治制度。至少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代议制度面临深刻危机。人们在君主立宪的进化过程中所确立的限制至上权力的各种措施,在代议政府建立以后,却逐渐被一点一点地否弃了。究其原因,首先是世界性的中产阶级萎缩。在传统的代议制社会,因为社会的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社会偏好自然向中产阶级的意愿靠拢。于是,多数规则会发挥其作用,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如果中产阶级居于社会的多数地位,整个社会难以发生极端的选择,会呈现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理性化。在政治学中,有一个所谓的中间投票人定理: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家,要想获得多数选票,赢得选举的胜利,其竞选方案与纲领需要符合中间投票人的意愿。但是,由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品质下降,社会结构改变,民主政治正在丧失稳定的基础。其二,政党官僚化,个人利益压倒政党原本的世界观,理想主义淡化,政党政治个人化和腐败。

第二,社会快速分裂,没有集合的机制。1951年,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在民主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由此,很多人认为民主制度不仅低效率,而且难以为继。其实,阿罗不可能定理不是反对、而是为自由民主制度辩护的。当下,个人理性不能转化为集体理性,碎片化,而社会分裂的根源是市场经济遭到破坏。与此同时,时代性的和世界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严重缺失,批判精神普遍丧失。

第三,狭义的个人市民自由权利和政治权利,广义的人权,遭到普遍侵犯。2001年的911事件,加剧了政府,甚至政府的某些部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全面侵入公民社会,压制保障民主运行的个人偏好。纳税人纳税用于控制普遍的个人自由,导致人民争取自由成本大幅度的提高。

第四,媒体普遍丧失独立性,遭到政府和公司的控制。例如,美国政府可用不同方法影响相当数量的媒体及其内容:时代华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集团,包括控股:CNN、CW(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合资)、HBO、Cinemax、卡通网路(Cartoon Network)、TBS、TNT、美国线上(America Online)、Mapquest、Moviefone、华纳兄弟影业公司(Warner Bros.Pictures)、Castle Rock、新线电影公司(New Line Cinema),以及150多个杂志,包括《时代》(Time)、《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财富》(Fortune),Marie Claire和《人物》(People)。

第五,不可抑制的“无限政府”,导致民主制度的动摇。斯宾诺莎是在人类思想史,特别是政治哲学上不可逾越的巨人。斯宾诺莎承认国家的必要性,但是不信任它。他认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非统治人,也不是用恐怖来约束人。国家的目的实际上应该谋求自由。国家的作用是促进发展,而发展取决于自由。国家对思想控制的越少,公民和国家双方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一个有限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的前提,而一个民主政府必须是一个有限政府。如果政府不受限制,没有法治制衡,侵犯各个独立的和自由的领域,那就是极权主义的政府。哈耶克也指出,民主制度走向反面,并不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必然结果,而只是那种被人们逐渐与民主制度混为一谈的“无限民主”或特定的无限政府的一种后果。

根据韦伯思想,在早期资本主义向后期资本主义过渡中,经济和社会不可避免地“彻底国家化”,进而开始自行摧毁如利伯维尔场、企业经营自由及就业市场自由等前提。

第六,政府“联盟”的出现。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普遍化,不仅发生在新兴国家,而且发生在具有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各国政府之间形成了没有成文的“政府联盟”,政府对市场干预呈现国际化。每年的各类政府首脑的经济高峰会议,就是这种联盟的运行方式。在今天,世界已经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深入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的影响,以及“地缘政治”的作用都在降低,相比较利益冲突,共同利益在强化,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看不见的利益关系,走向“趋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制度国家对极权和专制国家的纵容。在19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不乏有识之士认清希特勒纳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反人类性质,但是,在国家政策方面却采取“绥靖主义”,为此,历史付出重大代价。如今,问题更为严重,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为数可观的政治家,因为利益关系交叉,对极权和专制国家不仅纵容,而且媚俗。

五、中国模式:21世纪的新型国家(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具有中国式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直至1920年代末,原本是距离利伯维尔场经济制度距离最近的经济体。例如,南京民国政府在1933年实现“废两改元”,国家才得以统一货币制度。中国发行信用货币已经是到了1935年。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曾经是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消极自由,为精英提供积极自由机会的国度。1949年至1978年,中国曾经实现公有制、计划体制和封闭经济体系。其间,私有制和利伯维尔场经济不仅被摧毁,而且被连根拔掉。在极权制度之下,一方面剥夺了每个人消极自由的一切可能性,另一方面,却给大众所谓积极自由机会的虚伪幻觉。自1980年代,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和开放,当时的决策集团企望在中国重建市场经济。人们也报以同样的期许──中国会实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转型。中国的改革过程,也一度加剧了这种幻觉。但是,三十年之后,事与愿违,中国不是逼近,甚至不是若即若离,而是不断远离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

第一,党—国家—政府的整体制度官僚化。至今,中国并未真正告别集体主义传统,没有建立权力制衡的意愿,保持着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极权主义的某些传统。经过过去三十年改革的中国,党-国家-政府制度一体化迅速成熟,而且完成了整体官僚化的转型。

不仅如此,这种党—国家—政府制度的整体官僚化体制,通过畸形的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得以放大。如今,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机率微乎其微。不仅如此,按照韦伯的看法:官僚制一旦建立,其客观上不可或缺性加上它特有的“非人格性”,使得它“很容易为任何人服务,只要此人知道如何来驾驭它”。这种情况比毛时代还值得警惕,因为毛时代如同封建制度,强迫个人忠诚,如今这样的限制不复存在,彻底地“非人格化”,不可避免发生官僚制的膨胀和凝固化。

第二,距离市场经济基本标准甚远。2001年12月11日,恰恰在9/11之后的第三个月,中国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若干年之后,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五个对世界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位于美国和欧元区之后、日本和英国之前。

中国一反过去抵制“自由贸易”的立场,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力量。同时,中国一直努力争取世界各国认可其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在这一努力背后,包括有两大动力:希望“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得到世界认可,同时免受只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贸易补偿方法。前者出于心理因素,后者处于实际考虑。但是,直到2010年,欧元区主要国家、美国和日本仍然认为中国没有达到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标准。2004年,罗伯特.卢卡斯教授访问武汉大学,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经济是否是市场经济问题时,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比美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要大得多。也许中国政府做的已经过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特征还很弱,如果按照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它还不能算是

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它只能是在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里面有一些市场经济的特性而已。中国政府对本地经济的控制力要比美国大得多。国家垄断各类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国家是金融所有者和经营者,法院和市场监管机构就无法独立,从根本上削弱了法律的功能;与权力有关系的个人和企业可以得到特权;政府负债最后由国家来承担,国家所依据的主要是货币发行;国家垄断金融使银行等机构遍及全国,导致银行控制的金融资源规模最大化,金融交易中的民间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国家控制的银行拥有大量存款,金融当局拥有制定存贷利率、选择贷款目标等权利,采用“金融压迫”政策(Financial Repression)。金融当局将存贷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准,为目标产业与企业长期提供成本低廉的融资服务,主要是支持国有企业发展。近年来,国家主权基金创造了绝对权力。在中国,税收来源于所得税、财产税和流转税。但是,由于财产属于公有、国家和政府,纳税人当然就是政府。国家为了政府运作所需,向社会征税,主要纳税人居然是“国家”,似乎荒唐,却是现实。既然纳税人和用税人都是政府,政府自然无法抑制本身。

第三,“国富民穷”。毫无疑义,中国政府是当代世界最有财力的政府。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政府的税收增长幅度持续高于GDP的增长幅度,政府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同步增长。中国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政府的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加上国有企业当年未分配利润,以及各级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政府可支配财力近乎GDP的30%左右。

如此情况,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极为罕见。但是,在中国,国家富裕和人民富裕二者间的关系失衡,相对于极端富裕的政府来说,民众却是相对贫困。在那个似乎已经逝去的“美国时代”,人们都习惯于把世界最大经济体等同于全球国民最富裕的国家。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富裕和贫穷方面都超过西方,用目前的汇率计算,美国国民的平均收入是中国的十倍。即使考虑到中国人口几倍于美国,人均财富和人均的公共物品过低,也是无可争议的。

中国的几亿低廉劳动力,几乎是只生产不消费的社会群体。政府通过出口获得外汇,再借给美国等发达国家,变成外国国债,相当于把中国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再借给外国人。之后,这些国家用从中国借的债来买中国的商品。

第四,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中国的地方政府兼具“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 state)和“掠夺型政府”(predatorystate)的双重特征,集中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公司化”28。公司化的政府以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为最高动力,GDP是成为了公司化政府的营业额,财政收入是利润。公司化政府,对招商引资、土地征用等经济活动,有强烈的介入冲动,而对于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却缺乏动力。进一步,政府的公司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商的“权利和金钱”交换,“代理主义”(clientelism)发生变异,不再是政府官员通过给与选民物质利益换得选票,而是政府官员通过为商人提供方便换得物质利益。

第五,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国有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高度垄断,主导国家资本主义进程,在某些行业,例如能源、通信和铁路,不仅具有垄断性质,而且形成了若干具有“龙头老大”的“寡头”。中国从来没有发生“国进民退”,因为根本没有过“民进国退”。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这个公司在过去几年内,彻底改变了原本的“厂网分离,主辅分离,轮配分离”的反垄断的政策,成为电力工业的“寡头”企业,2008年的总资产是164,262亿元,职工153.7万人。2009年,在《财富》500强排名是第15位。2010年位列第8。所谓“私有经济”,即非国有制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普遍需要依附于政府和国有企业。

第六,新型“门阀制度”已经形成。在中国历史上,门阀制度发源于东汉,东汉建立者刘秀建国后大封功臣,这就造就了第一批的豪门贵族。经过晋到南北朝,门阀制度发展到顶峰,少数家族成为了大地主,大豪强,可以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在国家的经济、政治都占据着统治地位,甚至制衡皇帝和影响控制朝廷。

在社会上,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历史上的这个门阀制度,在很大程度得以再现。之所以用“门阀制度”,是因为影响和控制全社会经济资源的集团不仅家族化,而且与权力紧密结合,构成了一个明显的“新阶级”,拥有共同意识,共同利益,共同生活方式。他们其中,不乏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但是,基本在被同化。

第七,中产阶级主体已被同化为体制的一部分。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指出,每一个国家最积极的民主支持者都是都市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确实产生了中产阶级,其数量大约在八八万至一亿。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已被中共同化,成为党国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很难成为推动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民主化的力量。中国提供了与欧洲和美国不同的历史经验,如果中产阶级形成过程过于依赖政府,特别是主要通过“寻租”,这个中产阶级不可能扮演起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角色,也不可能构成民主政治改革动力,更没有可能愿意见到贫穷的城市居民或农民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投票权。

第八,没有主体性社会。在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自治和自律的功能继续流失,公民社会发育缓慢,甚至停滞,至今没有形成现代社会结构。其原因是:其一,政府权力持续扩大,政治和行政权利无所不在。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设立管制社会事务的新部门、新机构,压缩社会的自组织的空间。中国的民间组织,少有真正的自主和自治;其二,高速“城市化”和“灭村”运动,导致中国处于新社区尚未稳定,农村和乡镇的传统社区不可抗拒的“消失”时期,已经非常弱化的社区“自组织”功能基本丧失。

2008年,中国自己提出“中国模式”。中国其实已经是世界的经济超级大国,甚至是“超级巨国”。似乎中国经济产出超过美国,已经没有悬念,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和世界都在讨论“中国模式”。

但是,分歧巨大,其焦点并不是“有”还是“没有”中国模式,而是如何评判中国的现行经济制度。其实,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结合”三个基本特征。这个模式的基础是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既有的发展模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又一次演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显现的更为有力量。因为,政府控制了国内经济活动的所有层面,加之政治制度的支持,具有很强的决策能力。1991年,台湾一些学者撰写了《解构党国资本主义》一书,指出当时的台湾处于“党国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以政治的力量垄断经济的资源与利益,支撑一党的威权运作,进而进行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思想的扩张,从而建立了“一元化的威权社会”。

在现阶段的中国,与1990代初的台湾比较,完全有过之无不及。不仅如此,还难以看到“解构”的前景。

中国实体经济的产出加之中国的人口和市场,决定了中国经济体的“高质量”。但是,是否这个“高质量”的经济体还可以长期“高速度”的运行下去,确实关系中国和世界。在“中国模式”背后,是人口过多,资源匮乏。中国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财富高速增长,不仅会遇到中国自身资源的限制,而且会加剧世界资源短缺。所以,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与西方国家和俄国比较,显现得更为严重。如果说,西方争夺全球资源是为了保持较高生活水准,那么中国争夺全球资源则是为了基本生存。特别需要强调,在中国,“寻租”现象发展到极致。人们为了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获得额外收益,扭曲经济资源配置,耗费了各类社会资源,增加交易成本。社会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失衡,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六、拯救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民主制度

回顾自由主义历史,面对日益恶化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悲观主义不可避免。韦伯是一位对自由主义持悲观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韦伯一方面认为,确有可能出现绝对的官僚支配制度,但是,不可以让这种情况发生;另一方面,虽然完全的民主制度应该存在,但是,却难以实现。所以,人们必须选择即使并不彻底的民主制度,但,不可以容忍无限政府和官僚制度的扩张。与韦伯时代比较,21世纪的问题更为严重。奴役制度彻底取代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在加强,而不是减弱。这个世界发展方向已经演变为不是“好”的或者“坏”的,而是哪种“坏”的:是政府控制和取代利伯维尔场,还是公司控制和取代政府?所以,每个个体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需要参与拯救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哈耶克从来没有放弃对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的信心。根据哈耶克的思想和人类进步的实践,如下的努力将有助于拯救利伯维尔场和民主制度:

第一,普及界定有限政府的意识。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的服务。就政府提供服务而言,绝不能使用强制力。

当政府承担服务职能时,人们不能赋予政府在抵御外敌时所被赋予的同样权威。2010年4月22日,在比利时,荷兰语政党与法语政党围绕首都布鲁塞尔大区行政区划问题的谈判破裂,荷语开放自由党宣布退出比利时执政联盟,首相莱特姆向国王阿尔贝二世递交辞呈。

至2011年4月22日,比利时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将满一年,成为全球“无政府”状态持续最久的国家,并被列入金氏世界纪录。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证明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且具有深厚民主制度传统的国家,即使没有政治家控制的政府,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依然可以照常进行。

第二,建立“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真正的个人主义坚信那些由小型社区、人群和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所形成的价值,坚信地方自治以及各种自发自愿的结合体,并认为个人主义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得以实现自身。

第三,完善和发展其“非政府组织(NGO)”特有的功能。不论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还是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转型过程中的非营利组织(NPO)的潜力,不可低估。因为,这类组织是以自然法人构成,其运行与政府没有关系,且没有营利行为。目前,国际性的NGO已达到四万以上,至于国家性的数量更为巨大。NGO或者NPO对民主制度有着积极作用,包括加强政治参与,帮助政治精英实现公众的“理性化”,推动民主体系的长期

稳定,协助创建和发展公民社会和民主国家。对于“非政府组织”,关键是如何坚持独立性,避免沦落为政府和公司的工具。

第四,IT革命为人类提供了21世纪“自组织”的基础结构。2004年,年仅20岁的马克•扎克伯格创建了“脸书”,彻底改变了互联网时代全球社交联系方式。从此,互联网技术向每个个体身份回归。“如果脸书用户选择建立一个国家,那么它拥有全球1/12的人口,仅次于中国与印度。每天,全球5.5亿用户操着75种不同的语言在脸书上浏览、评价、分享,全球用户每月耗费在这个社交网站上的时间高达7000亿分钟”。自然,马克•扎克伯格被誉为“人类2.0时代”的造物主。在脸书创建前后,还有Friendster(2002),MySpace(2003),Linkedln(2003),Mix(2004)等社交联网出现。社交网站的理念包含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观念。值得提及的还有Twitter,及其他“微博”对人类“自组织”的贡献。人的要素,在社交网路架构之下,个人空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放大。当然,以今天国家的强大,存在着国家对社交网路渗透甚至利用的危险。

七、自由主义在中国

中国毕竟没有经历欧洲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机会生根和发育。进入20世纪,现代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没有和本土的传统自由主义相结合,而是从反传统开始,故受到保守主义的抵制;同时,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传播,也视现代自由主义为“异端”。所以,自由主义始终受到两面夹攻。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可以像自由主义那样被误解和曲解。

第一,中国自由主义传统薄弱。中国在几乎没有明白亚当斯密的时候,就跳跃式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代末期至1940年代末期,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拒斥利伯维尔场经济,肯定国家资本,主张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误读俾斯麦、日本明治维新、以及史达林,于是德国、日本和俄国成为中国的“model”。“英国及美国的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与Inter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法国之Economic Dirgee,德国之Plan-nwritschaft,皆鼎沸于论坛,酿成一般经济学教授不在讲坛上纵谈“统制经济”就不足以显其本色的样子。”当时的左翼认同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足奇,然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严重侵蚀,在经济领域不能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作为自由主义象征的胡适,在他写于1927年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对社会主义予以赞扬36。同样属于自由主义者的丁文江,则明确主张“新独裁主义”,把“新独裁主义”作为“统制经济”先决条件。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张君劢,不赞同共产主义,却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活跃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的曾琦,反对共产主义,却主张国家主义。在翁文灏和钱昌照主持下的资源委员会,将民国初年私人资本创办的众多私有工业、矿业企业国有化。1949年以前的中国,尽管基本具有自由民主的大环境,但是,自由主义根基肤浅,缺少近代自由主义和保护人权的法律意识。所以,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几年,自由主义可以被彻底摧毁,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台湾的自由主义的传播和成长。1949年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熄灭,其火种在台湾燃起。在台湾的自由主义的群体中,周德伟先生具有独特的和重要的历史贡献。一方面,周德伟先生不遗余力地继续倡导自由主义,为自由经济“正名”,告诉人们:“主张自由经济并非反对一切政府干涉,只反对政府直接干涉经济事业而已”。并努力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

1953年,在周德伟的建议下,殷海光将《通往奴役之路》译出,在当时台湾最著名的自由主义阵地《自由中国》杂志连载。该书无疑对台湾寻求建构适合台湾的自由社会秩序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周德伟先生最早试图运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影响台湾的国民经济运行。周德伟先生认识到: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而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依赖经济自由化,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新台币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那时,中国大陆采取了廉价倾销政策,夺取台湾已有的国际市场。政府为了鼓励出口,采取了出口退税、低息贷款、配给廉价原料,但是效果有限。这是因为,政府管制下新台币汇率,严重高估,外汇(主要是美元)价格低落,加之政府管制下的银行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企业和个人必然用廉价的银行贷款进行外汇投机。结果是出口成本加大,进口不可抑制,国际收支恶化,扩大财政赤字,政府增加财政性货币发行,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唯一的选择是建立单一市场汇率,台币贬值,挂牌汇率提高,减少外汇需求,导致市场汇率回落到合理范围,市场利息降落,生产成本减少,实现扩大出口。周德伟先生还富有预见地量化了符合当时实际的新台币汇率。在最初几年,周德伟先生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理解和认同。到1958年,周德伟关于汇率和利率市场化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用。之后,台湾经济自由化开始启动。

当年《自由中国》对台湾管制经济的批判,其实是台湾经济自由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夏道平先生是台湾自由经济的传道者,蒋硕杰先生也是不可多得的推手。比较台湾和中国大陆经济的起飞过程,不难发现:在中国大陆,私有制基础和市场经济遭遇彻底摧毁,在台湾得以保留;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发生过“经济自由化运动”,在台湾,经济自由化运动是“台湾经验”的组成部分。由于自由主义台湾被广泛认知,自由经济成长,奠定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前提。在这方面,台湾比较香港、韩国、新加坡的经济“起飞”过程,其历史经验要丰富和精彩得多。

1973年,周德伟翻译的哈耶克的《自由的宪章》问世,其实是自由主义思想在中文世界的大事。周德伟称他的译着是“达旨”,为了避免人们对“主义”的先入为主的意识,用中文的“自由立兹”表达英文的“liberalism”,实在值得后人思索。

第三,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一度“全军覆没”。大陆在1949年以前,因为周德伟先生,哈耶克的思想和文字得以在中文世界传播,结束了哈耶克长期不为中国学者所知的状况。但是,自1949年以后的近十年时间,再没有介绍和研究哈耶克的记录。直到1959年和1962年,滕维藻和朱宗风分别翻译出版了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和《通往奴役之路》(商务印书馆)。两本书都是作为“内部读物”,印数少,只限于高级官员、高级知识分子范围。加上当时的时代背景,几乎没有形成任何影响。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复存在,自然也没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空间。所以,中国在1950、1960、1970年代,共产党不可能容忍《自由中国》的出现,没有可能产生大陆的周德伟、殷海光、夏道平,没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传道者,更谈不上殉道者。

第四,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局限”。1980年代初期,自由主义抬头,一度长足发展,但是,很快遭遇打击。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演变为文化大革命后一场大规模“左”倾运动。这次运动因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联手抵制,表面上未能继续,却酿下了胡耀邦1987年被迫辞职,1989年赵紫阳下台,遭受长期软禁的种子。1989年,中国的自由主义所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遗憾的是:自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构成官僚、教授、律师、传媒人士的主体,“精英联盟”的组成部分,维护现行制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热衷于为政府和大公司出谋划策,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在媒体向公众就短期经济热点问题发言,缺乏独立立场,忽视、至少是没能就重大问题(例如,可持续经济发展、财富分配、制度转型)对社会产生正面和积极的影响力。通过他们,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凯恩斯主义,已经在中国深深札根。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愈发背离自由经济的财富生产和资源配置原则,实在有着不可推卸的道义甚至实质性责任。不仅如此,因为他们以维护“自由经济市场”自居,结果是严重损伤和殃及了真正的自由主义。使得重建自由经济市场理论的影响力,成为相当困难的工作。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有了对哈耶克的系统介绍和解读,不乏研究哈耶克的学者。哈耶克生前是不可能预见到他的名字和思想会在中国获得那样的“普及”。但是,哈耶克思想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实际,却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中国似乎已经是一个经济学大国,却很可能会重复德国在20世纪初的历史,不存在真正的经济学,尤其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一些自我宣称,或者被认为代表利伯维尔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其实代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且是既得利益者,回避甚至否定民主政治制度。因为他们的虚伪“自由主义”,剥夺了真正自由经济主张的空间。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现象。

第五,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前景。目前,自由主义,特别是和自由主义相关的“普世价值”,正受到过去三十年从来未有的批判,形成了不是“运动”的“运动”,涌现了若干类似姚文元式的人物。2011年,有一篇代表性文章称,因为中国自由派不懂中国历史,将陷入“百年边缘”。自由主义不是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对待自由主义是少有的不公正。中国的所谓“左”派,误以为中国的假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将中国的“权力病”判决成“市场病”,假李逵当作真李逵,因而反对利伯维尔场经济;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却没有参透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在背离利伯维尔场经济原则方面的一致性。最近,有一篇题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分析:四大思潮逐鹿中原〉的文章,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未来必将属于自由主义。不仅世界潮流如此,国人的选择只能如此”。

如果实事求是,在中国,纠正民众对自由主义的偏见,推动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的结合,重建中国社会的自组织机制,实现自由主义中国的生根发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此外,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大环境不利于自由主义,民众显现出“左转”意愿。这种情况的改变,还要依赖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就业扩大,也需要时间。可以肯定的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中国新生代,没有经历过“集体主义”的束缚,具有难以估量的自由自主要求,强烈的多元主义倾向,伴随他们成为社会中坚,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实践自由主义。

 

此文为紫藤文化协会主办的“儒家思想、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的实践——周德伟教授回忆录出版暨研讨会(2011年5月22-29日)”撰写。2011年6月11日,作者对全文作了必要的补充和修订。

来源: 《思想》第20期,转载自学人(xueren1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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