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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汪曾祺长子汪朗:我父亲骨子里还是很要强的

上海书评<更多内容2017-05-16 15:47:44

汪曾祺

1997年5月16日,作家汪曾祺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时至今日已过去二十年。

汪曾祺在生前就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不过据他的长子汪朗称,他父亲在世时应该知道这些说法,但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反应。汪朗觉得有这种说法大致因为父亲才艺比较丰富,能作诗、写字、画画,“这都是传统文人应该会的,而有些革命作家缺乏系统的教育,在这方面可能比较欠缺”。

汪朗说父亲在世时称自己是名家而非大家,“大家有鸿篇巨制来反映深刻的社会生活以及揭示人性,我父亲认为他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而名家则注重写一些精巧的作品,更为雅致,更为人性化。”汪朗开始还以为这是父亲的自谦,后来经人“点拨”才发现,父亲除了自己再并未称呼其他人为名家,“我父亲其实把这两个标准都定得很高,看似谦虚,实际骨子里还是很要强的”。

汪曾祺一生经历过不少的苦难,然而在他的作品中却往往把苦难一笔带过,更多则是在发掘那些生活中存在的、但大家往往会忽略的美好。汪朗说父亲把这些美好呈现出来,是想告诉大家虽然生活中存在种种不济,但仍然有美好的人或事物存在。

“这可能也是他的作品现在比较受欢迎的原因。因为大家本来在现实中就已经生活地很累了,还要再去看悲伤苦难的东西,那连觉也睡不好了。”

采访︱臧继贤

汪朗

汪老晚年有没有在家中感叹过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汪朗:我记不太住原话了,大概因为是数学不佳所以去搞写作了吧。其实他小学时数学、语文都挺好的,但因为太优秀了,跳了一级,于是数学就跟不上了,他只好专门去写文章了。当然之前家里也有很好的古文老师培养了他的兴趣,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天分。

上西南联大时,很多人听不明白沈从文老师的教学方法,就他能听明白,沈从文老师对他也格外垂青,连大一、大二随堂写的习作都被沈从文老师推出去发表,这也算是一种鼓励吧。我们家是比较随便的,而他也认为自己算不上有什么大成就,也不好在我们面前太狂妄,所以他对自己的评价说的不太多,顶多在聊天的时候提一提。在我们家说话真的挺随便,其实我父亲说话经常会受到我们的攻击和批判,这时他就会说“你们要对我态度好一点哦,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

我和两个妹妹平时也不怎么喊他“爹”,就直接叫“老头”,每次话不投机,他就自顾自跑到自己的小书房里“运气”,过一会儿再出来,所以我们家就是这个气氛。不过虽然常常调侃自己,我父亲对自身的语言驾驭能力还是很自信的,也写了许多相关的文章,他把这块看得很重。当时我们都不怎么理解,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已。但他就说一部作品思想立意很好但语言差,则绝不是成功的作品。

汪朗、汪明和汪朝合著的《老头儿汪曾祺》

现在回头看我父亲的作品,虽然立意说不上有多深刻,但语言的魅力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接受。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作品这么多年还有很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吧。他反映的那些过去的生活大家可能已经不是很熟悉了,但大家对他的那些情趣和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比较认可,他的作品读起来很舒服,看似简单,有时候琢磨起来发现这老头也一肚子坏水,他的文字看起来不动声色,仔细想想挺有意思的,内在的功力其实很深,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

那你们在家里能看到汪老的用功和努力吗?

汪朗:我们其实不知道他是怎么写东西的,虽然我们也算是文学家庭,但其实家里的书还是非常有限的,估计一共也没一千来本书吧,特别是早年,基本上没有什么书,但他总说什么书都看过,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看的。

其实家里都没什么成套的书,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也就是有一本《鲁迅选集》第一册,其他几本都没有。高尔基的作品也就只有一本,好像有一本早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还有一本单行本的《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因为书少,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家里没有茅盾、老舍的书,但他说起来好像都看过,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场合看的。

他晚年写东西经常看《辞海》,有的时候要找一些权威的解释。比如说写到萝卜分多少种,我一看是从《辞海》里抄的,就是艺术化地加工了一下,当然里面有他自己的创作。

就是那篇《萝卜》?

汪朗:对。家里还有一套契诃夫的书,他看得非常仔细,应该也是家里唯一一套较为完整的书,1950年代时买的。其他还有一些北欧作家的小说。他的写作状态应该是相对松弛的,也不是很紧张地没日没夜地写。1980年代初他写《受戒》时算是比较亢奋的,一般晚上写的比较多。那个时候家里也没啥地方可以让他专门写作,大房间里全是床,小房间里倒是有一张桌子。到了晚上我们谁也不准吵他,一吵他就发脾气,当他心里有东西的时候,他还是想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的,就好像母鸡憋蛋没窝,我大妹妹总说他又要下什么坏蛋,后来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向大家开玩笑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

汪曾祺

到晚年呢,晚上他就不写东西了,习惯改变了,晚上睡得早,早上起得早,八点多起来自己先做碗面吃,然后沏一杯茶,坐那里想半天,然后就开始写东西。写不了一会,就给家里人做午饭,然后睡一会儿午觉,下午写一点东西或者画画,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但他的东西都装在脑袋里,也没见他写不出来的时候。他一般一遍就写好了,而且改动很少。

您在书里写到汪老在写作时有一种淡化苦难的倾向,主要强调美感。

汪朗:其实他没有特别明确地这样说,我们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一些。对于他过去所受的苦他经常一笔带过,他更愿意发掘生活细微之处的转变和人性的善良。他也当过“右派”,我们那时就让他写一写这段苦难的经历,他那个时候其实很惨,扛一百八十斤的麻袋走跳板,他那时已经快四十了,冬天还要到公共厕所刨粪,他回来还要给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所以光看这类题材的文章我们其实看不出他受了多大的苦,他很少直接写苦难,顶多是对那段经历的一个记录。我那时看了就跟他说:“你写的和别人写的根本不是一件事,就好像自己什么罪也没受一样。”

他的作品真的很难让人看完感到压抑和沉默的,就算在多么不如意的境地还是有一丝的温暖与美好。包括抗战之后需要从西南联大回到内地,他们那时没办法直接从国内走,只有通过越南坐船到香港。他到香港时穷的什么都没有了,天天只吃鱿鱼爪,那是最便宜的东西了。后来他也提到过这段经历,也没有特意渲染这一点,而是在有意地美化生活,这种美化不是特意添加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不是粉饰太平,而是发掘那些生活中存在的、但大家往往会忽略的美好。

汪曾祺

那这和他的性格有关吗?虽然受了一些苦也不会往心里去。

汪朗:我觉得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他也说自己不是一个很激烈的人,这和他出生的家庭、家乡都有关系,带着一点水的气质,不像大山里的人,可能阳刚之气多一点。当然如果碰到特别过分的事,就算与他没关系,他可能也会想要出出头。晚年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小姑娘被北京的一个所谓的“三青子”打了一个嘴巴,他就出头跟人理论,我们劝了他半天,“你也不知道内情,还是不要掺和了”。结果他愤愤不平了很多天。

后来“四人帮”倒台后有很多派系纷争,有些人主张要整整当初那些人,他就自己跳出来说这样不对,“主要应该看他们做过什么事,不能随便乱来”,结果自己受到牵连。当然平时他还是比较平和的一个人。

汪老在六十岁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不是不想写作了,包括小说和散文?

汪朗:他不是说不想写小说,他对创作还是由衷热爱的,只不过是没有机会,只不过按照当时的理念、意识形态和时代背景他是写不出来的,毕竟他还是有自己的创作原则的,所以写不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他写过一篇革命题材的文章,但由于对这个题材不是很熟悉,所以发不出力,写得比较浅,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度。

后来他自己的写作风格慢慢恢复了,也有所发展,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比年轻的时候也深多了。他二十几岁写的东西和六十几岁写的相比,虽然人物差不多,但内涵的丰富程度是截然不同的。

那您说汪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作欲望特别强,是不是和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有关?

汪朗:有关系的。他的作品可以发表了,得到认可了,那他就可以按照这个路子去走,这是不能否认的。

现在对汪老的主要评价是散文家,似乎比较看重他的散文。但从您的书中写到,汪老经常在家里和你们讨论小说的构思,感觉他很在乎小说的创作。

汪朗:按照文学家的标准其实小说还算是第一位的。他一开始写散文其实应该算是捎带着写的,散文对文字驾驭的能力可能要求得更高一些吧,而小说则比较注重思想的深刻性,结构也很重要。写小说比写散文可能更费劲些,小说可以向国外借鉴的,尤其是结构,写散文则更随意些,但散文是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文体。我父亲对中国古代散文的脉络和篇章是很熟悉的,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他自己也很喜欢晚明那些比较闲适的文章,从平淡的叙述中看出人的感情。所以说他散文方面的驾驭能力比较强,可以说他发扬了这种平淡闲适的文风。

梁由之主编的汪曾祺《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

他并不喜欢当时社会上那种文风,比如说杨朔的文章。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家离学校很近,骑车大概半小时。有课我就听,没课就回家,经常上午上完课,下午就回家了,背背古文、学学外语,也会开着家里的录音机,有一回正好碰上播杨朔的配乐散文,我父亲噌一下就窜过来了说:“关了关了,配乐散文,一大恶俗!”他认为这不是正经东西,但要知道那时这些文章可是教科书里的经典。所以在文学方面他还是很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不愿意看那些无病呻吟或有意拔高的文章,觉得那样写很造作,很不自然。

那他平时教你们写作吗?

汪朗:绝对没有。不是说他不教,而是他觉得我这种人教不了。我妈倒老是望子成龙,但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不会写东西。所以我父亲也看出了我根本不是这块料,也就不费劲教我了。不过倒是教过我半篇《五柳先生传》,但我只记得“好读书,不求甚解”了。

汪曾祺、汪朗文集:

《文人与食事:多年父子成兄弟》

那他还是很在乎“才情”的。

汪朗:对。教教上大学的儿子本来就没什么,结果他说:“我上学的时候也没谁教我啊。”

汪老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老师的,包括闻一多。

汪朗:闻一多和沈从文都比较喜欢他,虽然他和闻一多先生的政见不同,但是作为老师和学生,关系还是很好的。有一次,有个比他低一届的同学热衷于演话剧,觉得自己太忙了,就让我父亲帮他写学习报告,结果后来闻一多和那个同学说,这篇报告比汪曾祺写得好。闻一多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学者。朱自清可能不喜欢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总觉得朱自清讲课太一板一眼了,听不听都无所谓。朱自清还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到最后我父亲没领到证书,他们的系主任罗常培对他挺好,就推荐他去当朱自清的助教,朱自清就说:“这个同学我不要,他连我的课都不听怎么当我的助教。”

汪曾祺的画作

汪老觉得自己的生活经历没有那么丰富,但他的创作还是基于生活的,那他在生活中是不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

汪朗:他倒不是一个到哪都要“挖东西”的人,他就是观察能力比较强。他的生活阅历可能的确不是很丰富,不像沈从文当过兵,出生入死过。他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安稳的家庭中,上完学就工作。我妈就不是这样了,她出生在一个赤贫之家,她的大伯父是演木偶戏的,收入还好,就把我妈他们接过去了。我的外祖父从小就在药店当学徒,半工半读,后来有了一个比赤脚医生高一点的医士的职位,被发配到一个很偏远的乡村当大夫。我妈也在各地辗转上学,经历还是很丰富的,还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一等奖,解放前还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跟我妈相比,我爸就说自己的生活不够丰富,他就只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和事,不会乱编,这也影响了他创作的内容。

那汪老和黄永玉之前的关系是不是很好,我看您在书中写过。

汪朗:我就把我知道的写了一点。他们两个在上海有过交情,大概是1947、1948年的时候吧。黄永玉先生后来也写过回忆的文章,他说几个人关系都不错,后来一直有联系。我印象中我和我妹妹应该去过一次黄永玉家。我父亲去看黄永玉是不带礼物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写信也不方便,他去黄永玉家次数还挺多。黄永玉倒是没来过我们家,但那时候我们家里挂着他的一幅很大的画作。

黄永玉不知道我的大名,但知道我的小名,他就管我叫“小老虎”。之后大概就是“文革”的时候,我父亲写样板戏,黄永玉家里的孩子还很兴奋,问我父亲要戏票。但那时候的戏票不是随便买的,不好弄,黄永玉就有了误会,以为我父亲发达了就不在意老朋友了,可能也疏远了。但两人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过节。后来黄永玉参与了北京饭店猫头鹰画的创作,因为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人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被打击得挺惨的。我父亲听说了也特别着急,也很想去看看他。我妈没让他去,毕竟那是政治敏感期,也是自顾不暇,最后也不了了之了。1983年我结婚的时候,我妈就想让黄永玉画张画,老头就写了封信,黄永玉也回了,让我去取,我没好意思去。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们托人给黄永玉一本我父亲的书画集。这两年黄永玉举办了自己的文学展,我们还都去看了,等散场了才和他见上一面。后来也没怎么联系了,不过他对老头还是很看重的。

谨谢陶越彦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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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澎湃新闻·翻书党》。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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