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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断交大戏:卡塔尔不是第一出

陶短房<更多内容2017-06-09 22: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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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5日,埃及、沙特、阿联酋、巴林四个阿拉伯国家同日宣布和卡塔尔断交,也门、利比亚和马尔代夫也被传效仿(说法有争议,因也门、利比亚处于内战状态,马尔代夫断交程序“不标准”且不是阿拉伯国家),引起一片哗然。

其实在中东,这种“扎堆断交”的大戏已上演过不止一回,此次针对卡塔尔的断交潮也远不是最大的一次。

尽管此次针对卡塔尔的外交行动,公认的“盟主”是沙特阿拉伯,但率先发难的却是地跨亚非两洲的中东大国埃及。但在近40年前那场更大规模的“中东扎堆断交大戏”中,埃及却扮演了类似今天卡塔尔的“被集体断交”角色,而此次行动的“战友”沙特、巴林、阿联酋,以及“对手”卡塔尔,彼时却都是“扎堆断交”的积极分子。

说到这近40年前的一幕,就得从阿以矛盾和中东战争说起了。

自二战结束、尤其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上台以来,埃及一直扮演着阿拉伯世界政治、军事盟主,和阿拉伯对以色列斗争带头人的角色,四次中东战争,阿方出力最多、牺牲最大的,几乎一直是埃及。为了“阿拉伯事业”,埃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原属自己领地的加沙丧失,本就是自己领土的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既是交通命脉又是稳定财源的苏伊士运河长期被迫关闭,几次大规模战争不仅让国土满目疮痍,还牺牲了大量国民,付出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沉重代价。

1970年,纳赛尔突然逝世,副总统萨达特(Anwar El Sadat)继任。和一心整合阿拉伯世界的纳赛尔不同,萨达特更看重埃及一国的利益,对继续充当吃力不讨好的“阿拉伯反以急先锋”并不热衷,但在阿拉伯世界和本国反以势力的影响、尤其苏联“积极援助”承诺的鼓励下,他仍然率领埃及牵头打响了被称作“十月战争”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应该说,这次战争中埃及的表现比前三次要好得多:达成了开战的突然性,一举渡过苏伊士运河,突破以色列精心布置的巴列夫防线,一度收复西奈半岛并攻入以占巴勒斯坦土地,更利用苏联援助的“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和“萨姆6”防空导弹,让以色列坦克、飞机遭到惨痛损失。

但以色列在美国帮助下很快站稳脚跟,发动了大规模反击,更偷越苏伊士运河,切断了埃及第三兵团的归路,迫使阿拉伯世界再次屈辱地签订了承认失败的和约。

这次战争让埃及和美国/以色列都有了新的想法。

美国/以色列方面从十月战争中领教了埃及令人刮目相看的军事潜力,认识到如果始终和埃及为敌,以色列就将永无宁日,美国的中东战略也将无从着落,反之倘埃及和以色列和好,不但美国的“中东一盘棋”就此盘活,以色列也可在南翼获得宝贵的稳定,从而心无旁骛地对付巴勒斯坦问题和应付黎巴嫩-叙利亚方向。

而埃及萨达特政府通过此役更透彻地认识到,想依靠武力收复西奈半岛难度太大。不仅如此,此次战争再次暴露出阿拉伯世界不协调、不团结,尤其二三线的阿拉伯国家(比如沙特等六个海湾君主国)“君子动口不动手”、“埃及流血我流泪”的做派,这让埃及和萨达特觉得“犯不着为渣队友卖命”。不仅如此,对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萨达特的忍耐也到了极点,战后重建的援助需要被莫斯科冷淡对待(当时苏联战线太长,客观上也实在无力填补埃及这个无底洞),对美国/以色列的暗送秋波,也不免心动。

美国卡特Jimmy Carter上台后,和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提出了《阿以和谈三目标》(阿拉伯承认以色列,谈判达成以色列从1967年开战后占领的土地撤军,确保以色列安全不受威胁、以色列同时尊重耶路撒冷的完整不受分割),并得到以色列总理贝京Menachem Begin的赞同,万斯和卡特先后试图游说约旦、叙利亚,但都无功而返,唯独在埃及得到萨达特的积极回应——后者1977年11月9日在埃及议会公开表示,打算去耶路撒冷并公开发表讲话,此言一出,举世震惊。

1978年8月,万斯秘密访问中东,8月8日和埃及、以色列初步达成共识,同意在一个月内召开戴维营协议。

同年9月5-17日,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进行了长达13天的秘密讨价还价,几度近乎崩盘,都被急于事功的卡特拉了回来。9月17日,合称《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的中东和平框架(A Framework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和平与和解协定框架(A Framework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公诸于世,后者更是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约(Egypt–Israel Peace Treaty)的先声。

《戴维营协议》促使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埃及以承诺建立联合国监督下缓冲区、承认以色列自由通过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权利等代价,换取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此举为萨达特赢得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埃及也就此从苏联盟友摇身一变,成了美国盟友。

然而埃及的“叛变”令整个阿拉伯世界炸了锅:尽管在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许多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等前线国家的流血牺牲支持半心半意,但一旦埃及转向,它们的怒火却顷刻而起。同为前线国家的叙利亚和约旦都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损失惨重(叙利亚丢了戈兰高地,约旦则丢掉了整个约旦河西岸),对埃及单方面和以色列达成交易十分不满。在这种愤怒情绪驱使下,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扎堆断交”发生了。

1978年11月,阿拉伯国家联盟第九次首脑大会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召开,或许担心被“群殴”,埃及并未派代表出席,结果会议成了声讨埃及、抨击《戴维营协议》的“批斗大会”,会议结果,当时出席会议的21个成员国(阿尔及利亚、巴林、科摩罗、吉布提、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卡塔尔、沙特、索马里、苏丹、叙利亚、突尼斯、阿联酋、南也门、北也门)和巴解组织中,只有苏丹、阿曼、索马里三国反对与埃及断交,反对将埃及驱逐出阿拉伯国家联盟(约旦当时犹豫不决,但抵不过巨大压力最终妥协,是较晚和埃及断交的阿拉伯国家),1979年3月26日,埃及被逐出阿拉伯国家联盟,同年稍晚,非阿拉伯国家伊朗也宣布和埃及断交,理由除了和阿拉伯国家一样的“勾结以色列”,更重要的是那一年恰逢伊朗伊斯兰革命,而埃及却收留了流亡的伊朗前国王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avi)。

埃及和阿拉伯世界都为此次“扎堆断交”付出重大代价:没有了埃及的阿拉伯世界从此再难对以色列构成整体性威胁,而脱离了阿拉伯世界的埃及则丧失了其在地缘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萨达特总统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89年5月23日,阿拉伯国家联盟恢复了埃及的会员资格,此后断交诸国陆续和埃及复交,但不论埃及或阿拉伯国家联盟,在政治、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都再未回复昔日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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