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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教授新闻史研究的史料观

凤凰大学问<更多内容2017-06-07 10:18:59

 

 

方汉奇教授治史重视史料,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细致研究方先生的史料观,是发现和学习先生治史精神的一把钥匙,也是研究先生治史生涯的一个“深井”,对中青年新闻史工作者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史料积累是方先生治史工作的第一步。其丰富的史料有三个重要的标志性组成:第一是从年轻时代开始的集报工作、第二是工作后开始的卡片积累工作;第三个是方先生满屋的藏书。

 

方先生的史料观是广泛的。从先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来,他所运用的史料是立体的,即涵盖了目前史料学中所认定的史料的基本范畴,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头史料。在这些史料中,报刊文本是基础。研究报刊史,没有报刊的基本信息和内容是不足以称为报刊史的,因此报刊文本本身是方先生治史的基础。他从1949年大学毕业到1952年在上海新闻图书馆里用三年的时间从头到尾地阅读了77年的《申报》,做了大量关于该报和新闻史方面的笔记和卡片,甚至发现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的一段文字就是从《申报》上拷贝下来的。

 

大量一手资料所获得的感性认识成为先生研究新闻史的底色。他全然掌握了新闻历史发展的面貌,一页页的翻看原报的经历,已经让先生感性地了解了近现代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所有细节,因此,不论以后先生是用革命史的框架来进行新闻史研究,还是用现代化的框架来指导新闻史研究,抑或是对待目前所谓的新报刊书写……在所有研究框架和问题思路的学术研究面前先生均保持宽容接纳的心态。

 

方先生重视报刊文本本身的一手资料在他很多研究中可以发现,典型之作就是1982年发表的《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文章主体史料几乎全从报纸上获得,全文25个注释,24个就是报纸上的。虽然如此,得益于先生深厚史学的功底,论文信息量很大,学术扎实,可读性强。文章虽然研究的是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但却将那个时代上海革命报刊和报人的生态背景,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完全交代清楚了。比如,讲这份报纸在上海受欢迎,“自从1905年3月《警钟日报》被迫停刊以来,上海地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革命派的日报出版,《神州日报》的创刊和它的宣传,使读者耳目一新,因而受到欢迎,发行数字,超过一万份,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畅销的报纸之一”。讲到该报读者的时候,似乎不经意的一句“和同时期的大多数革命派报刊一样,该报以‘上中社会’为主要对象,尤其侧重于学生和军人”。[1]这样的论述,不仅是在研究这份报纸,更是传达了当时整个上海革命报刊的外生态环境,和我辈现在研究某份报纸时运用材料的生硬、叙述的干瘪单调形成鲜明对比。“功夫在诗外”,同样是研究一份报纸,有深厚史学功底的文章和模仿而来的文章,之间的区别就是在这清晰丰富的背景底色之中。

 

△神州日报

 

先生的学术文章标题都非常朴实,没有什么深奥的概念和晦涩难懂的理论,内容里都是直白易懂的话,但信息量大,史料信手拈来、逻辑清晰,读之使人欲罢不能,先生文章很少借助什么概念和理论,正如黑格尔和威尔杜兰特曾经表达的那样,史学是最不屑于概念的界定和理论的爬梳,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一般史学上乘作品才有如此的品质,正如最高级之食材料理全凭天然味道、绝无人工调料色素的造作味道。先生曾笑着说,自己不喜欢“绕”的文字,的确,真正大智慧和大思想是浅显易懂的。

 

先生的史料绝不仅仅局限在报刊文本本身,实际上,先生更重视日记、回忆录、中外档案和其他相关的记录。这在方先生的研究可以找到很多线索。随便翻开他的文章,类似史料随处可见,如《清代北京的民间报房与京报》,在讲《京报》的读者时,随手引用了很少见的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胡寿颐的《春明日局纪略》和《林则徐日记》等,甚至连《红楼梦》里关于贾政在放外任时的读报情节都被放到文中进行印证。而魏元旷和齐如山的记载也是叙述清代民间报房印刷副业的重要史料。[2]同样,关于邵飘萍的系列研究,先生也是通过报刊史料、口述史料、现场考察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尤其是方先生在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邵飘萍的如夫人祝文秀后,先后通过与祝女士的通信,到祝女士的家乡亲自访问等方式,揭开了一个个关于邵飘萍生平关键点的细节,纠正了旧知识的错误,通过多方信息和线索认定了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确定了他的出生日期(方先生就用了属相来推测其出生年份,因为属相是不会错的)。这批成果是邵飘萍研究的权威代表。

 

方先生曾经对一批年轻学者在利用一手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非常认可,评价较高,而且一直敦促我们能尽力搜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所藏《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媒体方面的记录,深刻挖掘。方先生也对目前国内档案馆的管理表达过无奈。的确,方先生曾经讲过,有的新闻史研究是描述了橱窗里的表现,但橱窗背后的东西没有办法展现。因此,橱窗背后的东西要进行展现,就是我们新闻本体史的内容,新闻作为一个专业职业内部运作的各种问题的研讨。而这些必须借助报刊本身文字以外的史料做文章。

 

 

方先生重视史料,但并没有湮没在浩瀚的史料里,问题意识是对史料进行深度解读的有效路径,可以让史料焕发出生命力。先生研究的题目都是很朴实的,但问题意识非常明确。由于先生当年筚路蓝缕重新开启新中国新闻史研究之课题,因此很多研究都是关乎新闻史的重大基本问题考证。

 

最后,对于史料的解读和使用,是看出一个历史学家的功力的。方先生对于史料解读的功夫得益于其丰富而渊博的史料功底,一般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现在由于各种报刊数据库的建设,使得当年要耗费大量时间经费的史料寻找获得工作变得相对容易,但解读史料的功夫却不是能借助现代工具的,这是我们所谓史学工作者门的内功,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地修炼和提升。

 

史料的解读一般有三个境界,一是对史料文本本身的解读,这个层次是很容易达到的。一些年轻的史学研究者面对史料时,会有满篇的引号,“某某中如此记载”,“某某认为”,“某某评价到”,这是对史料最简单和表面的解读,仅仅是文字本身的,但关键是抓住史料本身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摘录出来,也是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二是史料的小语境方面的解读,即该史料所呈现出来的专业内涵和价值方面的解读,这个层面的解读只要有一些专业素养,都可以做到。但受作者观点和认识的不同,对同样材料的解读会有不同的观点。在史学界这也是正常现象,被称为历史书写的第三个境界: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比如关于民初“民国‘暂行报律’事件”,一种认为是孙中山从善如流、虚怀若谷接受意见,一种则认为是反映了民初革命党内部斗争的复杂,我们相信关于这个问题,还会有其他的看法和评价。

 

△开元杂报

 

史料解读的第三层次是关于大语境解读。所谓大语境的解读,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最深功力,表现为对该史料相关史料的全方位的掌握,仿佛是在史料所记当时的现场,不仅明白史料作者记载时的内心活动,而且将史料文字呈现背后地社会环境、作者的言外之音等都能够深刻而正确的理解,从而使该史料在本学科的研究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惠及其他学科的建设。方先生在学术研究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举《跋开元杂报考序》中,所引用的文献以及对文献的解释看,不仅对文献本身清晰异常,而且对文献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评价都了如指掌。且看其中关于开元杂报是否为雕版印刷的考辩,当时学界有些不同意见。方先生在与之商榷的时候,指出了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段史料文献的来龙去脉,即“明人陆琛在《河汾燕闲录》中的下面这段话:‘雕板肇自隋代,唐刻留于后世者,仅开元年间之开元杂报,及唐僖宗十三年印刷之金刚经两种’”。先生说,手边没有这本书,所以只能用其他材料来说明这份史料文献是虚妄的。首先,陆琛的《河汾燕闲录》这部书常常被引用的是“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子之始也”这一段话。而前面那段话“仅见于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其中的‘唐僖宗十三年’,曾书作‘唐僖宗三十年(公元868年)’,历来研究印刷史的中外专著都从未引用过,它的准确性十分可疑。”其次这本书是“陆琛担任山西提学佥事时的著作,是一部杂论史事得失和经典异同的随笔札记,并不是什么精心的学术专著,因此纰漏很多”,而卡德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叶德辉在《书林清话》“都认为把雕版开始的时间定在隋朝,是陆的一大失误。”同时,历史上并没有“唐僖宗十三年”,或曾书中引用的“唐僖宗三十年(公元868年)”这样的提法。而历史非常有意思的是,后世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精品还真是公元868年,但这部印刷版的《金刚经》自唐朝起就被封在莫高窟中,“1900年即清朝末年才被人发现,1907年才被公之于众”,生活在明朝的陆琛不可能知道。[3]

 

仅仅这一段小小的考据,针对一句简单的“被引用”的史料,方先生就能有解读的如何透彻,笔者曾问过先生如何获得这样的能力,先生只是淡然的说,“多读就知道了。”先生还说,“治史还得靠对相关史料的综合、印证和分析。两者不可偏废。史家治史必须作到‘言必有徵’,和‘无徵不信’。治新闻史也同样如此。前辈学者都是这样作的,并非我的创造,我不过师法前人而已……”。[4]

 

方先生的史料解读能在三个境界中来去自如,由浅入深,一份证据一份话,分寸拿捏十分到位。因此先生对自己多年做新闻史研究的经验只有几条,“多用一手资料”、“多打深井”,但实际上,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正说明了史料扎实和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相比起今天的一些借助西方理论和概念进行的学术创新来说,借助史料方先生在当时对新闻史研究的突破和贡献程度更大、更深。

 

参考文献

[1]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辑,原名《神州日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第52期,1990。

[3]《跋〈开元杂报〉考》,《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122—123页。

原文发表于《新闻春秋》201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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