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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这样的“爱国主义”在伤害国家

凤凰大学问<更多内容2017-05-24 11:37:33

本文是凤凰网记者张弘对政治学者任剑涛教授的专访,请他从政治学的角度对祖国、国家和政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梳理,并对公民与爱国主义这一话题做了仔细的辨析。今天一位留学生的所谓“辱44华演讲”又激起了一轮攻击风暴,现重编此文发布,以供读者讨论。

国家、祖国的交叉和区别

凤凰网:从政治学的概念出发,国家、祖国和政权,这三个词应该怎样理解?

任剑涛:从政治学理论来讲,国家跟祖国肯定是两个有重大分别的概念。国家主要指的是一个政治概念,如果说它的学术含义,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指这个国家的形式结构,那就是人口、领土、主权这一形式上的结构。另外一方面,国家就是指它的实质性结构,这就是它权力来源,政权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人们通常用政体的角度,来表明这个国家。

但是,一般使用国家这个概念,总会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性是非常强的。现代国家基本的形式是民族国家,比如说中华民族啊,大和民族啊,大不列颠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等建立的这个主权国家。主权国家涉及到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性,那就显得非常庄重、严肃。

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它要求民族成员要对它有一个认同,所以我们一般以国家认同这个概念,来表达国家忠诚。国家认同所表达的国家忠诚,主要是一种政治忠诚,这是国家这个概念。国家当然有很多在政体上有很多重要的差异。结构上、功能上有很多重要的不同,基本上我们可以忽略这些差异,统一定为一个政治建构,庞大的政治组织,就可以认识清楚什么是国家。细节上区分就不用详讲,因为这个对普通公民的生活关系不大。

凤凰网:显然,"祖国"这个概念有一种历史和文化渊源,与时间有关。

任剑涛:祖国一般说来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个人,出生的所在地,或者籍贯的所在地,或者祖上的所在地,在国家层次上,它祖上的所在地,这不是地方的意思,是指国家。祖国的认同是一种情感认同,文化的认同和社会认同,政治性含义是不强的。

因为我的祖国是这个国家,而我的国家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对象,和政治认同的对象,在现代世界,并不需要统一在同一个主体上。比如我的祖国是中国,但是我的国家是美国,或者我的祖国是德国,但是我的国家是中国,因为我加入了中国国籍。

国家认同是以国籍作为判断的。祖国的认同,主要是指自己生养他的祖宗或自己这片土地以及人民,以及这片土地和人民所创制的文化。

祖国不应该与国家这个概念混为一谈,否则就把一个人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混淆起来了。在政治学上,两者有比较清楚的区分。但是这种混淆为什么容易发生呢?原因在于国家和祖国在形式结构上,它们有交叉的要素。比如说国家的形式结构,有领土,就是这片土地,有人民,有古往今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族群。因此呢,人们很容易把自己对这个土地和人民的文化、社会感情,投射到在这个土地和人民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国家。于是国家和祖国就有混淆了。

实际上,在国家和祖国之间,应该做出重要的区分,尤其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非常普遍。它把国家和祖国的分界线,就拉得越来越清晰明白,而人们不能够随意混淆,否则一个人就可能把自己对于祖国的文化、社会认同,与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混淆起来了。而这一个混淆,可能就使这个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发生紊乱。因此这个人对于自己祖国的情感发生紊乱。那么就乱上加乱,所以必须校正。

批评政府不等于不爱国

凤凰网:不认同这样的政权,就不能说他不爱国。

任剑涛: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公民,应该区分清楚,他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并不能够完全下落为对每一届政府的无条件忠诚,这是两个问题。对每一届政府来讲,因为它所代表的执6政7者的意志、愿望、政策、举措,都会因为他选择A不选择B,而对于A代表的利益群体,与B代表的利益群体,会造成得失不同的计较。因而对这一届政府所代表的政权,一定会产生不少的社会意见。这就是选举式政治,这个其实就是要换届,也就是要更替的重要理由。

但是政权的稳定性,为什么在国家和每一届政府的层面上,容易混淆呢?那是因为政府实际上有两种使命。一个使命是一直代表一个国家层面的政权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呢,它又只是周期性的代表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人们就很容易把一直代表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和周期性的代表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混淆起来。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每一届政府和政府背后的国家政权稳定性搅在一起,那就很容易把两个问题,当成一个问题来对待。因此一旦批评每一届政府,就会被误认为是在挑战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其实这种批评呢,在政治学上来讲,是违背常识的。

凤凰网:有的人一味站在政府一边,把所有批评政府的行为,直接斥责为卖国贼,不爱国,这完全是荒谬的。

任剑涛:对,因为爱国不爱国,其实从我们前两个分析的概念来说,也需要区分,就是爱国家和爱祖国,这是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爱国家是政治爱国主义,爱祖国是文化爱国主义,文化爱国主义和政治爱国主义不一样,是因为文化爱国主义,深深扎根在自己对一片土地、人民、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条件性是非常弱的。

对国家的爱国主义这种政治情感和政治判断,很显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条件的。就是国家必须爱护自己的每个公民,反过来,每个公民才能够表现出爱这个国家的政治义务。

政治义务的爱国主义,和政治权利应该是对等的。不能够说国家让公民受了委屈,而公民还是无条件爱这个国家。如果国家让公民受了委屈,公民的文化爱国主义,可以是不变的,但是政治爱国主义,就会发生悄然的甚至是明显的改变。

因为按照现代国家的契约理论来讲,人民之所以起来组织一个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能够使他们的自保和互保真正的落实下来。如果这个国家不能够让公民自保,也不能够让公民互保,公民怎么可能无条件的在政治上热爱这个国家呢?

盲目情感降低了爱国主义理性水平

凤凰网:在你看来,祖国和国家混在一块儿的原因有哪些?

任剑涛:这中间可能有个因素需要离析出来。一方面有可能是误导,这种误导有可能有心的,有可能是无心的,无心误导。

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学教育,已经被代换成了政治教育,所以它就造成了无心之失。因为我们的政治教育就是忠诚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没有什么错。政治学教育呢,是要强调公民对政治的理性判断,政治学教育也要求大家忠诚于国家,但是这种忠诚于国家当中的祖国忠诚和国家政治忠诚,它要有个区分。因此公民的爱国主义,具有更深厚的理性主义的支持,而不仅仅寄托在忽冷忽热、忽强烈、忽淡漠的爱国主义情感上。

因为情感可以来的很激烈,但是情感一去,也可以变得很冷漠。我们不能习惯于爱国主义只是一种情感,要把爱国主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因此政治的忠诚教育,应该要插入一些政治学的理性教育。这不是不是弱化爱国主义情感,而是让爱国主义的情感能够理性升华。

但是有些人,可能由于对这个国家缺少理性认识,产生一种现代盲目的爱国主义理念,并且以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理念,来诉诸国家权力,要求公民在有条件的政治忠诚,和无条件的文化或者说情感忠诚之间,不予判断,来以政治忠诚遮蔽文化忠诚,或者掩盖文化忠诚。

这样故意的判断确实实际上增加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混乱因素,而且无助于升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这样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把理性和情感,混合成了糊涂。这种情感理性我们都没有判断能力,我们就是盲目的爱国,把爱国当做一种感情表达。

这样的感情表达,反而使人们不知道爱国主义为何物。有时候在伤害国家长期利益、全局利益、战略利益的情况下,来希望表达这些爱国主义的情感,不得其利,反受其害。

这样来误导人们来混淆政治爱国主义和情感爱国主义,或者政治爱国主义,文化爱国主义,实际上是降低中华民族,或者降低人的爱国主义的理性水平。

降低爱国主义的持续性和可靠性。让爱国主义成为一个受政治形势摆布的,无法定形的政治状态,那么实际上爱国主义的强制性的单纯政治动机,导致了伤害爱国主义机制的可怕后果。

凤凰网:捣糨糊导致思维的混乱。

任剑涛:一个人或者一个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主要是寄托在他与国家相宜的一种生活状态之中,只要一个人、一个公民,在日常生活当中,与国家处在相宜的状态,就不必那么严格的区分出他在生活中和学术中,哪些概念应该如何严格区分,哪些界限应该如何严厉的划分出来,我严守哪种边界,拒绝承担边境之外的任何义务。这种生活过于苛刻,以至于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了。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个人或者公民,与国家是一种不相宜的状态,甚至有利害冲突的状态,那这个问题就需要另外讨论了。此时,公民的爱国主义,可能就变成了这种状况:在国家与公民利益有冲突的状况中,一些得利的公民集群,和一些失利的公民集群之间,就有了对立情绪。这种情绪,就使得爱国和不爱国,成了一个政治的敌对阵营。

这种爱国主义的分裂,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一个最可怕的社会后果,这意味着社会分裂了,一旦社会分裂,就使得这个国家的认同难于整合。因此,在国家利益当中得利的人,绝对不应该以爱国主义作为工具,针对那些在国家利益分配当中失利的人,我们的日常表达就是,强势集团不能把爱国主义工具化,去对付弱势集团。相反,强势集团应该在国家的分利过程当中,去照顾或者满足弱势集团利益诉求,这样形成爱国主义的共振。

卖国贼与爱国贼,相互辱骂造成分裂

凤凰网:用一句俗话说,你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任剑涛:对,今天中国确实因为贫富差距的巨大,得利者对失利者而言,爱国主义成了工具,而失利者对得利者而言,爱国主义成了怨恨。那这样一种傲慢对怨恨,就会使爱国主义失去社会认同的丰厚土壤。爱国主义反而成为人们相互指责的污名化词汇,这就是一个国家运转的非常严重的内在危机。

一定要花大力气,避免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这个对国家的向心性运转最有害的,它变成国家的离心性运转。一旦一个国家步上了离心性运转的轨道,国家就会爆发总体危机。

凤凰网:你说的这种离心性,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体现,比如网上一些人动不动指责别人是汉奸、卖国贼,这种盲目的情感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被指责者反过来说这类人是爱国贼。

任剑涛:对,这种相互的攻击,显示了爱国主义的分裂。实际上,国家认同分裂了,而国家认同的分裂,背后是社会的分裂。对社会整合基础上的国家整合是显然不利的,尤其是当政者的警醒,不要让社会的不同集群,因为爱国主义而划线。尤其是不以爱国主义,作为政治划线的根据。这样才能够真正整合整个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有向心的运转,而不至于产生离心倾向。

凤凰网:据我所知,美国的公民教育很发达,基本上可能不会出现这种观念的混乱。但是,中国缺乏真正的公民教育,基本上好像就是你说的政治教育。

任剑涛:中国的中学课程里有公民教育,但是公民教育的政治忠诚内容,多过了公民对权利和义务辨认的能力培养。这使得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缺少理性认识。

忠诚教育需不需要?需要,政治教育也没有错,但是政治教育真正有良好结果的应该是公民教育。我们的政治教育呢,应当向理性的政治教育转变,或者转型,在政治忠诚教育中,插入更多的政治理性教育,理性认知教育,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国家对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相反,国家也就收获了公民对他的理性忠诚感,这样就造成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更紧密,而不仅仅是一种在利益判断基础上的投机性选择。

因为政治教育在国家能够保护我的时候,我就忠诚于我的国家,当国家没有提供给我庇护条件的时候,我可能就顷刻间丧失了对你的忠诚。在前苏联,长期的政治教育就是要公民愚忠,当公民一旦判断国家不能够保护他们的时候,爱国主义会立刻土崩瓦解。而且公民们弃若敝履,毫无眷顾之意,所以,前苏联会出现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悲剧。

责任编辑:王德民(个人微信号:okd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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