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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葭:面对日本人的枪口,该如何选择?

贾葭<更多内容2017-06-09 22:36:39

原标题:贾葭:面对日本人的枪口,该如何选择?

原标题:太阳旗下的带路党——江南沦陷区的灰色生活

文/贾葭

从南京大学广州路校门进去右转,经过南园十一号宿舍楼往东,有一幢两层德式灰色小洋楼,青色洋砖立面配以白漆窗棂及栏杆,辅以红色瓦顶,掩映于绿荫丛中。建筑整体给人以肃穆、沉稳的感觉。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是在2000年,彼时这幢楼破败不堪,周围荒草杂生,人迹罕至,几乎是南大校内的危房。

2003年,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南大之后,由西门子公司出资,这幢楼经过三年修缮,作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对外开放。拉贝是1930年代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他与十多位国际人士一起,在南京遭受日军进犯之际,发起建立3.88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最多时保护了25万难民。

南京大学校内的拉贝纪念馆

《拉贝日记》中文版于1997年出版,记录了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的南京尤其是国际安全区内的情况。卜正民教授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其中一章即专谈“南京的共谋”,以国际安全区为考察对象之一,可以参照阅读。我以为在读完卜著之后,可以重读《拉贝日记》,一定对拉贝当时的两难情形有更多理解。

卜正民这本书著于2005年,其繁体中文版由林添贵先生翻译,书名为《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远流于2015年7月出版,仅比大陆的简体中文版早三个月。我没有对比二者的区别,序言里并未提及是否有删节之处,但从书名看,显然简体中文版对中国人情绪的刺激更为克制一些。

这本书的分析对象是在日军占领江南之后,那些不得不与日军配合建立占领政权的中国人。在民族主义的分析语境下,这些人可以被称为汉奸、带路党,他们是为虎作伥的罪人。也正因为他们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因而不被重视与留意,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历史情境去考察这类人。小到崇明岛的一个乡村保长,大到南京伪府的汪精卫,在作出通敌、合作这样的决定之时,到底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遗憾的是,当时大部分中国普通人,既没有选择抵抗到底,也没有选择通敌,而是接受了占领政权的统治。尤其是站出来维护秩序的地方菁英,助纣为虐之外也帮助了占领区的同胞。如果不诉诸道德语言,如何去理解这样的行为?如何进入这片灰色的广阔地带?作者小心翼翼地说:“我希望读者能暂时放弃这一观点,即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是一种犯罪行为。”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学者,这几乎是对市场的“冒犯”了。

无法评价的灰色行为

多年前负笈南雍之时,我经常去南大图书馆,在北门入口内侧,地面上有一块大理石与铜条镶嵌制作的金陵大学四字变体的校徽,比一张圆形餐桌还大。每次踏上这块校徽的时候,我都能想起,在南京最为凄惨的那三个月里,这幢建筑正是国际安全区的妇女难民营,穿越几十年回去,我似乎都能听到这里撕心裂肺的声音。

读严歌苓《金陵十三钗》,里面描述的环境我很熟悉,有如亲见,读来不免更为投入。小说情节是有所本的。卜正民书中描述的商人王承典,参与国际安全区的建立,从日本人那里为难民们拿粮食,甚至冒着危险,从日本人偷偷搬走了比答应的多得多的粮食,他甚至挑战日本人说“不爽你就杀了我”。假如,我们不知道他其他的故事,差点就认为他是英雄了吧。

《金陵十三钗》剧照。

可是,他在魏特琳眼皮底下,从金陵女子学院为日军挑选年轻姑娘。这又是让人特别不齿甚至是愤怒的事情。但这件事在他那里可以这样解释:给日军送去一些姑娘,可以避免更多的妇女受害。听上去这种逻辑对不对?恐怕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吧?

在安全区,往往就是这样一些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在维持日常的生活与秩序,他们有为虎作伥的一面,也有助人救难的一面,这就是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面向,无法简单的用“汉奸”这个词囊括。

用作者的话说,“当一个点头边能置人于死地或使一个人成为妓女,而一句恰当的话又可能使他们幸免于难,这是一种多么痛苦、多么难以应付的情势啊!”这种情势可以推而广之到战时的整个沦陷区。假如一个人不愿意追随政府西迁,也不愿意参军抗战,而就是想在原地不那么危险的过日子,行不行?某种程度上说,在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选择也就是如此。

加入汪伪政权或者地方占领政权的那些人,很多人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尤其是公务员。很多人此前任职于北洋政府或者南京政府,因为没有西迁或者逃难,敌兵占领后,需要重建当地秩序,他们可能就是最容易被征召的人,面对枪口,那你干还是不干呢?尤其是,供给难民食物、恢复交通运输、建立安全防护措施等工作,这些活儿必须有人干,而日本人不会干。

那么,做这些事情的人,确保社会的再生产和维护难民的正常生活——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在作者看来,他们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目的是为了重操生计,保护同胞。作者以同情的笔触说,“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军事进攻将持续多久,甚至不知道日本人是留下来还是离开。”尤其是,在抗战初期,敌军节节胜利步步深入之时,局面显然有利于日本人,那么与新统治者合作的动机自然会增加。

在抵抗与通敌两个极端之间的合作行为,日本人称为“亲善、提携、合作”,在中国曾大面积发生,这个毋庸讳言。作者也拿欧洲的类似情况作为对比,为“合作主义(collaborationism)”做了准确的定义,但又指出了中国的特殊性,即中国民众对于频繁更换统治者几乎是无动于衷事不关己的心态。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状态,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常态,尤其对汉族而言,日本人的进攻,与蒙古人、满洲人的区别也没那么大。

意识形态的困境

对日本而言,1937年的那个冬天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时刻。本来只是要给中国一个教训的战争,只是期待出现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结果变成占领中国并扶植建立一个亲日政府的全面战争。这一转折发生于当年的12月1日,日本决定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分别建立“自治”机关,作为占领的政权机关。

日本侵华之际,在其国内弥漫着一种“东亚主义”的自大情结。作为亚洲唯一一个未被殖民又实现了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日本人认为反对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殖民,首先就是推翻南京政府。北洋后期直至南京政府十年以来的亲美外交,让日本外交及军界人士对中国的外交路线颇为恼怒(见腾讯大家拙文《小粉红与赵家楼》)。

所谓“亚洲反殖主义”的主要观点就是,中日作为同文同种的黄种人,要共同反抗欧美白种人加诸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殖民桎梏。“同文”即表示中日共享同一种文化渊源。在很多日本人看来,在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还要承认文化来源于积贫积弱的中国,这已经很算抬举中国人了,而且增加了日本自身的焦虑感。

现代化以来的日本,就是在不断抵制与反对这种“同文”观念。日本的近代化与现代化过程就是不断西化、不断脱亚入欧、不断远离排斥中国文化的过程。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拿这一点作为“帮助”中国的理由,实在是牵强附会了。尤其是在战争的情况下,“同文”、反殖并不能向中国人解释日本人何以侵华。

可是,在军国分子看来,侵华就是对欧美殖民的反制。中日战争在日方看来,就是要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代替对欧美对中国的殖民,中国不过是亚洲新兴国家日本挑战欧美的一个战场罢了,中国本身的原因并没有那么重要。这样以来,提携、亲善云云,不过是借口罢了,所以这种宣传毫无吸引力。侵略就是侵略。

这种意识形态使得日军在占领中国领土后建立的政权,毫无和合法性与吸引力。虽然兴亚院早期做出的研判认为日本将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这基于以下理由,长城以内的中国本部,频繁遭遇外族入侵,蒙古和满洲对中国的侵占旷日持久,并最终为中国人所认同。而满洲人才刚刚离开,那么日本入侵中国后,假以时日,只要建设和安抚做好,最终也会为中国人认可——尤其还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之邦。

假如在前现代——也许再早一百年——做出这样的判断也许不会错。可恰恰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中国人自认中国应该是一个亚洲的大国,中华民族的塑造与认同刚刚完成不久,以蒙古和满洲作为比对的确是太刻舟求剑了。再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型塑,与日本关系非常密切,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不就是日本在推动的吗?

这样暴戾的日本,在1930年代,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同种”,也不是满蒙那样的“异族”,唯一的定性就是敌人。敌人是无法被认可的。我读《季鸾文存》的时候,张先生通常会用“暴日”这个词,可见当时连知识界都不会认可日本的说辞,遑论普通人。

高风险低回报的合作者

另外的困境则在于,由于侵华的全面化,日本军方并不打算为占领地付出任何财政成本,基层政权如自治会或政府的维持,均需要中国人自行筹组财政来源。伪政权认为自身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恢复经济和社会,保障难民生活,至少不能比南京政府的基层政权差。但一个需要外国军力支撑的政权,不论在经济取得多大成就,都不能获得其合法性。

日军在占领过程中,一方面要摧毁中国人的抵抗能力,要摧毁基础设施和生产,一方面在占领之后又希望保护该地的经济能力和基础设施,这二者又是矛盾的。合作者既要照顾日本人的利益,也要保护本地的生产,在其间也很难平衡。很多论者简单地认为这些人为日本人做事只是为了发家致富,可事实上,“汉奸们”不仅在道德上付出惨痛代价,在实际经济利益上,也同样付出惨痛代价。

对于参与其中的中国人来说,进入伪政权其实并非一件划算的事情,尤其还需要在道德上背负骂名,这使得参与成本增加而收益减少。只能用枪口下的无奈以及中国人特有的忍辱负重来解释。从人性的角度看,合作是不是一件可以理解的行为?当然,会有人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逃难或者参军?可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还有人去了延安呢。还有人选择在汪伪政权下的伪中央大学读书。

作者在镇江的例子里分析当时的伪县长郭志诚,作为当地数一数二的企业主,为了维持占领后的生产秩序,他几乎是拿出企业的钱来维持镇江县级政权的运作,完全是吃力不讨好的举动,可他并不是那种没有钱逃跑的人。在历史档案中,完全看不出郭在这个职位上有任何利益,他的弟弟也被日本人抓进监狱,用利益驱动无法解释这种行为。

此外,由于国共两党都有游击队或者锄奸队针对这类基层政权的合作者进行暗杀,故而他们的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日本人并不承诺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上了年纪的读者或许还记得《烈火金刚》里的何大拿、何志武父子。卜正民写得正是这类乡绅或者头面人物。但在传统的叙事中,他们就是猥琐不堪、利欲熏心的汉奸形象。

革命的激情也许是不讲理性的。在作者举的另一个崇明县的例子里,游击队在1940年春天在公路埋雷,炸死日军26人,在随后的报复性扫荡当中,当地有3000人丧生,一万人的房屋被毁。而崇明县的伪县长不得不出面申明,扫荡行动毁掉了“良民”的生命与财产。前不久关于地雷战的网络讨论中,也曾有过地雷战给沦陷区百姓带来更难堪的处境这种判断。

不管是这类暗杀或者地雷战,还是伪政权的维护,我们恐怕都很难从理性上去判断其价值是非。当然有人会说抗日的理念是最重要的,但置于那个具体的情境,假如你就是崇明岛的居民,是希望日军扫荡还是不扫荡呢?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基层伪政权的确危机中国主权,但在炮火硝烟之中,这种抽象的高级概念,与个体的温饱与安全相比,哪个更重要呢?

灰色地带

大家也许记得电影《色戒》里的易先生,他就是一个伪政府的高官,可他过得并不快乐,因为不管是延安还是重庆,都想置他于死地。他时刻生活在恐慌之中,这种日子并不好过。在传统的叙事中,这样的人罪恶、怯懦而且堕落。可是,我们把他放进一段风月情浓中去理解,是不是发现,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

《色戒》里,易先生并不快乐

在过去形成的历史叙事传统中,抵抗树立了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作者分析说,“鉴于抵抗所承载的国家尊严是如此有分量,那么大多数中国人自然发现通敌是难以忍受的。”其实不止是中国,战后好多国家都发现,除了抵抗外,通敌与合作的确存在,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因为与整个民族的尊严有关,也成为一个异常敏感的话题。

国共两个民族主义政党,在事后同时声称对方在抗战中是自私自利、肮脏妥协的,强调自身为国为民而战,因而双方在面对合作者比如汪伪政权、伪满洲国之时,难得出现惊人的共识,也掩盖了历史研究中相当多的可进入地带,历史的迷雾也因此而起,国共的另一个共识也许是孙中山,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卜正民这部著作,在我以为,与傅葆石那本《灰色上海》一样,掀开了中国人过去的隐痛。有时候我都不敢假设,假如没有太平洋战争,中日战争不知伊于胡底。而中国本部大部分沦陷,这样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那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不能因为我们曾经是俘虏、是奴隶、是战败者,就把那段历史与屈辱封存起来。

记得十年前,还有这样的说法,重庆和南京之间的默契在于,不论轴心国还是同盟国哪方胜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都将进入战胜国序列。我以为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左右逢源的鸡贼。假如这种论调能被认可,那么战时出现那么多合作者,有什么不能理解的?我曾请教过郭岱君教授,她坚定地说没有这回事。

卜正民教授非常有勇气的挑战了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加拿大人,他没有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包袱,但他深知中国民族主义的禁忌何在。事实上,卜正民还有一本《民族的建构》值得一看。他这本书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隐秘的大门,就是如此,因为除了民族与国家的尺度,人,具体的人,也应该是我们评价历史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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