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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文件:大规模酷刑和杀戮的的绝密文件曝光

普利策中心<更多内容2017-04-08 10:56:48

记者: Ben Taub 翻译:张舒予


本文于2016年4月11日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


叙利亚的调查员已经走过这条路线几百次了,他总是开着一辆破旧的没有装载货物的卡车。过了十一个反对派占据的检查站,离边境还有四十英里。检查站的士兵都以为他是一个当地的律师,在当下的战乱时期需要在这段路上来回奔波。有时,他会给这些士兵带一点水和小吃,感谢他们保护了像他一样的平民。在最近一个夏天的下午,他往卡车上装载了十万多份叙利亚政府的文件,在此之前,这些文件都是被埋在深坑里,藏在洞穴或者荒废的住宅中。


日落时分他启程了。对那些驻守在检查站的士兵来说,他就像是个隐形人。三辆侦察车在前面行驶,其中一辆的广播里传来好消息:前面没有新的检查站了。通常,边境是被封锁的,但叙利亚邻国的士兵朝他挥手,示意他可以过去。他把车一直开到一个西方国家的大使馆,然后卸下了文件。这些文件随后会被安全的转移到美国律师Chris Engels那里。Engels希望这些文件中包括叙利亚高层官员参与大规模暴行的证据。Engels花费了十年在巴尔干地区、阿富汗和柬埔寨训练国际刑事法庭的律师,现在,他负责领导国际司法与问责委员会(Com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以下简称CIJA)的政权犯罪部门——该部门成立于2012年,是一个专门针对叙利亚战争的独立调查机构。


过去的四年中,该部门的工作人员从叙利亚偷运出了六十多万份政府文件,许多都来自顶级情报机构。这些文件最后都被送到了该组织位于西欧的总部—一幢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建筑,有时以外交作为掩护。在这里,每页文件都会经过扫描,贴条形码和编号,贮存在地下。在档案室里有一个除湿机,门外摆着一小盒老鼠药。


楼上的一间房间被金属大门锁着,房间的墙上挂着叙利亚各镇的详细地图,叙利亚政府官员在暴行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也在白板上标明出来。晚上,几十本目击者证词和翻译后的文件会被锁在防火的保险箱里。Engels今年四十一岁,健壮、秃顶。他做事一丝不苟,负责整个项目的运营。分析师和翻译都直接向他汇报工作。


委员会最近工作的高潮就在一份四百页的法律简报中。该报告将对成千上万名叙利亚平民遭遇的系统性的酷刑和谋杀,与一份书面政策联系起来。该政策由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批准,由其下属的安全情报机构协调,由该政权的工作人员落实并将活动的成绩汇报给大马士革的指挥官。这份报告从阿萨德、阿萨德的亲信以及受害者的角度,叙述了叙利亚日常事件,提供了一场由国家实施的暴行的记录。不论是其牵涉范围还是残酷程度,都超出人们的想象。之前也有叙利亚的幸存者报告过类似的事件,但从来没有追溯到命令的签署。Stephen Rapp在当了六年美国战争犯罪方面的无任所大使之前,曾负责领导卢旺达和塞拉利昂的国际刑事法庭审判控方团队,他告诉我,CIJA的文件是他“有史以来看过或提起告诉过的类似案件中最详实的。”


在所有的国际战争犯罪调查中,叙利亚的案件是第一起由CIJA这样的独立机构完成,由政府提供资金,但未经法庭要求执行的。CIJA的创始人Bill Wiley是一名来自加拿大的战争犯罪调查员,之前他曾在一些高级国际法庭中工作过,面对地缘政治的繁文缛节常常重塑对正义追求,他逐渐感到失望。因为收集证据和组织案件的过程都是纯操作上的,Wiley认为,在起诉案件的政治意愿存在之前,就可以做完这些工作。


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有能力将叙利亚的案件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2014年3月,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给予法庭处理各方战争罪行的管辖权。但是,Wiley告诉我,CIJA也锁定了一些已经逃入欧洲的“来自安全情报机构的,情节非常严重的施暴者”,“CIJA十分积极地在帮助当地政府提告。”


计算叙利亚的死亡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联合国在两年多前就不再尝试了——但监控冲突的组织估计,该数字大约在50万人左右,同时,杀戮的步伐每年都在加快。战争已把叙利亚掏空了,约有500万叙利亚人逃往邻国以及欧洲,给这些愿意提供庇护和人道援助的国家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叙利亚的危机和ISIS的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圣战组织中最为血腥的一支,他们利用叙利亚为舞台,不断扩张其恐怖主义势力。


去年秋天,Wiley邀请我去CIJA的总部检阅这个委员会的案件,只要我不泄露总部的地址、协助取得文件的相关政府,以及他手下工作人员的名字——仅有几个例外。


起义


2010年12月,因为难以忍受当地腐败政府官员的骚扰和勒索,一个突尼斯乡下26岁的水果贩在自己身上浇满了油漆稀释剂,划了一根火柴,无意中点燃了“阿拉伯之春”。中东和北非的数十万名群众对他的愤怒和绝望感同身受,奋起反抗各种各样的独裁者和国王。他们要求民主改革、经济机会,以及终结贪污腐败。2011年1月下旬,巴沙尔•阿萨德告诉《华尔街日报》,“你现在在这个地区看到的是一种病态。”叙利亚当时仍然稳定,阿萨德把这一点归功于他关注“人民的信仰”,他补充道,“这是问题的核心,如果你的政策和人民的信仰和利益间产生了分歧,这个真空地带就会产生动乱。”


事实上,阿萨德的自信可能源于叙利亚发达的国家安全情报机构,这也帮助他的家族自1971年起一直大权在握。该地区其他的独裁统治者也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力量有着类似的信任。之后,埃及的独裁统治崩溃了。卡扎菲统治了利比亚42年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决议将该国局势交至国际刑事法庭。三月,北约在利比亚发起轰炸行动。而在叙利亚,人们开始要求政府做出让步——刚开始是小心翼翼的。叙利亚人民已经在军事统治下生活了48年,他们对公开抗议并不熟悉。起初,等着抗议者的是催泪瓦斯和子弹,但随后,数万人加入了抗议队伍。


2011年3月30日,阿萨德在叙利亚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发表讲话。他刚刚解散了内阁,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宣布民主改革。然而,阿萨德却声称,他将继续他父亲哈菲兹•阿萨德的野蛮传统,镇压异见者。“叙利亚正面临着一场逐渐展开大阴谋,”外国列强阴谋破坏这个国家,阿萨德说道,“这不是阴谋论,而真的是一场阴谋。”他用一条不祥的指令结束讲话:“消灭煽动叛乱是国家的责任,道德的责任,宗教的责任。也是所有那些推动消灭的人的责任,以及不参与其中的人的责任,”他补充道,“泾渭分明,不能妥协。”


两天后,叙利亚抗议者的队伍逐渐壮大。阿萨德已经成立了一个秘密安全委员会,即中央危机管理小组,协调一场镇压。该机构的头子Mohammad Said Bekheitan是执政的复兴社会党内仅次于阿萨德的最高领导;其他成员也都是阿萨德王朝的重要官员,定期在军队、内阁和安全情报机构间轮转。


每晚,危机小组的成员都会在大马士革中心的复兴社会党地区指挥部一楼的褐色办公室内会面,讨论镇压异见的策略。这就需要关于每场抗议的详细资料,因此该机构要求最叛逆省份的安全委员会和情报特工提供报告。危机管理小组决定要招个人来处理所有的文书工作。


其中一位应聘者名叫Abdelmajid Barakat,他24岁,头发全部光滑的梳到后面。当时,Barakat才获得了国际关系方面的硕士学位,正打算在教育部找一份工作。四月份面试的时候,一位叫Salaheddine al-Naimi的高层官员看了他的简历,并问他会不会使用电脑。然后,Naimi问他认为应该怎么解决眼下日益严重的危机,Barakat回答,如果想避免武力解决,政府需要做出一些让步,实行温和改革。


Barakat没想到他最后被录用了。大学时期,军队情报机构曾经讯问过他,怀疑他和他的朋友参与了反政府政治活动。在动乱初期,他加入了叙利亚最早的革命组织之一。现在,为了加紧提高该政权危机管理小组的运行效率,小组是在雇佣一名反对人士处理全国的安全机密备忘录。大部分时候,每天Barakat都要处理一百五十多页文件,把所有察觉到“威胁阿萨德统治”的细枝末节编目,包含脸书消息、涂鸦、抗议活动,当然还有如武装反对派这样的真正的威胁。Barakat什么都要看,看完后写总结草稿,让Naimi拿到指导小组的每次会议上。


Barakat从不允许进入会议室,但他会看着小组成员进去,Naimi也会在复兴社会党抬头的信纸上写下详细的会议纪要。小组有时也会有访客,如党内高级官员、叙利亚副总统,还有阿萨德的弟弟Maher。Maher是军队指挥,脾气暴躁,欧盟在制裁名单上把他定为“用暴力手段镇压抗议者的主要负责人”。


每次会议最后,危机小组会达成一个应对所有安全事务的计划,然后中心主席Bekheitan签署会议纪要,由情报员送到总统府阿萨德的办公桌上。Barakat得知,阿萨德会浏览并签署这些提案,然后送回危机小组实施。有时候阿萨德会做些修改,删掉或新加一些命令。有时他也会自己发布一些命令,不和危机小组协商。Barakat确信,不论是多么琐碎的安全决定,没有阿萨德拍板都无法实施。


在小组工作后不久,Barakat开始泄露文件。尽管阿萨德政府公开宣称他们允许和平抗议示威,但安全备忘录显示,抗议者和激进的媒体人是情报机构的打击目标,肆意地对他们开火。Barakat在厕所里偷偷把备忘录拍下来,把图片传给叙利亚反对派的联络人,然后他们会把照片再发到阿拉伯新闻媒体。Barakat的计划是偷到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离开叙利亚。但是每次泄露情报都会加重小组内部的怀疑,也就是说,阿萨德政府迟早发现他其实是内奸的几率会越来越大。


调查员


2011年10月的某天,Bill Wiley正在尼日尔探访一位利比亚的流亡者,他接到了朋友的一个电话,电话传达了英国政府的要求:鉴于叙利亚的危机已经演化成一场内战,英国政府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来训练维权人士记录叙利亚对人权的侵害。Wiley说,现在已经有很多组织开始对恶性进行编目。但Wiley提出了相反的建议:训练他们收集对审判过程有用的证据,往最高层级追查罪责。这是一种全新的方法,并非提升人们对于罪行的意识,Wiley希望能针对国家领导人的罪行,不论国际社会是否批准相关调查。英国政府同意了这个想法。


Wiley的事业和国际刑事法领域的复兴刚好交错。自从纽伦堡和东京审判过后,国际法庭就没有再进行过国际重大调查,直到90年代对巴尔干地区暴行的调查导致的南斯拉夫审判。Wiley在加拿大军队服役期间,完成了约克大学的国际刑事法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讨论了战争罪行和国际人道法律的演进过程,并成为了国际法庭的分析员。2002年,Wiley去基加利调查卢旺达的战争罪行,一年后,他又去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地区,成为当地首位由国际刑事法庭聘用的调查员。


Wiley身材高大,一头金红色头发,他形容自己“不是一个坐办公室的,而是一个出去干活的人”。他工作压力巨大,常靠古巴小雪茄、黑色幽默和运动来排解。(Wiley有53岁了,他可以平板握推三百五十磅。)在国际法庭工作期间,Wiley开始意识到国际法庭系统常常受到上层管理“无能”的折磨。自2002年成立以来,国际法庭启动了九项调查,花费超过十亿美元,定罪三人:两位军阀和一位前政治家,均来自刚果。在国际法庭呆了两年之后,Wiley开始看破红尘,他申请成为一名驻伊拉克的联合国人权观察员。


2005年10月19日,Wiley坐在约旦阿曼军事基地的的飞机库里,等待飞往巴格达。电视里,萨达姆•侯赛因正在和法官进行激烈的辩论,坚称自己仍然是伊拉克的总统。那是这个曾经的独裁者接受审判的第一天。“关我何事呢,我没关注这个,”Wiley回忆道。多国联盟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包括来自伊拉克的法官和公诉人,根据国际标准进行法律诉讼。但伊拉克政府换下了似乎同情被告的法官们。并且当萨达姆的律师出现在新闻上几天后,其中两人就被暗杀了。


2006年初,多国联盟聘用Wiley来给萨达姆的律师提建议。当时,这些律师的主要论点是国际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他们常常抵制诉讼,离开伊拉克,从电视上看审讯的直播。对Wiley来说,这场审判“并不是关于萨达姆本身”,而是“向伊拉克这个被冲突困扰的社会发出一个信号——从现在起,这个国家将由法律来统治。”Wiley敦促萨达姆的辩护律师回到巴格达为客户进行辩护。


最终,萨达姆的辩护团队回到了法庭,但就在审讯结束前,第三律师遭到了绑架,第二天他的尸体被发现时都被子弹打穿了。辩护团队剩下的律师将此怪在伊拉克政府头上,也没有出席最后的结案陈词。Wiley起草了萨达姆的辩护词,法庭指定了一名伊拉克律师庭上宣读。萨达姆抗议道,“辩护词是加拿大人写的。我知道他是个间谍。”显然,法庭肯定会判决萨达姆有罪,但Wiley认为他不应该被判死刑。然而,七周后,萨达姆在什叶派的保安的奚落中,在公义营被处以绞刑。他的尸体被送往首相的府邸,在派对上展示。


Wiley在巴格达又呆了两年,向萨达姆政权的前成员提出被告动议。一位美国司法人员告诉我,Wiley坚持按程序进行审判的努力是“实践英雄式的”。2008年离开伊拉克后,Wiley成立了一家名叫Tsamota的私人咨询公司,通过训练警察、军队、安保和情报人员遵守国际法,帮助西方政府和联合国机构,防止动乱国家出现战争罪行。

​2011年11月,Wiley和两名Tsamota的同事一起来到了伊斯坦布尔,训练叙利亚人收集可能在战争罪行审判中有用的证据。一名Wiley认识的安全顾问选出了一些年轻的叙利亚维权人士和律师,并邀请他们招募自己信任的朋友。Wiley被他们的勇敢所打动,但认为他们的方法不够有效。“他们过去都是习惯拿着相机、摄像机或智能手机到处跑,拍下政府在市区的袭击行为,再上传到YouTube上,”他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们,这些素材作为犯罪的证据,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效力的,”除非得到佐证。“你冒着极大的风险,而且确实很多年轻人都因为拍摄这些录像或照片而受伤,甚至死亡,但实际上都是无用功。”比如,一段记录针对医院空袭的视频完全无法证明背后的主使者是叙利亚高级官员,而这些人才是国际法庭感兴趣的对象。“要明确个人犯罪的罪责。”Wiley说道。


阿拉伯之春后,数千名叙利亚政府军成员叛变,加入由当地农民、学生、美发师的乌合之众。有些战士自己制作炸药,用启动了用巨型弹弓投放的手榴弹。叙利亚军队曾轰炸这些叛乱分子控制的小部分区域。一些参加伊斯坦布尔培训的维权人士也住在包围区内,Wiley和同事会教他们怎样拍摄并测量炮坑,测量爆炸的角度,收集炮弹碎片,识别使用的武器,计算发射位置。但是,Wiley说,“我们最希望他们关注的还是政权文件,”他称之为“国际刑事法庭上的证据之王和后”。


上过几次训练课之后,Wiley邀请到了当时美国负责战争罪行问题的无任所大使Stephen Rapp来给这些叙利亚人上课——培训班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几十人。Wiley和Rapp是十年前一起负责卢旺达审判的时候认识的。在伊斯坦布尔喝酒的时候,他们俩就在讨论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文件存放枢纽的可能性,这些文件在日后审判中都有可能会用到。当时,联合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调查叙利亚违反人权的情况,但是该委员会的权利还不到提起诉讼的程度。相比起处理文件,联合国委员会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难民营或通过Skype采访目击者上。“基本上他们收集的所有证据都不能用于法庭,”Rapp告诉我,因为联合国承诺对目击者的身份无限期保密,但审判却是公开的。


当维权人士和律师——而非调查员——回到叙利亚的时候,Wiley起草了一份创建国际公正与问责委员会(CIJA)的计划,并制定了预算。尽管英国一直施以援手,但Wiley难以找到其他赞助者。西方国家政府每年花费数亿美元用于人权项目,但Wiley告诉我,每当他去争取资金的时候,那些政府官员就会说:“你建议的事是政府在做的,联合国在做的,或者国际刑事法庭在做的。”最终,在Rapp的支持下,CIJA从欧盟那里拿到了三百万欧元的资金。之后,德国、瑞士、挪威、丹麦和加拿大也承诺会持续提供资金。


取得文件


战争的进展对阿萨德十分不利。2012年,军队和政府部门高层人士叛变的数目急剧增加。叛变者加入了叙利亚自由军,该军队是反叛团体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在叙利亚实现民主,但随后,圣战分子也开始出现在了战场上。通常,圣战分子要比自由军的作战能力更强。各路叛乱分子夺取了进入土耳其的关键节点,将政府军推出了叙利亚北部大部分区域,包括伊德勒卜和叙最大城市阿勒颇的一部分。


但就在那个二月,中央危机管理小组的领导开始就信息泄露一事讯问Baraket。另一个中央危机管理小组雇佣的同事告诉Baraket,他的秘书在见识Baraket监视了。Baraket决定, 在拿到保存在官员办公室里的会议纪要后,逃离叙利亚。他还打算窃取危机小组和总统办公室、总理以及内阁部长的信件往来。在一个休息日,Baraket翻遍了整个办公室,把能拿的文件都拿走了,然后从大马士革驱车往北二百五十英里,前往土耳其边界。


边境站被叙利亚军队控制,但是,Baraket把一千多页都贴在身上,骗过了守卫,潜入了土耳其,并用假名在一家宾馆住了下来。而此时,大马士革还没有任何人发现他已经消失了。一个月后,当Baraket的母亲也安全离开叙利亚后,他站了出来。Baraket告诉半岛电视台,他希望这些文件能用于国际刑事法庭。


在Barakat逃走后不久,危机管理小组把会议场所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司令部调到了守卫森严的国家安全局。七月,会议室里发生了一起爆炸,危机小组主任、国安局主席、国防部长及阿萨德刚刚就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表兄Assef Shawkat均被炸身亡,坐实了即将发生政变的谣言。(至少有两个反判团体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但是他们提供的背后情况却大范围的不一致。)第二天,《纽约时报》的一则标题称“华盛顿开始准备叙利亚政府的崩溃”。随后,阿萨德政府的首相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倒戈向反对派。甚至负责防止叛变的最高层将军也谴责军队“屠杀我们无辜的平民”的行为,并声称,“我将加入人民的革命。”


随着自由军的领土逐渐扩大,国际公正与问责委员会的叙利亚调查员与自由军的关键旅团合作。“这些叛军一开始对文件没有任何兴趣,”Wiley说,“他们只是冲进政府大楼,掏出智能手机。一边往空中开枪,一边带着巨大的喜悦地大喊。他们会洗劫整幢大楼,搜寻弹药和武器,因为这些才是他们需要的。最后,他们就会一把火烧掉这个地方。”所有的潜在证据也都被毁了。


Wiley说,CIJA告诉反对派,“先把文件拿着,放在一边,直到它们能被转移出国。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写明得到文件的时间和地点。把这些装到盒子里,用保鲜膜或者其他任何你手边能找到的东西,把盒子尽量密封好,然后列表记录下这些文件的转移。但是不要篡改或翻动这些资料。”因为在法庭上,辩护律师会主张,能证明被告无罪的证据已被故意丢弃了。


通常,叙利亚调查员会跟着温和反对派袭击政府安全情报建筑,但是政府军会试图毁掉所有他们带不走的资料。CIJA一位也是叙利亚人的调查主任告诉我,在撤退之后的几天,在关键地点附近会有“无情的炮轰”。水管会爆炸,在他和他的同事进入大楼之前,数十万份文件都被毁掉了。有时在战斗结束后,武装组织会把他们叫来收集剩下的文件。“物证监管链确实非常重要,但并不是一个大忌,”Wiley说,“不值得让人为了转移这些文件失去生命、受伤。”


第一个受害者是2012年被枪击受伤的一位文件护送员,发生在他想要把一个装满文件的行李箱偷运出叙利亚的时候。自那时起,又有两人在撤退中受伤,还有一名委员会副首席调查员的兄弟被叙利亚军队伏击杀死。同样在2012年,一位护送员和他的妻子意想不到地在阿勒颇外的一个检查点被拦截。该检查站由努斯拉阵线把守,该圣战组织后来宣布了其与基地组织的从属关系。武装分子在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文件。他们放了护送员的妻子,却把护送员扣了下来。“他们威胁说要把他送上审判庭,并把他当作政权的间谍处决,”Wiley告诉我。“后来在他被伊斯兰教法庭定罪时,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由我们支付了5000美金的罚款。”


有一些CIJA的调查员被伊斯兰圣战士组织绑架过,但是现在他们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了。极端伊斯兰分子对这些调查员工作带来的威胁不亚于叙利亚政权。这些组织对西方机构,以及那些不熟悉的国际司法概念都抱有深切的怀疑。然而,为了获取文件,许多调查员通过隐蔽的联系,向叛军指挥官告知了他们的目的。“我们的人都受过严格训练,他们知道一旦被捕,应该怎么做。”Wiley告诉我。“他们携带的设备都是加密过的,并且非常精细,任何检查的人都不会从中发现他们所从事工作的任何证据。”只有一位两年多之前被捕的叙利亚女性调查员现在仍被叙利亚政府关押着。


到目前为止,委员会最危险的任务就是把文件移到国际边境。纸张很重,而且会让护送的人受牵连;另一方面,照片虽然易于转移,但在法庭上得到认证。Wiley告诉我,通常最多可重达五十磅的成本文件会被“装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破旧行李箱里”走私出叙利亚,而更大量的文件则需要更仔细的计划。“想想堆在复印机旁边的一盒影印纸吧,”他解释道,“每个箱子有五大本,每本里有五百页,总重量可达二十磅。“但这加起来只有2500页。我们从叙利亚运出来的总共大概有60万页”——重达几吨。“所以我们需要车。这些车得通过检查站。你要侦查,你要知道下一个检查站是什么样的。”委员会向叛乱团体和文件护送员付钱来换取支持。“我们烧了大笔的钱来搬运这些东西。”Wiley告诉我。


大规模的文件转移通常需要和友好国家协商,开启正常状态下封锁的国界,从而让获得的文件能继续隐藏数月。有一次,几千页文件证据被留在了叙利亚南部一个偏僻农场的老妇人家里,但调查员并没有向她说明文件的重要性。后来冬天到了,Wiley说,“公平的说,她很冷,所以她把一大堆文件烧了取暖。”CIJA调查主席告诉我,在异常恶劣的地区,他和他的同事不得不把装文件的盒子藏在山洞里或是埋在地下,记下埋藏的地点,希望从现在起的几个月或几年后,等杀戮停止的时候,再取回它们。”Wiley说,“我们还有大批量的材料留在叙利亚没有移动,”因为太危险了。“这些文件数量最高可到五十万页。”


​在叙利亚人收集文件的同时,Wiley也在欧洲雇佣了军事政治分析员、调查员、翻译和律师。截止2015年,CIJA的预算已经增长至每年八百万美元,除了在中东的调查员,在总部和在欧洲其他地方的视频分析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已达到约一百五十人。CIJA雇佣的调查员数量,和国际刑事法庭中负责所有案件调查员加起来的数量相当。


许多文件都来自离叙利亚首都很远的安全情报机构。这些文件通常会引用危机管理小组所做的决定,但要完成这个指挥链,委员会还是需要这些会议的纪要。 现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Barakat告诉我,2014年,Chris Engels和一名分析员拜访了他,检验了他从危机小组带出来的文件。(CIJA并不会公开指认证人,因此拒绝承认此事。)“他们在我这呆了三天,非常仔细地询问我之前的工作,以及那些会议是如何进行的细节,”他说。他们还为偷运出来的文件拍照。Barakat向他们保证,如果有一天审判要用到的话,他愿意提供原件。


Barakat和我在一段视频录像播放同时说话,他举起了一大堆通常是放在一个安全地点的文件。“这些就是危机管理小组开会的会议纪要,”他说。他抽出一张纸,指着上面的印花图案。“看到了吗,这只金色的小鹰?这些就是原件,用绿色的笔签名。”CIJA已经开始筛选Barakt提供的文件,分析危机小组的决定和叙利亚偏远省份安全机构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


找到愿意解释自己过去在系统中角色的前政权工作者这项任务,因为大量叙利亚政府前雇员已经叛逃,就变的简单多了。CIJA的分析员在海湾国家、土耳其和欧洲找到了一些富有的叛逃者。分析员也在土耳其南部一个戒备森严的难民营Apaydın记录了目击者证言。这个难民营几乎全部是前叙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都不属于案件的嫌疑犯,这个案件关注的是更高层的官员。)


谈到这些目击者时,Wiley说,“这样说可能有点无情,但他们实在是多的不值钱了。”CIJA倾向于采访那些仍呆在叙利亚,并且之前没有接受过记者、人权组织或联合国调查委员会采访的受害人。(一个辩护律师可能认为,在拥挤的难民营里,证词可能会不公正的汇集成毁灭性的叙述。)因此,CIJA在叙利亚的调查员们采访了多个省份的约二百五十名受害者,依据文件中的证据,以确保“模式证据”表明犯罪是有组织的。其目标是,通过政府文件和受害者、目击者的证词,在叙利亚政府决策和其对个人的影响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


活动家们


今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家酒店房间里,我遇到了一位憔悴的叙利亚维权人士,他今年38岁,名叫Mazen al-Hamada。Hamada并不是CIJA的目击证人(除非出庭作证,目击证人的身份永远是保密的),但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追踪叙利亚政府的政策在那些他们努力想要镇压的平民身上的特殊影响。


Hamada于1977年出生在叙利亚东部城市Deir Ezzor的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是家里十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他的兄弟姐妹有的当了药剂师,有的当了老师或是律师,Hamada则在一家国际石油服务公司斯伦贝谢成为了一个现场专家。该公司负责经营代尔祖尔附近储量丰富的油田。Hamada家里的成员都是政府的公开批评者,甚至在革命开始之前,他们就会定期被政府追踪,不时被捕。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上政府失败的作为,Hamada一家尤其感到不满。“一切都对精英们有利。”Hamada告诉我。2011年,国安局的头儿给危机小组的主席写了一封秘密的备忘录,备忘录中将代尔祖尔人民缺乏爱国主义归因于“腐败的司法体系,审理诉讼案件的长期拖延,裙带关系,以及通过行贿来恢复权利的圣地。”


该地区的安全情报机构工作得力,且对阿萨德非常忠诚。2011年2月时当地已经有了动乱早期的迹象,代尔祖尔军事情报部的领导,陆军准将Jameh Jameh向他所有的下属发布命令:“准备好照相机...拍摄参与者和煽动叛乱者,这样他们将来才能被识别出来,并且接受问责。”(代尔祖尔的军事情报总部被遗弃后,CIJA调查员在很多其他涉及镇压的指令中,提取到了这一条。)


哪怕是来自上级最微不足道的一条命令,代尔祖尔的安全官员也都严格执行。2月4号,大马士革国安局的头儿签发了这样一条命令,“调查、搜寻并逮捕”这个在靠近代尔祖尔,一条偏远的高速公路旁的十英尺的水管上写下“打倒巴沙尔(阿萨德)”的人。该省政治安全的头儿花了整整一个月调查这个事件,然后回复称“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作案者的信息。”


3月18号,代尔祖尔主场球队Al Foutoua和来自拉塔基亚的Tishreen踢了一场足球比赛,Tishreen是阿萨德喜欢的球队。Hamada住在体育场附近,能听到观赛者的吵闹声。他回忆道,“人群中,人们开始叫喊着要改革,要推翻政权。”最后阿萨德支持的队伍获胜了。观众都很沮丧,Hamada只是笑了笑。他知道这场比赛是被暗箱操控的。“裁判吹响了终场哨,所有人都立刻走上了街头。”这是代尔祖尔的第一场大型抗议。后来,整个赛季余下的球赛都被叫停了。

三月大部分时候,代尔祖尔的安全情报官员都用比较直白的语言来形容这场动乱。在给下属的有线传播中,准将Jameh说,这次叙利亚的抗议是受到了影响。“一些阿拉伯国家见证着年轻革命者要求变革、民主、自由和改革,他们的目标是为年轻人创造工作机会,提高生活水平,打击腐败。”但是到三月底,省级安全主人们已经开始采用大马士革方面的阴谋说辞。3月30日,阿萨德在议会大厦发表电视讲话之后几个小时,代尔祖尔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同意将之当作“我们工作的支柱和引导”。此后,这一安全委员会讨论的内容开始充斥着对背叛、煽动叛乱、外国势力入侵和“美国犹太复国项目”的担忧。


Hamada和他的朋友对未来革命的前景感到激动不已,每周三他们都会在奥斯曼斌阿凡清真寺里会面,组织在周五祈祷活动之后的抗议活动。“这其实是个后勤问题,”他告诉我,“每个人都会在周五去清真寺,每个人都会出来。”他笑着说道,“如果我们能从教堂里走出来的话,我们也会的。”


根据从代尔祖尔安全委员会得到的会议纪要,委员会的成员决定用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支持者来渗透清真寺。“平均每个清真寺安插两百个同志,来应付任何煽动叛乱的情况。”委员会又将每个团队分成拆分成三个组:一组在清真寺内,一组在寺外侦查,还有一组随时待命。但是这个计划却起了反效果:计划实行后的一周,代尔祖尔的长官告诉委员会,大部分被逮捕的都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叛徒”,他们背叛党去加入了抗议者们。


Hamada经常用录像记录抗议情况以及安全部门的应对情况。叙利亚政府把Hamada住处附近的互联网切断了,所以他只能用亲戚办公室的互联网把视频上传到YouTube。一些视频最后会在阿拉伯电视新闻里出现。为了控制这种活动家,省长告诉安全委员会“我们应该在同志中提名网络专家,应对比如脸书这样的敌对网站在这个国家里吐出毒液。”即使委员会讨论过克制的重要性,暴力还是不断升级了。Jameh说,抗议者计算着“流血事件,以期外国军事干预”。而这种情况,是他曾说自己绝对想要去避免的。第二天一大早,Jameh给代尔祖尔的军事信息部门发去了一封只有一句话的电报,“你们必须要指导你们的下属,严格禁止肆意开火杀人。”


五月,该省的安全局势迅速恶化。携带棍棒、手枪和燃烧弹的武装人员袭击了两个警察局、四辆警车和六辆警用摩托车。情报人员获悉,有人曾试图招募志愿者去Jameh房子外引爆一枚汽车炸弹。代尔祖尔政治安保部门的负责人警告说,“暗杀浪潮可能即将到来。”


Hamada曾被两次短暂拘留过,他一直坚持组织抗议,但也开始和其他活动者一起在安全屋留宿。Hamada的一个兄弟被逮捕之后还没有被释放。在和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Jameh警告,拘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会增加那些要求释放被关押亲属的愤怒群众的数量。在五月晚些时候,Jameh在多条电报里表达了他的愤怒——审讯人员对拘留者施行电击,用烟头烫他们的皮肤,“用残暴的手段打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或者强迫他们坐在汽水瓶上来实施鸡奸。他说,“除非有一份关于该犯人健康状况报告,并包含那些施暴者姓名”,他的监狱会“拒绝收管”被折磨过的受害者。


2011年夏天开始,Jameh的顾虑明显减少了。由CIJA获得的证据显示,Jameh下属的军事情报部门里关押的犯人被用拳头、电缆、棍棒殴打至失去知觉,他们有的骨折、牙齿脱落;他们被塞到汽车轮胎里被殴打至脚开始流血;他们先被泼水,然后电击,直到开始尿血,甚至被打死。Jameh自己也参与了许多类似的审讯。


命令


2011年8月5日的晚上,中央危机管理小组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司令部召开了例行会议。革命开始的五个月后,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了更多的省份。根据CIJA获得的文件,小组把这种情况归结于“危机处理不力”,他们指责 “各安全机构间软弱的协调和合作”。当晚,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计划来针对具体类别的人。


首先,所有安全分部要对抗议组织者和“那些在外媒抹黑叙利亚形象的人”进行日常扫荡。接下来,“一旦每个部门全部清除干净通缉的人”,安全人员将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支持者、附近民兵和社区领袖合作,确保反对派活动者不会卷土重来。最后,他们将“建立省级联合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来自所有负责审问关押者的安全机构。结果“会送达所有安全机构,以便它们能在发现新的需要被起诉的目标时用上”。


该政策成为CIJA在叙利亚政府中针对官员案件的关键。在Barakat从大马士革带出的文件和CIJA自己从全国搜集到的60万份文件中,在欧洲的分析员设法找到了这些从危机管理小组下发命令的多个平行链。国家安全局的局长Hisham Ikhtyar将指令发送到每个省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区域秘书那儿,那些人也是各省份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并追加指令“实施要求你做的事,以尽快终止这场危机”。其他四个安全情报机构——军事情报、空军情报、政治安全和一般情报机构——的领导将指令下达至省级和地区机构的头,这些人再转达给地方安全工作者。危机小组的成员会前往问题省份监督联合调查委员会的成立情况。Wiley说,CIJA很容易就能找到嫌疑对象,因为“他们的名字都在文件上。”


“如果说一个命令下达下去了,但是没有什么人去执行,那就不能告诉我们什么,”Chris Engels对我说,“所以对我们来说,看到这些由指令传达这条线,从下往上反馈的报告是同样重要的。”这就确认了那些类型的人被作为拘留和严刑拷打的目标,而且,在大马士革的领导人是一直知道那些拘留设施中的虐待行为的。Wiley说:“不能控制下属犯罪行为的人将被起诉,指令和监管责任在其中必不可少。”危机小组甚至索要了一份关于所有被关押者的名单。为了取悦他们的长官,有些省级安全机构的成员甚至会采取先行行动。在拉卡找到的一张危机小组指令的复印件上有手写文字:“我们很久之前就做过了。”


在国际法之下,政府有义务调查违反人权的行为。九月份,代尔祖尔地区的公共律师向省长、叙司法部长和该省联合调查委员会主任发送了三封传真——后来都被CIJA调查人员回收了——要求他们停止触犯叙利亚法律。在其中一封传真中,他写道,“被关押者的父母和亲属每天都在询问关于他们儿子、父亲和兄弟的消息。你们应该听听他们要说的话。医院的冰柜里每天都有无名尸体被解体,因为已经在那儿放了太久了。”


关押


Mazen al-Hamada的名字很快出现在了代尔祖尔的逮捕名单上。他的两个兄弟和他老婆的一个兄弟也被通缉。2012年三月的一天,一位医生问Hamada能否帮他把婴儿奶粉偷运给德拉雅的一位女士。那里是大马士革的一个叛乱郊区。Hamada和他的侄子带了五十五包婴儿奶粉,藏在衣服下面,和那位女士约在咖啡馆见面。但是就在Hamada把奶粉交给她的时候,安全局的工作人员铐住了他和他的侄子,用他们的衣服罩住头,塞进了SUV里。“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Hamada说,“一整天,他们都在跟我说,‘我们会处决你’。”


后来他们被扒到只剩内衣裤、殴打,再被扔进了一个十二平方英尺的小牢房,里面还有其他四十个犯人。他们了解到,自己被关在al-Mezzeh军事机场的空军情报机构,这是叙利亚最臭名昭著的拘留设施之一。


两周后,犯人们被转移到了一个四十多英尺长、二十英尺宽的小型飞机库里。那里挤了一百七十个人,他们抱着腿,下巴搁在膝盖上。“你会感到自己在腐烂,”Hamada告诉我,“那里没有空气,没有光。指甲真的很长,也没法剪。所以每次挠自己的时候都会撕裂你的皮肤。”所有犯人都不能洗漱或更换内衣。疥疮等其他皮肤病遍布他们的身体。在叙各地,犯人们通常都喝马桶里的水,死于饥饿、窒息和疾病。“人们疯了,”Hamada说,“他们会丧失记忆,会发疯。”最终,Hamada被送到了一个孤立的囚室,那里还关着另外十个人。


有一天,Hamada被蒙住眼拖到另一个房间进行审讯。他知道的那个名叫Suhail的审讯长首先开始明确Hamada的身份。(有些人被关押和审讯完全是个意外,因为他们的名字和通缉单上的名字相似。)当Suhail问到Hamada在大马士革遇到的其他反对派活动者的信息时,Hamada犹豫了。酷刑开始了。“一开始,他们用香烟,”Hamada说,“把烟蒂压在我的大腿上。”他卷起裤子到膝盖给我看他左腿上的四个圆形伤疤,右腿上还有五个。他的大腿上还有烧伤痕迹。审讯员还向他泼水,然后用电线和警棍电击他。为了停止这场酷刑,Hamada透露了一个已经在戴尔祖尔被杀的朋友的名字。


名字才仅仅是个开始。“你杀了多少个叙利亚阿拉伯军的人?”Suhail问道。Hamada已经供认了组织抗议\上传视频和向外媒传递消息的事。“在那里的挑战就是:怎样去编一个故事说你杀了这些人。”他说。他的手被铐在靠近天花板的水管上。“我的脚离地16英尺,我身体的所有重量都挂在我的手腕上,”他说,“我觉得手铐像是要把我的手锯断了。我这样保持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开始尖叫。因为我一直在叫,他们就往我嘴里塞了一只军靴,说‘咬着这个,你就不会叫了’。”这样折磨方式伴随着各式创意变化,叙利亚的很多安全情报机构都在用。许多被拘留者在被挂起之前,手腕一直被绑在背后;有些被吊了好几天,另有一些则吊到停止呼吸为止。


Suhail的助手告诉Hamada,如果他承认携带武器,他就能被放下来。他拒绝了,然后被打断了四根肋骨。直到他同意自己曾装备了一把狩猎步枪,才被放了下来。但是,为了更好地以恐怖主义的罪名起诉,Suhail还是想套到Hamada持有AK冲锋枪的犯罪供述,但Hamada拒绝了。所以,“他们扒掉了我的内衣,拿过来一根水管钳,”就是那种用来调节水管压力的工具。“他们把钳子夹在我的阴X上,然后逐渐收紧。“Hamada还记得Suhail问他,“你是承认呢,还是我直接把你废了呢?”Hamada最后不得已说他确实拿着一把AK冲锋枪,然后Suhail放开了钳子,问他枪里有多少弹药。“你想让我的枪里有多少子弹?”Hamada问。但Suhail提醒他他要自己认罪。于是Hamada说,“我有五发子弹。”但这还不够,Suhail告诉他,“我需要两个弹仓。”酷刑不断升级,直到Hamada对一切他们问的东西认罪。


​在上百次的目击者采访中,CIJA发现了所有安全机构审讯的固定套路的。所有人都是在危机小组下达政策后被拘留的。除了发现新的目标外,审讯的结果是所有机构共享的。犯人会在非人道的环境下被关上几个月,甚至几年而无需进入司法系统。


刑讯逼供对收集情报没有任何明显的作用,但是却给整个拘留过程提供了一层合法化的外衣。在供认暴力犯罪之后,反政府积极分子会面临重大罪名的起诉,若被定罪,则会被关押多年。因为被关押者往往会被迫承认煽动叛乱或叛国,供词也可以延续确实存在针对叙利亚的巨大阴谋的错觉。


暴力也给许多审讯者造成了伤害。至少在一个案件中,该审讯者祈求那个犯人快点认罪,这样他就可以停止伤害对方了。“他们必须要出来一个结果,”Chris Engels告诉我,“如果他们没干好自己的工作,后果是很严重的,有证据表明做不好会发生什么。”危机小组针对性政策的最后一行写道,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应“定期向国家安全局提供消极怠工的工作人员名单”。其中有些人最后就进了Hamada呆过的监狱。


从首次被严刑拷打算起,数月后,Hamada和侄子Fahad一起在报告上按了指纹。Hamada设想报告里包括了他的认罪书,他不能确定,因为不允许他去读这份报告。有一个十七岁的男孩站在Hamada和他侄子的后面。当守卫得知他来自大马士革郊区Darayya的时候,他们把他撞倒在地。一个人挥舞着焊枪,把那个男孩“从这里烧到这里”,Hamada用手指划过下巴,“然后他把那个男孩转过去,烧了脖子和整个背……他的脸,我意思是,都是火,融化了。”


回想到这件事,Hamada的眼睛逐渐湿润泛红,他的声音颤抖着,绝望地啜泣。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和其他被关在飞机库里的犯人都在试图缓解男孩的伤势,但他还是慢慢死去了。守卫来收尸的时候,Hamada冲他们大吼。作为回应,他们把 Hamada又用手腕挂了几个小时。Hamada告诉我,“你会想要他们杀了你,这样你就不用再忍受这一切了。你已经受够了折磨,你已经受够了每天睡下、醒来、活着。”


601医院


2013年早些时候,经过一年的折磨,Hamada躺在机库的地上,他已经被严刑逼供七八次了。他的眼睛发炎流着脓。腿上的皮肤也生了坏疽。狱警进来的时候,犯人应该是要站着的,但是在那一天,Hamada没有。“我在尿血,”他说。第二天,审讯长进了监狱,告诉Hamada他要被送到601医院去,这是一家在Mt. Mezzeh底部的军事医院,上面就是总统府。审讯长告诉他忘掉自己的名字:“你就是1858。”


Hamada之前听说过601医院。也有其他犯人被送到那里,寥寥无几回来的人警告他说,“那不是医院——是个屠宰场。”无视Hamada的病情,狱警在去医院的路上又打了他。一个人用的是绿色的水管 。在阿拉伯语中,al-akhdar表示一切的绿色物体,因此叙利亚各地的安全人员都戏称这种武器为Lakhdar Brahimi——也是当时联合国驻叙利亚特使的名字。


在医院的走廊里,男女护士都开始用他们的鞋子去踢Hamada,说他是个恐怖分子。等他到病房的时候,他和其他两个犯人被绑在一张床上。一位护士询问了他的状况,然后用棍子打他。同年晚些时候的联合国报告显示,在601医院里“一些医务专业人员加入了虐待被拘留者的行列”。Hamada对这一切难以置信的程度简直跟他痛苦的程度一样多。

有天晚上,Hamada醒来想要上厕所。一个警卫在带他去厕所的过程中一路痛打他,但他一个人走了进去。当Hamada打开第一个隔间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堆被打到青紫的尸体。他在第二个隔间里又发现了两具瘦骨嶙峋、眼睛被挖掉的。水槽里还有另外一具尸体。Hamada惊恐地跑了出来,但卫兵又把他押回去,告诉他,“就在尸体上尿尿。”Hamada做不到,他感到自己已经对现实失控。根据联合国调查,在大马士革的多个安全机构,死亡的被拘留者都被“放在厕所里”。


那天晚上后来,有两个喝醉的军人走进了病房。其中一个人大吼着,“谁想要药?”几个犯人举起了他们的手。医生们还没有给Hamada开任何药——只有一包几乎已经空了的静脉注射液——但是和Hamada睡一张床的已经在病房住了几天的犯人警告他,不要自告奋勇。后来军人们选了一个最渴望的犯人。在这个犯人跪在地上,脸贴着地板的时候,士兵抓起一个尖锐的武器开始戳他的后脑勺的底部,直到从头部切断脊椎。然后,他命令另一个犯人把尸体拖去洗手间。联合国报告称,在601医院里,“很多病人被折磨致死。”那个军人称自己为死神,是死亡天使之后。其他犯人也都回忆说他用各种恐怖的手段谋杀病人。


“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发誓——那时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了,”Hamada告诉我,“我会死在这里。”第二天,Hamada恳求医生把他送回空军情报机构。医生指出,Hamada还没有痊愈。“不不不,我已经完全好了。”Hamada说。第五天,Hamada被送他来的那些卫兵押着,离开了601医院。“你这个畜生,狗娘养的,”他们骂道,“你怎么还不死。”他们一路打回去,到了那又把Hamada手腕吊起来挂了四个小时。


2013年六月,Hamada的案子被转交给司法部门,他本人也被转移到了大马士革的阿德拉监狱,在那里,他提出了要求提供指控罪名证据的申请。(名义上叙利亚的监狱是受司法监督的,安全机构则不在范围内。)书面答复中这样写道,“Hamada因为恐怖主义犯罪被捕,并从2013年6月5日起被剥夺自由。”——恰恰就是指控罪名提出的那天。官方文件上,Hamada在梅泽军事机场的空军情报部门度过的十五个月都被抹去了。


​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叙利亚政府向大马士革人口密集地区发射了携带沙林气体的火箭弹,超过1400人遇难。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应道,“我决定,美国应该对叙利亚政府目标采取军事行动。”此前他曾致力于为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划定“红线”。奥巴马表示最终决定还要等国会批准,但“如果我们眼睁睁看着一个独裁者用化学毒气屠杀数百儿童而不受惩罚,这会给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


该起化学攻击后不久,Hamada和其他的犯人都被转移到了梅泽,没有任何解释。安全工作人员把他们都关在了一个很大的空旷飞机库。至少有一枚沙林毒气弹是从梅泽基地发射的,该地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美军的打击目标。在飞机库里,警卫嘲笑着这些被拘留者,他们说,等到美国轰炸叙利亚的时候,他们都得死。


九月初,美国在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上打了退堂鼓,Hamada又被转回了大马士革的恐怖主义审判法庭,在那里,他的案子最终得到了审判。法官之处,Hamada本人已经供认袭击检查站和杀害士兵的行为。Hamada把他的裤脚卷起来,给法官展示他腿上被香烟烧出来的痕迹。他卷起他的袖子,露出手腕上深紫色的伤疤。他又展示了身体上一条条青紫色的伤痕。类似的情景已经在法庭上出现多次了。每次,法官都会说,“无罪。”


在Hamada被释放之前,他被来自政治安全部门的特工审讯。他们问Hamada两年前参加过的抗议活动。Hamada立刻就认罪了,“是的,我当时参加了那次抗议,我骂总统是个混蛋!”他补充道,“我已经去过地狱了。如果你们想要我认罪的话,我什么都愿意承认。”当特工把他重新带回法庭的时候,法官认出了他,并立即撤销了他的案件。


​Hamada又回到了代尔祖尔,他管那里叫“鬼城”。两年的激烈战斗和空袭已经摧毁了很多建筑物。奥斯曼清真寺的尖顶已经在炮击中被毁。Hamada的两个侄子还被关押在大马士革的空军情报部门,其他的亲人在安全设施中下落不明。

在Hamada被监禁期间,叙利亚革命逐渐发展成了一场宗派战争。贾巴特·努斯拉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力量,成为野蛮程度仅次于伊斯兰国的组织。温和的反对派依旧存在,但大多由腐败的军阀领导,并且很多士兵倒戈去了更有能力的伊斯兰圣战组织。许多曾经为了自由而战的革命者都转变成了极端分子或被杀了。来自伊朗、黎巴嫩、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支持阿萨德的民兵涌入叙利亚。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势力强大。Hamada说,“他们杀掉了所有的媒体和民主斗士,而且每次行刑的方式都有所不同,像是好莱坞电影。”


Hamada逃到了土耳其,乘上了一艘走私者的木筏去往希腊,又经过一千七百英里的路程到了荷兰。Hamada的妹妹战前搬去了那里。当他谈起这一系列旅程的时候,他只耸了耸肩,一句话带过,好像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Hamada对601医院暴行的描述后来通过55,000张照片得到了证实。这些照片是一位化名叫做Caesar的军队警察偷偷走私出来的。战前,Caesar和他的同事一直用照相机记录大马士革牵涉到军方的犯罪场景和交通事故。他把照片上传到政府的电脑上,然后打印出来,贴到死者的官方死亡报告上。但从2011年起,每天都是从安全机构收来的,送到军队医院的尸体。


在601医院,Caesar和他的同事在停尸房和地下车库里为尸体拍照。每具被拍照的尸体都有自己的编号,通常是四位数——Hamada的编号就是1858——编号潦草的写在纸上、胶带上、胸前或是印在额头上。还会有另一个数字表明患者是在哪个情报机构里被杀的。尸体有大约11,000具之多。Caesar和他的同事有时一天就要登记五十多具——有的消瘦,有的伤痕累累,有的已经不完整,还有的遍布烧伤、枪伤、击打伤、勒伤、骨折,甚至已经融化。


根据联合国报告,在Caesar和他的同事完成报告后,医院的医生会在死亡证明上写上“心脏病发作”。尸体会被装到卡车上被运走。极少数情况下,家庭成员能找回尸体,但是报告同时指出,每一具尸体都残留有“难以描述的折磨的痕迹。”报告还指出,“在有些情况下,只有家属签署声明,说死者是死于'恐怖分子'之手,才有权从医院停尸房领回尸体。”


Caesar把U盘藏在袜子里,在2013年8月逃出了叙利亚。直到次年一月,Caesar与国际检察官和法医专家团队会面,这些照片才被公布出来。由于无法把这些被拘留人的姓名和尸体上的编号联系起来,识别死亡人员很困难。许多面孔都被彻底摧毁了,眼睛被挖了出来。叙利亚和Caesar走得近的活动人士在网上发布了几千张照片,让家人搜寻失踪的亲人。这些照片也在难民营里传播。有些家庭发现,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通过贿赂来保证不被虐待的亲人其实早就被害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七百三十名遇难者的身份得到了确定。Hamada也在档案里辨认出了一些他曾经的狱友。


残局


关于Caesar的照片和CIJA的案子,Stephen Rapp告诉我,“当正义之日到来之际,我们手上将掌握比纽伦堡都要多的证据。”Wiley和Engels相信,如果该案走上法庭,CIJA有足够的证据将阿萨德及其同伙违反人权的数项罪名定罪,包括谋杀、虐待和其他不人道行为。


去年,阿萨德在接受《外交事务》 采访的时候,被问关于照片的事情,他回答道,“谁说这是政府做的,而不是反对派做的?谁说这就一定是叙利亚的受害者?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2011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指称,一名叫做哈姆扎·哈特卜的13岁男孩被折磨致死。叙利亚的调查结论是,在男孩死去后不久,一名“法医照相师”就拍摄了尸体的“六张彩色照片”。“我们叫他23号。”叙利亚方面称照片显示“没有任何殴打或虐待痕迹”,而且这个孩子是被炮火杀死,“更可能是和他一起的恐怖分子干的”。报告还称,医生关于该男孩的阴X被割下的报告是“之前检验的误判”。Caesar的报告包括六张哈姆扎·哈特卜的照片。照片上男孩的眼睛肿着,头部因被殴打呈深紫色,阴X也被割下。在每张照片上,都有一张血迹斑斑的便签,上面写着23号。


在针对联合国调查的正式答复中,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写了一封信,引用了叙利亚的宪法和国内法律作为证据,表示对叙利亚“随意关押犯人并施以酷刑”的指控是“不合理的”。这封信还指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犯人是因为和平的示威抗议而被非法逮捕的。如果你的问题是关于那些使用武器或参与恐怖活动危害国家利益的个人,那是另一回事儿。”几个月后,阿萨德告诉芭芭拉·沃尔特斯,叙利亚参加联合国就是“参与一场游戏,并不说明我们就相信这个”。

本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将在日内瓦进行新一轮的谈判,联合国官员将会在拒绝参加面对面协商的代表团之间斡旋。协商开始前,曾经在大马士革的内鬼巴拉卡特告诉我,反对派代表团找他索要之前从阿萨德政府那里偷出来的文件复印件,但是最终他们未能安排取件。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随着叙利亚军队逐渐收回被反对派控制的领地,阿萨德下台的可能性也逐渐降低。叙利亚外长瓦利德·穆阿利姆最近宣称,“我们不会和任何想讨论总统职务的对话。”Wiley和CIJA的工作人员拒绝对叙利亚政权交替做出评论。在结束叙利亚战争的努力中,“我们不会太纠结于政治上的煎熬。”Wiley告诉我,“我们完全有信心——并且我不认为这是盲目自信——我们的工作很快就能在法庭上看见黎明的太阳。”


在荷兰,Hamada参加了一个物理康复课程,治疗他满是伤痕的四肢。Hamada学习了荷兰语,并在公共广场组织反阿萨德的集会抗议,但是参加者不多。他常常想起他的侄子、他的兄弟、他的妹夫,和许多现在仍下落不明的朋友。“他们在哪里?”Hamada哭着说,“他们究竟是死是活?”Hamada在叙利亚的妹妹询问军方是否有相关的死亡证明,但无济于事。“每天都是折磨,”Hamada说,“是苦难。这是苦难。这是死亡。这就是死一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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