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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江︱一本民国日记里的抗战、北平研究院和文人生活

上海书评<更多内容2017-05-16 15:47:44

刘雨楼,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文︱赵龙江

自存中有一本旧日记,为早年遛书摊时偶见,粗略过目,感觉所记颇有内容,单是日记主人的一笔字,就很令我心仪,显然出自文化人手笔。况且摊主索值低廉,未议价便买了下来。

这是一本商务印书馆定制的“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日记”。日记的主人叫刘雨楼,一个陌生的名字。翻阅中,我粗略了解了日记作者在这一年(1938年)当中大致的行迹:作者供职于国立北平研究院,负责庶务,这年他已身在上海。我想,他应是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离平抵沪的(另据资料记载,该院镭学研究所已先在1936年下半年迁往沪上,与药学研究所同在上海福开森路395号办公)。

从日记内容看,此时作者的家人尚留居北平,他只身在沪,与部分同事处理院内总务琐事。当年4月,受副院长李书华指示,开始准备并实施赴滇行程:由上海码头乘法国邮船,两天后到香港与李书华副院长汇合,短暂休整后,乘法轮抵越南海防,又经嘉林到老街(越南西北部边境城市,隔南溪河与中国云南省河口市相望)乘车过河,经开远到达昆明。从上海到昆明,一共用去两周时间。当年4月25日,昆明黄公东街十号被选为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随后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史学研究所等也陆续迁滇。

商务印书馆定制的“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日记”

这部日记记录了作者从上海到昆明日常生活及工作琐屑,诸如接待友人、出入银行、监理工程、流连书店、外出购物,等等,也包括人事交往以及个人感受。另外,还有诗词若干,多为有感而发之作。

日记中涉及人物,除去作者家人,也包括研究院、各研究所相关人员,以及负责行政总务的同事,另外还有一些,则是作者各时期的朋友。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研究人员,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有些人在当年就已是本学科的佼佼者,比如物理学所的严济慈(物理镭学所所长,昆明时期兼代研究院总办事处主任)、陆学善(陆禹言)、钱临照、顾功叙、王承宗、张鸿吉等,化学研究所的刘为涛(所长)、周发岐、张汉良、白金传(白剑秋)、李秉瑶等,药物所的赵承嘏(赵石民,所长)、梅斌夫等,生物学所的经利彬(经燧初,所长)、李登榜(李时敏)、刘玉素等,动物学所的陆鼎恒(陆惟一,所长)、张玺(张尔玉,动物所研究员,兼任云南水产实验所所长)、张修吉(张瑞云)、周启曜(周霁光),植物学所的刘慎谔(刘士林,所长),史学所的徐炳昶(徐旭生,所长),海外人地研究会的毕修勺等等。

翻检这部日记,我无意中发现了北平沦陷时期著名女作家雷妍的名字——刘植莲,原来她就是日记作者的长女,让我意外且兴奋。刘雨楼育有儿女四人,依年龄排序:长女刘植莲,次女刘植兰,儿子刘植岩,三女刘植荃,作者在日记中也常有与子女互通信函的记录。

记得我把收获刘雨楼日记的情形汇报给孙嘉瑞(梅娘)老师时,梅娘回忆说,她年轻时与雷妍就是好朋友,当年两人常在一起,她也常去雷妍家里,她记得雷妍有两个女儿。梅娘当即为我写下了雷妍女儿的名字——“刘琤”和“刘珂”。在友人帮助下,我辗转找到了北京舞蹈学院的刘琤老师,后来又见到了工艺美术学院的刘珂老师。通过刘琤对她外祖父的回忆,以及前些年我所读到的昌黎作家董宝瑞先生相关文章,我也粗略知晓了刘雨楼先生一生大致轨迹。

刘雨楼长女刘植莲(雷妍),北平沦陷时期著名女作家。摄于1931年前后。

刘雨楼先生本名润春,字雨楼,一生以字行。昌黎县两河村人。1888年6月3日,即清光绪十四年四月廿四日,他出生于两河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冠儒是一个务农好手,曾经拥有较多的庄田和较大的院落,是“庆丰堂”的主人。刘雨楼自幼在家乡私塾念书,1905年秋天到永平府参试,科举停办后,与乡人李大钊、李书华等考生一起被永平府中学堂录取,他与李大钊是同班同学。1907年夏天,李大钊考学天津时,他也同赴津门,考入长芦银行专修所。毕业后,学校以其成绩优秀,拟保送他到东瀛深造,但未成行。我曾问起过刘琤老师,她回忆道:

刘冠儒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手,诺大的家业都是他打拼出来的。这也是他不愿我外祖出去上学的重要原因,所以在外祖父读了几年私塾后,便不准他继续读书,并在我外祖父十三岁时便给他娶了我的外祖母,就是为拴住他的心,同时也好在家和他一起打拼,扩大家业。但我外祖父对外界事物非常向往。苦恼的外祖父在村外的河滩上苦苦冥思了三天三夜,是我外祖母的母亲得知此事,请人找到外祖父,并与之长谈,得知外祖父有自己的理想,便下定决心,把婆家分给她的田产全部卖了。我的曾外祖母谢杨氏二十三岁就守寡自己带着一个女儿,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我外祖父就是用这笔钱上的永平府中学堂及大清银行专修科。 

刘雨楼这一支能离开昌黎主要是曾外祖母谢扬氏给打下的基础,因此外祖父对她敬重有加。刘冠儒是十六岁得子,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对这个早来的儿子非常不喜欢。不仅不让他读书,同时极其虐待我的外祖母。把她当小丫鬟使用,做全家的饭(包括长工及农忙时的短工)喂牲口,还要做针线活。并且随时辱骂。外祖父工作后实在看不下去,就把家眷接到昌黎县城在教堂的院里租了几间厢房,同时也就把曾外祖母谢扬氏接了出来,从此谢扬氏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这样我母亲及二姨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也在昌黎贵贞教会学校读书。以后全家总是随外祖工作的变化,从山西、山东、天津……频繁迁徙。直到三十年代才定居北京。

毕业后,刘雨楼投身金融业,先后在大清银行、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农工银行、东莱银行供职,曾在大连、青岛、天津和北京等地任银行分号的襄理,乃至经理等职。后来,因得罪上司而被迫去职。有关刘雨楼这段经历,刘琤老师也有回忆:

他离开银行的理由听我母亲说是因为得罪了人,他的上司向他要银库的钥匙,他认为不符合规定,开银库应该是有规定的人数一起去。所以他没有交给这位上司钥匙。但听我三姨(刘植荃)说是银行的一笔款要做投资,他对股票的行情没估计对,所以做赔了。我想应该是二者都有,被拒绝的上司不是正好利用他做赔了股票的事开罪于他吗?他失业后曾在家赋闲很长时间,是老同学李书华把他接到北平研究院做庶务的。

刘琤和刘珂,摄于1938年。照片黏贴于刘雨楼日记中。

据北平研究院历年《职员录》(参见刘晓《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附录2《北平研究院职员总表》)记载,在1935年职员名录中就已经有刘雨楼的名字,即此可断定,日记作者至少在1935年就已来到国立北平研究院。在转投同乡李书华任常务副院长的国立北平研究院之后,最初任会计课办事(同样参见刘晓《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附录2《北平研究院职员总表》),虽是他熟知多年的业务,但同行的嫉妒,加上他本身性格上的骨鲠倔强,不愿屈从,致使他时常郁郁寡欢,空有能力而无法施展,从他所记日记中也有所体现:“ 研究院之事务方面,北平诸君如XX、XXX等,皆未能尽职。以李圣章之提携,直如一人得道,鸡犬飞升。而李润章先生休休有容,不辨贤愚,是其高处,亦是其短处,偶触念及此,辄欲作不平之鸣,吾将老矣,与润章之私交公谊,不好不厚,倘遇不得已时,惟有一走了事,绝不愿再受XX等之排挤。”(5月27日日记)“ 晨院长谈及X抢全院钥匙之事,令我向X道歉。在院长之意,不过为调和感情,令我屈服,未尝非是,但我已年逾知命,穷通生死均可置之度外,若向竖子折腰,以遗终身之玷,绝对可。”(10月20日日记)“......我毫无权势,又何能不屈服于强暴。XXX之人格,吾不敢论,而对我用暴横压迫,则事实俱在,可恨之至。”(12月1日日记)

正因为他秉性刚正,外和内介,不善附和权要,故为忌者所排压。他通常只能选择隐忍自克,偶尔也在日记中用文字发泄一下。我曾留意作者日记,排比《职员录》中相关会计、出纳以及其他行政总务人员,发现其中河北、京津籍贯几乎占绝大多数,其他也多来自北方诸省,江南人无多,我想其中一定不乏裙带关联和其他特殊关系。

除了与同行时常出现的不协调外,作者与院内个别专业研究人员似乎也偶有隔阂。其实这本不奇怪,从北平研究院人员组成结构即可看出,这里的研究人员几乎均有留洋背景,尤以留学法国为多数,这些“娇子”往往自视甚高,以学问才气自雄,个别者原本带有盛气(当然他们也未必有意傲视于人,多数情况下,日记作者与他们交往还算和谐),所以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难免出现不协调。刘琤老师在回忆中,也向我说过类似情形:

外祖父说他一生跟财阀、军阀和学阀都打过交道,但觉得学阀是最不好打交道的人,他们自恃有才,很是霸道。早年在山东时,一个张姓的军阀曾经绑架我外祖父,让东莱银行给钱赎他。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但外祖父说,军阀还是可以商量的,可以讨价还价。财阀不过是图个利润。学阀那份傲慢,那份自以为是,尤其是觉得行政人员不懂业务,很是瞧不起。所以他在北平研究院做事时,常常受窝囊气。

刘雨楼日记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随北平研究院部分人员分流到上海。据刘琤老师说,当年北平研究院南迁,人员路费需由个人自行筹措,否则只能失业。当时作者一大家人,原本生活上已是困窘拮据(作者从银行转到研究院后,薪资水平已大不如前,除日常生活开销,还要挤出一部分供子女学费,加上长女刘植莲毕业后起初尚未工作,以及年幼的一双外孙女......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为了这份工作,为了保住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只能想尽办法,变卖家中稍可值钱的物件。刘琤老师回忆道:

七七事变后,先是全家凑钱让我舅舅及三姨离开北京,我想当时外祖父心里是明白的,他的儿子(刘植岩)是共产党,他愿儿子尽早离开。当时连曾外祖母把她的陪嫁金簪子都拿了出来。钱凑齐了,舅舅和三姨就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舅舅穿一件白色长衫,手拿一顶草编的礼帽,三姨穿一件竹布旗袍,一起在门口向外祖父行礼,曾外祖母激动地跑回屋大哭 。外祖父只是长叹……后来北平研究院要迁往云南,要有能力跟去云南的人,去后才可继续工作。但当时去云南要走上海,海路去香港,经越南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家里的钱是不够的。这时有一些朋友前来劝说:如果他肯留下,可以在所谓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任要职。他坚决地推掉了。恰好我父亲托人带钱来让我母亲带两个孩子去武汉找他。我母亲觉得孩子太小,我刚三岁,妹妹不到一百天,母亲很难在枪林弹雨中带孩子走这么远。就把钱都给外祖父做南迁路费。大约9月底或10月初外祖父才走成。

据国立北平研究院《职员录》记载,就在这年(1938年),刘雨楼先生代理庶务课长,兼代总办事处文书工作。从刘先生日记中,可以看得出他的认真细致,虽事务繁复,他确总是一丝不苟,办事井井有条,这或许得益于他早年的银行工作养成的习惯。只是因办事较真,不免得罪他人。若非与李书华有同乡之谊,恐怕也早已失去了饭碗。

看过这段不长的日记,感觉作者有着不俗的文化修养和文人气质,文中常见如下记载:“伏案注沈约文,注完《修竹弹甘蕉文》”;“上午略阅《鹪鹩赋》”;“上午录晚明小品数段”;“上午阅《柳亭诗话》......《柳亭诗话》作者为清康熙时人,宋长白字岸舫”;“上午录杨梦载诗两首,加以注释”;“阅钱牧斋文,觉其文字甚美”;“择录《明文学史》”;“录《明文学史》已毕。晚略阅元诗”;“近几日阅《清代文字狱档》,余喜其公文严整,而恨其吹求毒辣。在彼时之读书人,稍有思想即撄灭门之罪。疆吏逢迎上意,诛求献媚,无孔不入,有时皇帝认为太过,可想见当时官场之风气矣”;“读岑嘉州七古,觉其意境高旷,词彩清新,迥非寻常诗家所可望其项背,而音节铿锵,韵脚活泼,尤为古今独步。余尝谓欲学七古,须由岑入手,再益之以温飞卿,力行数年之后,方可读太白七古”;“下午写笔记,随意写《作诗八忌》”;“上午略阅庄子”;“略读李义山诗”,等等。

为不使时间尽消耗于无谓应酬,作者对同僚邀约打牌尤其反感:“精神太短,毫无兴趣”;“此等情形偶尔为之则可,绝不宜常如此也”;“精神甚苦,从此绝不再打”,于是在这年11月底,他带头响应倡议:“相约戒博,复提倡读书,议决自本年十二月一日起,我等五人各写笔记,每星期六公开互阅,以熟笔墨,自二十八年元旦起,各写日记。此等虽小,于修养身心却极有裨益”;“ 晚尹、白、李、甄诸先生公开笔记(第一次)。白先生叙事文颇佳。大家闲谈甚久”;“下午写笔记,随意写《作诗八忌》,又看韵幽笔记,略易数字。晚看尹、白诸先生笔记,并认真改易”。

刘雨楼日记

也许是有过早年缺憾,作者极为重视子女教育,虽孤身在外,仍不时给子女写信,并寄去学习材料,日记中常出现这类文字:“注明初高青邱诗数首,分寄兰、荃”;“寄兰一函,附晚明小品《闲赏》十几条”;“发植莲函,亦附明初诗数首”;“寄植兰函,附宋词数首”;“晚写信与植荃。录唐诗数首,(一)杜甫《春望》;(二)戴叔伦《除夕》;(三)(四)李白《洛阳闻笛》、《朝辞白帝》;(五)(六)王维《渭城》、《九月九日》;(七)常建《永和三日》”“发兰、荃各一函,附元代诗曲家三页”。

时值战乱,他最牵挂的是漂流在武汉的小女儿植荃,不得已把她召来昆明后,得以亲授诗词古文:“晚到荃儿处讲词数首”;“略阅庄子,因植荃欲稍读也”,还专门请来院中化学所副研究员白剑秋(法国里昂大学毕业,曾任中法大学教授兼化学系主任),为女儿讲授法语。此外,还支持女儿植荃报考西南联大。远方儿女有时也寄作品给他。

对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和外出投身抗敌战斗的儿子刘植岩,他也给予理解支持,他在日记中写道:“欲写信给植岩,而其行踪似有离开晋城之势,十有八九不能收到。欲不写则心中不能搁置,惟有不管收到与否,姑写之寄之而已”;“上午看植岩所给植荃之函,此儿立志正确,前途伟大,自属可喜……”;“王镛为联合大学工学院学生,在男附中(注:即师大男附中)与植岩同学……已托其为植岩寄杂志等”。正是由他的关心教育,儿女们都很优秀。正如刘琤老师所讲:

外祖父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并绝对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时常给孩子们讲授诗文并出题目让他们作文,然后每一篇都给认真地修改。所以孩子们的文学基础都打得很牢。我母亲是英国文学系毕业的,沦陷时期教了中文,三姨刘植荃是西南联大无线电专业毕业的,后来也教了中文。只有二姨是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干了本行。舅父刘植严因为早年参加革命反倒没有读大学。但他在中学时期多篇诗歌就被当时国内著名的刊物采用。

刘雨搂四个子女合照,应摄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从左至右依次是:刘植兰、刘植荃、刘植莲、刘植岩。

刘雨楼的妻子谢静宜,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刘雨楼之女刘植莲,沦陷时期北平女作家。

观刘雨楼先生日记,公务冗忙之外,印象较深的,是他的出入书店和以读书自遣了,他也因而阅见至博,所作文字有古贤之风。无论侨寓沪上,还是僦居昆明,日记中常可看到这样的文字:“到商务印书馆购《山书》(注:清人孙承泽辑)两册”;“顺便到商务印书馆,买《二晏词》”;“下午到商务印书馆,购《辽金元文学史》一册”;“耕南来,同到商务印书馆等处,买《顾曲麈谈》一册”;“同耕南到河南路、四马路等处,买《词学通论》一册”;“商务印书馆自昨日廉价,耕南昨由电话约定,今日下午到该馆购书。午饭后乃与甄君冒雨践约。赴耕南处,坐移时同往。余购得《元诗纪事》一部、《清诗别裁》一部、《楹联丛话》一册”;“到商务印书馆买书,《金诗纪事》价一元”;“由商务印书馆买《辽诗纪事》一册、《唐诗研究》一册,由中华书局买《纳兰词》一册”;“到世界书局买《四书五经》一部,价一元六角”;“便中到中华书局,因该局有廉价书籍,购得《文史通义》一部,《清史纂要》一部,及零书数种”;“转中华书局,买《国语详注》一部价二角四分,《宋四灵诗》一册价一角”;“由世界书局买得《八贤手札》一册”;“到光华街五华书局,买《清诗评注》读本一部,《蒙求笺注》一部”;“由小书铺买《史记精华录》一部,两角”;“上午到五华山房买《庄子集解》一部”等。日记中与书有关文字尚有不少,姑不赘举。

为买书,刘先生常常囊中艰涩,值战乱时局,经济困顿,堂堂国立研究机构经费都无法保障,薪俸更是不能足额。作者常为寄北平家人生活费而愁苦,他在日记中也表达了无奈:“以目下之经济,焉有购书之力,且前路茫茫,书藏何处,亦曰嗜好而已。”(6月7日日记)他也曾写小诗抒发感慨:“ 家谕时时到, 催钱不肯宽。青年薪水少,禀覆十分难。”据刘琤老师讲,前一句“家谕时时到, 催钱不肯宽”是指作者在昌黎老家的父母也要由他供养,所以他的经济压力非常之大。

作者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时常用诗词记录境遇,抒发感受,并借以排遣时光,消烦释闷。1938年1月21日他在上海时作《浪淘沙·感怀》:“终日雨廉纤。遥望云天。申江不似北方寒。篱畔冬青犹作态。绿叶婵娟。 腊向客中残。惆怅难言。一家五处盼团圆。今夜梦魂何处去。迢递关山。”“一家五处盼团圆”,指的是一家人因战乱散在五处,即作者本人在上海,作者妻子、妻子的母亲、两个女儿以及两个外孙女居住北平,儿子在晋冀豫一带参加抗战,小女儿在武汉,大女婿在衡阳。1月28日作《虞美人》:“南华梦里迷蝴蝶。错认丁香结。落花飞絮忆前尘。记得赤阑桥下。水粼粼。  行吟何处寻芳草。人生愁中老。春风无力任花残。锦字三年难灭。恨绵绵。”2月3日作《诉衷情·春景》:“东风袅袅雨初晴。日暖远山明。菜花红紫相映。双蛱蝶忒憨生。春草浅。野烟轻。午鸡鸣。一溪流水。几树垂杨。燕鹭立汀。” 2月4日作诗《隐几》:“四海支离笑此身,卅年踏遍软红尘。祗今隐几萧条客,曾是天台返棹人。” 3月23日作诗《涤器》:“ 思量往事似浮云,苦乐相兼意未慵。老去文园犹病渴,朝朝涤器似临邛。”次日,仍以《涤器》名作:“春申江上寄萍踪,黄卷青灯茶味浓。不有相如消渴疾,缘何涤器似临邛。”4月13日在往香港轮船上,遇一人,相貌极似女儿小兰,于是写诗《即事》:“此处何由觅小兰,真真面目画犹难。无端骤遇惊鸿影, 不敢公然仔细看。”4月16日船到香港,作七绝《过香港》:“纷纷冠盖此盘桓, 似到桃园得暂安。国耻重重数不尽, 鸦片一战是开端。”第二天(4月7日)又作《登香港山》:“今日登山路不迷,电车巧似上天梯。凭栏俯视尘寰处,楼阁帆樯入眼低。”4月18日登法轮“广东号”往越南途中,作七绝:“随槎迈进不知程, 海水茫茫万里情。 灯火半明人倦睡, 此时伴侣是涛声。” 当日另有两首,《广东轮上即事(其一)》:“轮机轧轧海滔滔, 浪滚白花作怒号。极目八方天似盖, 此身宇宙一秋毫。”《广东轮上即事(其二)》:“碧蓝水色远连天,锦绣涟漪笼翠烟。几片浮云头上起,不教酷暑到舟边。”7月5日在昆明写家信,附五绝两首, 其一:“ 凉逐清风起,风从细雨来。小楼拂笔砚,不许染尘埃。”其二:“小雨幽窗外,青山笼翠烟。如无离别苦,此际即神仙。”10月18日,因陆惟一(即陆鼎恒,时任平研院动物学研究所所长)先生所作打油诗,作者仿而效之:“萍踪万里受艰辛,偏遇高人作比邻。上下楼梯天地震,一来一往见精神。”10月20日,因“陆惟一先生赋新诗相慰,因步原韵以酬之”(作者当日日记语),其一:“日暮途穷客,天涯暗自嗟。此腰都折尽,惆怅傲霜花。”其二:“穷困依人极可哀,昆明池畔暂徘徊。高轩不羡懿公鹤,乱世难栽和靖梅。君赋新诗才气厚,我多旧感状心灰。机云如肯同吟啸,待到重阳进一杯。”

据刘琤老师讲,她这位外祖父不但写诗,平日也常吟诗:

外祖父喜欢吟诗,他穿着茧绸的白褂灰裤,黑色的尖口布鞋,站在庭院里高声吟唱,那是昌黎特有的一种腔调,和后来在电视里听一些名人吟唱的很是不同。有一种苍凉的燕赵悲歌的慷慨之气。据说还为我作过一首诗。是1937年暮春时节,外祖母非常喜欢种花,庭院中种满各种鲜花还有石榴树,和葡萄架。我看见花儿开得好看,就希望大人浇花,但话还说不全,就说“雨呀雨呀”。外祖父当即吟诗一首:小院春深花如霞,琤儿欣喜说“雨呀”。汝舅汝姨知汝意,提壶遍洒庭前花。

我年纪虽小但记忆力很强,外祖父吟诗的调调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以上所录,也只是作者诗词中部分作品,应该是他本能情感的表露。我想,这些诗词,多少也会让他的子女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染。

抗战胜利后,国立北平研究院开始复原回迁。据《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引述《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两年来工作概况》介绍,从1945年开始,各研究所陆续返回北平,整个复原工作持续至1947年年底完毕。刘雨楼先生也是在1947年回到北平。据《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附录2《北平研究院职员总表》记载,刘雨楼先生在1945年至1947年,任庶务课课长,1947年至1949年编辑主管图书室事务兼出版事宜。刘琤老师回忆她外祖父晚年状况时说:

他长期吸烟,肺不好转为肾衰竭,大约在五十年代初期便退职了。舅舅虽然从解放区回来,并在中组部人事二处任处长。但是那时是供给制,并没有钱给外祖父治病,外祖父是1954年由于肾衰竭去世的。1953年我从朝鲜前线回国汇报演出,恰逢斯大林去世,停止娱乐活动,我们放假,我就回姥姥家,外祖父正在读报,他很想通过学习赶上时代,看到我,非常高兴地问:“上甘岭战役为什么那么重要?”我说:“上甘岭是武圣山前沿阵地的制高点,武圣山后面是一片开阔地,所以说要失去上甘岭就要后退不止百里。”外祖父听得很认真,好像小学生一样。我走时,外祖父恋恋不舍。那就是我和外祖父的诀别了。

我原本还想了解更多日记作者过往经历、旧时友朋交往细节,只可惜作者最小女儿刘植荃老人,前两年也已故去,很多珍贵历史记忆,已随之掩埋于历史的尘埃。

·END·

本文原标题为《刘雨楼和他的日记》。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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