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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尤利西斯的自缚》自序

保守主义评论 <更多内容 2017-06-09 09:42:01



按:冯克利,山大政治学教授、知名翻译家。译有《民主新论》、《学术与政治》、《乌合之众》、《致命的自负》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虽败犹荣的先知》等。本文摘自《尤利西斯的自缚》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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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若从最早一篇算起,时间跨度上有二十几年了,都是我在翻译过程中写下的介绍性文字。其中约一半篇目曾收入十年前出版的《尤利西斯的自负——政治思想笔记》里。借这次机会,我把与译事无关的文章删去,又补上了十来篇近年所写的类似文章,以求体裁的统一,也算给读者一个新的交代。蒙主编梁由之兄和出版策划人周青丰兄不弃,这个半旧半新的增订本仍袭旧名,收入中信出版社《梦路书系》第一辑。

我自幼喜读杂书,有一本好书可读的乐趣,一向是来者不拒的。从阅读中得到的感悟虽不能说没有,但因才情不逮,很长时间里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思想的消费者,并不敢动著述家的雄心。可是读到后来,大体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吧,遇到自己特别喜爱的西学著作,不知不觉便有了译出来与人分享的冲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便都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不过我最初确实未曾想到,此事会一发不可收拾。粗略统计了一下,如果把自己译的、与人合译的,还有一些为他人校订的都算上,竟已有二十多本。

译书虽然还算勤奋,在写东西上我却是个地道的懒人。这期间写的所谓论文不能说没有,数量也很少。然而即便只做一个译者,也承担着一定的义务,为求读者理解上的方便,在转换文字之外,还得写一点介绍导读性的东西,有时是逼着自己下笔,有时则是应媒体的朋友之邀。我不愿写文章虽是懒惰所致,但自忖读者尚不算愚钝,搭那些思想大师的便车,攀附于译作得以有略施文墨的机会,还能赚得一点儿文名,可以算是傻人有傻福。

这种搭别人便车的习惯虽不值得夸耀,但也反映着我希望摆脱某些思想状态的过程。我这一代人,或许还应算上比我们更年长一代的人,因时代经历的缘故,被政治化的程度极深,关心政治几乎变得跟饮食男女一般自然。盖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于社会几乎无孔不入,即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常常也会找上门来,这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印记。我每每见到年龄与我相仿的人,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有何种职业背景,都喜欢议论时政,便是在那个时代被过度政治化的结果。

虽然不乏关心政治的热情,但至少以我个人的经历看,从那个时代的知识气氛中熏陶出来的人,却不太明白什么是政治。中国旧的价值体系历经百年摧残,早已土崩瓦解,挥洒春秋大义的空间一时大乱,导致整个价值体系的亏空,这使人们关心政治的本钱很贫乏。在那个似乎只有迫害与被迫害决定着人间荣辱的时代,思想的热情往往也变得畸形。强势的一方只欲置对手于死地,却不知对人可以求刑,观念却无法入罪。在这种强烈的对抗气氛中,无论贤与不肖,上下同求,观点貌似不两立,心态则如出一辙。人们热衷于臧否人物,不察世事之良窳,不在乎善恶的人格归属,而在乎程序能否对其有所增抑;不在乎理念之高远,而在乎如何让它无损体面地附着于人际。结果常如奥古斯丁所说,大家都成了“情不自禁的说谎者”。

为摆脱这种窘境,便需要一些重新认识和规范政治的话语,以完成“再政治化”的过程。这是我愿意把一些著作译过来与人分享的动力之一。从学科归属上看,这些经我之手译过来的东西尚不算驳杂,大都属于比较偏“右”的政经法一类。这既是我本人的阅读兴趣所致,也反映着近30年来中国的文科重心从“红色经典”转向重新认识西学的过程。马基亚维里自不必说,如韦伯、勒庞、斯蒂芬和哈耶克诸人的著作,并不是多么“前沿”的新学问,而是被我们一度视为与“人类进步”无涉、必欲抛出窗外而后快的东西。对于这种世风,我曾在《善善相争,无法不行》一文中,发过一番感慨。

若从更大的视角看,西方自60年代学生运动的躁热过后,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回归保守与传统的思想氛围,我的阅读史大体上反映着自己是这股潮流不自觉的尾随者。中国人在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时,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与清末国门向世界开放时西学的错乱与乖戾相比,这大概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人谓卓有建树的改革运动,多是返本开新的结果,这于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30年来的大趋势,便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起故纸堆来了,先前被扔到窗外的东西,无论中西,现在又纷纷捡了回来。在今日的政治辩论中,以往贴有“右”或“反动”一类标签的东西,俨然又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思想生力军。

但是,思想的热络往往与思想的深刻成反比。老子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换言之,炙炙之教,终归是等而下之的东西。所以埃德蒙·柏克说,太平世道,人是不喜欢讲理论的,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政治上的宏大叙事,乃社会危象的可靠征兆。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有复兴之势,或许正是危象未已的表现,复兴的背后是未竟之功的焦虑。当此之际,人也就无所逃于当个右派或左派。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右时,我也淡然处之。我相信教养是既可见于左,也可见于右的。只要讲规矩,明事理,左右无须取消,更不必超越。言与行若能导之以规,这两造之争便能造福于国人,这大概是我读一些保守派经典时最深的感受。自由社会形成于双方的对台戏之中,一家独占,不能与全体国民一起分享的自由,是不能称为自由的。它或可为对抗提供道义的支持,但它最大、也是最正常的功用,是让各方通过竞争磨合,调适出一套公正的规则,以利人们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如果自由精神被逼成治世的猛药,那属于无奈中选择的虎狼方,极易让政治变成“人不得不干的脏活”,就像它易于使人感觉到崇高与伟大一样。

其实,政治的崇高伟大,和作为脏活之间,往往也就一线之隔。错乱之中,罪恶横行,人世间的无端之祸莫不缘此而生。柏拉图曾把我们人类称为“有皮无毛的双足动物”。作为文明人,我们已不习惯于赤身裸体,总需要穿点什么。为免干脏活污了我们有皮无毛的身子,就得穿一点思想观念的外衣,而在保持精神卫生上,华服未必强过褴褛。希望透过书中这些文字介绍的著作,对那些不得不干脏活的人,能够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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