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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在野者袁世凯

马勇<更多内容2017-06-23 09:38:36

原标题:马勇| 在野者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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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日傍晚时分(酉刻),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龙驭上宾。第二天(15日)午后二时,慈禧太后“升遐”。“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许宝蘅日记》,218页)因而国内外观察家普遍预感中国很快会有更重大事情发生。

仓皇离京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流亡海外十年的保皇党人。康有为“突闻光绪噩耗,悲病万分”,以为“光绪幽囚以来,并无大病,忽撄不治,传说纷纭。嗣闻为袁世凯所毒杀,乃由海外上摄政王书,请诛袁世凯以谢天下,并发布讨袁檄文。”(《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79页)

梁启超也利用各种关系上书摄政王、善耆等,建议宣布袁世凯罪状,“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梁启超年谱长编》,480页)。

袁世凯

康梁等指责不过是捕风捉影,并没有确凿证据,但他们的呼吁蛊惑人心,袁世凯迅即成为众矢之的。1909年1月2日,清廷发布谕旨: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酌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清廷并没有追究袁世凯的什么责任,摄政王载沣也没有如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样,杀袁为乃兄复仇。其实,十年前的故事很清楚,不是袁世凯背叛维新派,出卖光绪帝。如果一定要说袁有责任,那么他的责任是“有密未告”,没有及时将谭嗣同夜访谈话上报朝廷。这些细节过去若干年已有深入研究,可惜康梁那时不可能知道而已。

军机章京许宝蘅为“天子近臣”,他在当天(1月2日)日记中写道:

“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二、那相入军机;三、澍贝勒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许宝蘅日记》,228页)

从这里没有觉得有什么阴谋,而且读许宝蘅日记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袁世凯确实患有足疾,并因此请假多日。1908年10月7日:“为项城拟请假折,因足疾请假五日。”(207页)袁世凯足疾并非一个虚假理由。

第二天(1月3日),袁世凯入朝谢恩,随后搭乘快车潜至天津。有英国人海鲁君在火车上意外发现袁世凯:

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鬓鬓,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约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汽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云。(《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109页)

袁世凯“匆遽微服赴津,暂憩于英租界利德顺饭店,令人密告直隶总督杨士骧嘱图一晤。杨闻之大惊,立遣其长子毓瑛(字璞山)往见,始知袁拟连夜搭轮赴日本避祸。毓瑛告以其父不便出署,但太老师(指袁世凯)系奉旨穿孝大员(袁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奉旨赏穿百日孝),今擅释缟素,又不遵旨回籍,倘经发现,明日续有电旨令拿办赴京,则祸更不测,且亦决无法庇护。袁听之傍徨无策。毓瑛返署报告其父。杨立饬铁路局速备三等车两辆,另调机关车,升火待发。再令毓瑛赴利顺德报告袁,即陪同坐一辆马车赴老龙头火车站登车,由路局某总办陪同返京。杨并坚嘱袁明晨必须返豫,不可稍作勾留。”(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

老江湖袁世凯似乎乱了方寸,其实在他潜往天津的时候,朝廷内部也为他的未来多有争论。庆亲王奕劻、张之洞、世续等轮番向摄政王载沣求情,以为袁世凯不管有怎样的问题,但毕竟其才可用。

载沣

“相王(摄政王)言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北骨(张之洞)乃不敢置词,惟云桓(袁)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相王不悦,云公勿晓晓,奉行制书可也。”(恽毓鼎致端方密函,《近代史资料》总43号,213页)

重臣劝说无法打动摄政王,学部侍郎严修1月4日更有惊人之举,“疏请收回成命”,然而摄政王主意已决,并没有答应。此举成全了严修君子品格,“严为项城援引,由编修超擢侍郎。此举尚不失为君子,胜于反面若不相识或更下石者远矣。”(《恽毓鼎澄斋日记》,414页)

一切努力终归失败,袁世凯只好按照杨士骧的安排返回北京,旋于6日(十五日),带着深深遗憾、眷恋,由北京西站“仓皇登车”,时到车站相送者,仅学部左右侍郎宝煦、严修及端方弟弟,时任礼部郎中的端绪等数人。

转投实业

有诸位重臣担保,袁世凯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磨难。不过他并没有返回原籍河南项城,除了祖籍房舍已给了亲族,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与其兄袁世敦长期以来的矛盾,因而他初居汲县。没过多久,又带着两个姨太太寓居卫辉。

卫辉今属新乡,山水佳美,竹木茂盛,苏门山南麓有名胜百泉,魏晋以来就是高人隐士乐意去处。袁世凯隐居卫辉“慎守大臣去位闭门思过之道意”,“其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一切斟酌杜绝”。他在卫辉的住所,为其旧部何棪本提供。何原名兰芬,字芷庭,卫辉人,曾充新建陆军粮饷委员,代为袁世凯购置卫辉马市街旧典肆。(《抑斋自述》,142页)

袁世凯隐居之初,尽量低调,但对当地名流并不拒绝。1909年1月23日初四日,王锡彤“偕李敏修谒袁宫太保于马市街寓邸。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且正在国恤期间,彼此均不薙发,故益觉黯然。”(《抑斋自述》,144页)

因人口多,房子少,袁世凯在卫辉住了几个月,1909年五月率全家迁彰德府城北门外洹上村。洹上临洹水而得名,洹水又名安阳河。“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袁世凯)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脈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园,草创伊始,莳花种竹,叠石浚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容庵弟子记》卷四,31页)

养寿园占地两百多亩,袁世凯买下来之后重新改造,修筑了高大的院墙,院墙上还有几个炮楼,仿佛就是一个围子。

“堂居园之中央,凡三巨楹,周拓广廊,轩敞为全园冠,遂以名园者名堂。堂额以孝钦后赐书‘养寿’二字,勒诸贞木。楹帖乃吴江费树蔚集龚孝琪诗句,曰‘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书则绍县沈祖宪代书也。堦前立奇石二,一状美人,一如伏虎,咸太行山中产也。”

园南有谦益堂,面汇流池,倚碧峰嶂,左接峻阁,右挹新篁。明窗四照,远碧一泓,南园之胜,一枕收之。榜为袁世凯书写,缀以跋,曰:

“光绪辛丑冬季,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勖臣者至矣。园居成,谨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自徇省云。联曰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沙让老夫。”(《洹上私乘》,23页)

在洹上村住下后,袁世凯用很大精力经营这个园子,真有在此度过残年的意味。他将关系不错的兄长袁世廉接来同住。兄弟俩或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请几个文人骚客吟诗作词,风花雪月。时而听莺钓鱼,弄舟水池;时而设宴园中,与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袁世凯那张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经典照片,虽说具有“摆拍”的味道,也有让外界特别是北京对他放心的暗示,但这种悠闲的生活,放松的心情,应该是袁世凯在洹上生活写照,有诗佐证: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樽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袁世凯闲云野鹤式生活,或以为真实,或以为是袁世凯刻意做给北京那些反对者看的。

作为一个老资格政治家,朝廷一品大员,说袁世凯就此息影林下,不再过问政治,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不过,在他度过开缺回籍养疴最初恐慌后,他确实希望在实业上有所斩获。

协助袁世凯从事实业的,除了他的老部下周学熙,还有一个新人王锡彤。王锡彤字筱汀,号悔斋,晚号抑斋行一,卫辉人,生于1866年,长袁世凯三岁。锡彤年轻时与李敏修(名时灿)共斋读书,后一起在家乡从事教育,并参与地方政事、如赈灾,还参与主持禹州三峰煤矿公司。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王锡彤有友人王祖同,祖同字肖庭,河南鹿邑人,1909年初分派至江西任饶州府知府,赴任时经卫辉访袁世凯。袁在表明心迹时说“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力言实业关系国家兴衰,询问祖同同乡中有哪些人具有创办管理实业的才能。祖同以锡彤对,袁说见过,“余知之槃槃大才也,第恐不肯助我耳,君为我招之。”王锡彤获知此情,甚为感动,“余思矿务、铁路皆实业事,年来跳身其中,已不作师儒身份矣。惟袁公所创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唐山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皆采用新法,规模宏大,余之经验胡足副之,因是踌躇。”后在友朋分析劝说下,特别是他母亲一锤定音:“袁公天下豪杰,汝平日所倾佩者。今既见招,奈何不往?且京津虽远,较禹州近也,火车畅行一日可达。何时思我何时可归,我若思儿亦可电召,何惮为?”(《抑斋自述》,147页)袁看上锡彤,除王祖同介绍,还有锡彤事母最孝这个非常私人的因素。

王锡彤

有了王祖同介绍,母亲的支持,王锡彤1909年六月初专程前往彰德府拜见袁世凯,袁命其迁寓其邸第畅谈数日。袁世凯告诉王锡彤:

“罢官归田,他无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之久矣。所创之实业概畀之周缉之(周学熙),缉之以现任臬司,丁忧释服后即当放缺,不定何省,已办之实业弃之岂不可惜。前日缉之来,专为此事研究数日,苦难替人。君幸为我谋之,我知君胜此任也。”

袁世凯还对王锡彤说:“我知君孝子,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抑斋自述》,148页)受袁世凯委托,王锡彤部分取代周学熙原来的角色,在京津唐豫等地帮助袁世凯创办,或管理实业,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等几个大型企业中,王锡彤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成为袁世凯的账房和经理人。

心在庙堂

袁世凯去职三个月,王锡彤为福公司交涉事去外务部,与外务部左参议周自齐会晤。周在谈话中“惟疾首蹙额言无办法,且历述自袁宫太保去尚书任,外交上全无可言。洋人到部辄拍案咆哮,有理亦无讲处。公辈欲交涉胜利,只有待袁宫保来耳。”王锡彤闻言不禁吃惊,“部员乃出此言,殊可诧异。惟细思此言以为滑稽不负责任也,可以为老实话亦未为不可。然福公司交涉终待袁公出山始获了结,则周参议之言是也。当时人心所归,中外所向略见一斑。而摄政王特反之,愈令人生愤慨之心矣。”(《抑斋自述》,146页)

1909年10月11日,袁世凯去职十个月,《泰晤士报》发表《中国局势》一文,以为

“袁世凯自年初被开缺,就一直在其祖籍省份河南的卫辉府乡下居住,过着平静的生活。他身体健康,看上去比他被罢黜时年轻了十岁。他优哉游哉地消磨着时光,由于许多朋友的支持而志得意满,那些朋友坚信他很快会重回政坛。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毫无经验的摄政王所为,帝国中最重要的政治家突遭罢黜,这是个愚蠢的错误,是缺乏爱国心之举。报界曾对直隶总督袁世凯充满敌意,并在其失势时对他猛烈抨击,现在则谨慎地为他返回官场而努力。舆论已向着对袁世凯有利的方向发展。国家迫切地需要他,但尽管他健康状况良好,他肯定会表现出一副得体的不愿意重返政坛的样子。军机处已提议启用他,但他礼貌地予以拒绝了。足疾未愈是罢黜他的理由,但在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并非真实的原因。而袁世凯拒绝告别田园生活而复出的理由是足疾未愈。这也不是真实的理由。除非发生意外,全国人民都确定他能重新掌权。而他的复出将受到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人的欢迎。”(《直击辛亥革命》,64页)

袁世凯看到了“以退为进”的好处,他的幕僚、部下也逐步放弃最初阶段的拘谨,重聚袁世凯身边。1910年八月二十日为袁世凯生日,“是时,袁公去位已将两载,天下之仰望之者愈众。旧日僚属亦明目张胆复来趋附,不似从前之藏头露尾矣。惟袁公殊淡泊,尝着蓑笠持钓竿与其兄清泉徜徉洹水之上焉。”(《抑斋自述》,156页)那些老部下本来就没有因为袁世凯隐居受到影响,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力不降反升,他们不仅各自掌管着一方权力,而且通过各种关系、渠道,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关系,寻找各种理由经过彰德府,看望老领导。所谓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此之谓也。

那时伦理、政治架构不会要求人们因为政治原因与旧主脱离关系,更不鼓励背叛与批判。为了招待这些不远千里前来看望的旧雨新知,袁世凯在彰德府专门设立一家档次不低的旅馆,至今仍在营业,偶一光顾,仍能听到袁世凯和那些客人的故事。

举一个例子。据王锡彤知,1910年正月初三:

“接袁云台电报,严范孙侍郎来彰,邀余一谈。范孙学问道德,余夙所称北方之泰山北斗者。初以翰林院编修家居,袁公任直隶总督,亲往造其庐,聘为直隶学务长。锐意经营直隶学校,遂为天下冠。比学部立,又荐擢学部侍郎。袁公上年被斥去官,部下文武皆哗然,辩非袁党。范孙独上书自陈,越格超升实袁所荐,即不自认袁党人亦以袁党相视,请褫职以去。至是闻袁公移居彰德,特来省视。云台以余与范孙有一日之雅,故特邀往晤。初四日遂至彰德袁邸。时与范孙同来者,林墨卿及范孙之公子约冲,侄公子约敏,因得畅谈。初五日,严、林诸公南游去,复留与袁公谈。因言专制之国无大臣。公曰何也?曰位逼则疑,权重则忌。公默然。”(《抑斋自述》152页)

袁世凯的威望因被打压而上升,又因清廷此时实在无人,更让袁世凯行情看涨,即便是那些因各种原因与其中断往来很久的人,也渐渐承认袁世凯可能是未来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张謇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张謇

张謇与袁世凯青年时代同在吴长庆帐下,甚至有点师生情谊,后来因故中止往来。

1911年5月8日,清廷如约宣布内阁官制及办事章程,裁撤旧有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新组责任内阁。这是晚清政治改革巨大进步,然在名单中皇族、满人比重过高,因而引起汉人士大夫不满。第二天,新内阁宣布将粤汉、川汉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这项政策被一些人解读为“国进民退”。

当是时,张謇正因公务沿京汉线自汉口赶往北京,“经过彰德的辰光,就和二十八年以来分道扬镳、疏离已久的袁世凯会面,哪知道无意中的一见,就和下半年的变局引起了很重大的关系。”(《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35页)

6月6日,仍在途中的张謇致电袁世凯:“袁宫保鉴: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出。”第二天,“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柳西草堂日记》)

重出江湖

袁世凯人气在上升,而清廷人气在流逝。据张謇之子张孝若观察:

张孝若

“到了北京以后,清摄政王和满朝亲贵尊贤礼士的风气,都还做得十足。就是谈到正经事体,仍旧是口是心非,当做耳边风一样。我父那时一看国势衰弱,江河日下,只是瞄准了走上那颓败的道儿,丝毫没有因为筹备立宪、开国会的新局面,大家有了一点觉悟,振作起来;依然是敷衍颟顸,蠹国病民,自家拼命地自杀自己,他人是救不来的。但是我父这次到京,还抱着极兴奋诚挚的心意,想打一针最后强心的忠言,来救醒亲贵的沉迷,来保住那将倒的大厦。”(《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46页)

在彰德隐居三年,袁世凯身在江湖,心在庙堂,对于清廷他并没有失望,“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他时刻等待着朝廷的召唤,重出江湖,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本能。

历史没有辜负袁世凯的等待。1911年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难,终于让袁世凯结束了隐居的日子。

武昌起义第二天,农历八月二十日,正好是袁世凯生日。袁家在洹上养寿园祝寿,来了不少幕僚、助手、部下。据王锡彤,祝寿第二天,

“二十一日,闻武昌有乱事,人心惶惶,然群以为袁公必将启用。二十二日(13日),果有督鄂消息,因力劝其不必应命。二十三日,庆王派阮斗瞻来劝驾,袁公谢恩折上矣。惟余与云台主张不应清廷之命,因更进迭劝。杨皙子度与斗瞻同来,其主张与余与云台同。皙子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余则以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侍坐再三言之,袁公忽怫然,曰‘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余知渺小之身牵及云台矣,默然退,拟即返里避之。适赵智庵、张金波来,云陆军部尚书荫午楼南下督师将过彰,嘱候续息。二十五日(16日)荫至,袁公仍称病,荫谒于寝室,语密不得闻。二十七日(18日)遂返里,邻里咸来问讯,余告之,曰不闻乡里旧传有八月十五日之谚乎?此即是也。各宜镇定,不可惊慌。”

过了几天,

“九月一日(10月22日),接袁公来电促返。初二日(10月23日),赴彰谒袁公。袁公曰:‘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请公放心。’初三日(10月24日),余遂返京自来水公司,云台已先到京矣。”又过了几天,“初八日(10月29日),偕云台赴彰,以袁公督师赴鄂,往送也。京汉车上拥挤甚,妇孺尤多。远隔三千里,而逃难者已如此之多,群众心理皆知清之必亡矣。余偕云台、仲仁在一头等房间,闻赵智庵在车役室中,乃邀之来。……袁公札派余随办营务,实亦无事可办。初九日(10月30日),袁公南行,送至车上,袁公独招余上车,问有何嘱。余曰凡事留有余地步。袁公颔之。”(《抑斋自述》,173页)

袁世凯面对清廷政治危机并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试图火中取栗,没有采纳杨度建议利用南方危机推动北京久已停滞不前的政治改革。当然,像王锡彤建议的那样,袁世凯在稍后的行动中,“凡事留有余地步”,并没有将革命党赶尽杀绝,而是顺势而为,尽人事耳听天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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